2020经济势差与农村劳动力流向调研报告 6页

‎2020经济势差与农村劳动力流向调研报告 ‎　　一、概念说明和理论假设 ‎　　（一）主要概念说明 ‎　　1．小城镇。本文所指的小城镇主要是指建制镇，包括县城所在地的城关镇，不包括非建制的场镇或集镇。‎ ‎　　2．乡镇企业。这里是指乡镇集体、村和村民小组、乡村联户和农户个人投资兴办的各种经济类型的生产经营活动单位，包括虽然领取的是农村个体工商营业执照，但雇工8人以上的企业。‎ ‎　　3．农村剩余劳动力。这里指中国农村中不充分就业的劳动力。本文所指绵阳市农村剩余劳动力是用已经外显的从事非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从业人员来代替，没有包括从事农业生产但利用不充分的隐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 ‎　　4．经济势差。这里是指居民现实或预期的收入差距。城乡势差是指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镇乡势差是指小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 ‎　　（二）理论假设 ‎　　第一，城乡势差与镇乡势差的大小决定农村劳动力的流向。‎ ‎　　第二，农村劳动力流动受制度条件的制约。‎ ‎　　第三，小城镇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机制缺陷的修复必须借助于大中城市的辐射或外资的刺激。‎ ‎　　二、西部内陆小城镇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机制缺陷：‎ ‎　　（一）理论分析 ‎　　在西方的人口流动理论中，刘易斯和托达罗的人口流动模型揭示了发展中国家农村劳动力（人口）流动的机制：农村劳动力“近乎无限供给”，且收入水平低，从而对劳动力产生巨大的外推力；城市预期收入较高，对劳动力产生强大的吸拉力。这两种力量形成的合力可产生出类似于河水流动所仰赖的“势差”，且势差越大，流速越快；没有势差或势差太小，就不能或很难流动。‎ ‎　　在农村的外推力一定的情况下，小城镇要吸纳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必须有比城市更大的吸拉力，形成比城乡之间更大的镇乡势差；如若不然，就只能通过行政的力量，在城乡之间筑起一个制度屏障，人为地阻断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而把他们圈囿在小城镇。‎ ‎　　势差的大小取决于两个因素，即劳动力流动的成本和预期收益。流动成本主要由两部分构成：其一是直接成本，即迁徙费用；其二是机会成本，即劳动力流出所放弃的其它收益。预期收益由两个因素决定：其一是就业概率，其二是预期工资水平。农村劳动力总是选择成本低、预期收益高的地方作为流入地。‎ ‎　　很显然，农村劳动力流入当地小城镇的成本是最低廉的，不仅迁徙费用很低，甚至可能是零成本，而且可以照顾家庭，不耽误农活，机会成本也很低。所以，如果单纯从流动成本方面来看，农村劳动力流向当地小城镇是最经济的。但是，从收益方面来看，由于西部内陆地区的小城镇产业水平低，就业容量很有限，就业岗位远远不能满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要求，就业概率很低，况且即使能够就业，其工资水平也明显低于大中城市。这样，预期收益和预期成本的差值即势差较小。另一方面，农村劳动力流入大中城市，不论是直接成本还是机会成本都可能较高，但大中城市的就业概率和工资水平高于小城镇，城乡势差较大。所以，农村劳动力在选择流入地时，较多地选择大中城市，而不是小城镇。‎ ‎　　（二）绵阳市的实证分析 ‎　　绵阳市位于四川省府成都市东北110公里，幅员面积20249平方公里。根据第一次农业普查资料（数据为1997年1月1日的时点数），绵阳市有建制镇122个，农村住户人口417．6万人，除县城所在地的建制镇外，其余115个建制镇，平均每镇占地面积1．5平方公里，镇区平均人口2997人，其中，非农业人口1677人。‎ ‎　　绵阳市农村住户的从业人员共有298．7万人，他们的从业分布情况是：农业从业人员238．9万人，非农业从业人员59．8万人。在非农从业人员中，在城市从业的有31万人，在农村从业的有28．8万人。在农村的非农从业人员中，压滤机滤布有15．3万人被非农乡镇企业所吸纳，其中，有6．8万人分布在建制镇的乡镇企业，有5．1万人分布在自然村的乡镇企业，有3．4万人分布在非建制的场镇或工矿区等的乡镇企业。‎ ‎　　1．小城镇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纳状况。‎ ‎　　很多学者和决策者都认为，发展小城镇有利于乡镇企业集中，而乡镇企业基本上是以农村劳动力为吸纳对象的（米增渝、邹范鸣，2019），所以，只要小城镇发展起来了，农村剩余劳力就会被其吸纳。但是，只要我们分析一下乡镇企业的分布状况，就会发现，靠乡镇企业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到小城镇是不乐观的。有关调查表明，目前全国乡镇企业仅有7％分布在建制镇（米增渝、邹范鸣，2019），其从业人员只占乡镇企业从业人员的20．8％（江涛，2019）。绵阳市的情况与全国其他省区不完全相同。绵阳市有乡镇企业3072个，其中，有1701个乡镇企业分布在自然村，占乡镇企业总数的55．4％；有1035个乡镇企业分布在小城镇，占乡镇企业总数的33．7％；有36个乡镇企业分布在大中城市，占乡镇企业总数的1．2％；有300个乡镇企业分布在集镇或工矿区，占乡镇企业总数的9．8％。从乡镇企业吸纳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来看，绵阳市本地的乡镇企业只吸纳了15．3万人，占当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25．5％。其中，小城镇的乡镇企业仅吸纳了6．8万人，占农村剩余劳动力的11．3％（占农村全部从业人员的2．27％）；自然村、集镇和工矿区的乡镇企业吸纳了8．5万人，占当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14．2％；绵阳市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51．9％在大中城市就业。‎ ‎　　小城镇是否能够通过集中分散于自然村落和小警镇的乡镇企业而吸纳更多的农村劳动力呢？笔者对绵阳市T镇J村的一个砖厂的调查表明，该砖厂不愿建在更不愿搬迁到镇区的原因主要是：‎ ‎　　第一，镇区的土地占用费较高；‎ ‎　　第二，镇区没有可供掘取的荒地作原料；‎ ‎　　第三，镇区对污染控制较严格；‎ ‎　　第四，镇区的工资成本较高；‎ ‎　　第五，非正规制度的成本较高，人际关系复杂。‎ ‎　　笔者通过对绵阳市其它自然村的乡镇企业的调查还发现，它们不愿搬迁到小城镇的原因还涉及产权分割和归属、搬迁费用等问题。事实上，西部内陆地区分布在自然村和小警镇的乡镇企业，一般都有就地取材（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源）、生产规模小、经营层次低、污染严重等特点，因而，这些乡镇企业最好的生存环境就是自然村和小警镇。如果离开了特定的环境，它们的生存就会受到威胁。J村的砖厂老板就说到，如果该厂建在镇区，仅土地占用费和治污费两项就会置该厂于死地。所以，要把它们集中到小城镇去，困难是非常大的。‎ ‎　　2．镇乡势差和城乡势差分析。‎ ‎　　如果能够缩小城乡势差并扩大镇乡势差，则不仅可以把“盲目”流入大中城市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而且可以把分散在自然村和小警镇的剩余劳动力吸拉到小城镇上来。然而，根据绵阳市城调队提供的资料，从1980年至1998年，城乡势差不论从相对数还是绝对数看都在不断扩大。尽管镇乡势差也再扩大，但毕竟小于城乡势差，所以，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要流向仍然是大中城市。‎ ‎　　如果以绵阳市1997年初小城镇乡镇企业吸纳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占全部剩余劳动力的比重（11．3％）作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小城镇的就业率，以在城市就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占全部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比重（51．9％）作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城市的就业率，并以此分别近似地代表小城镇和城市的就业概率，则会发现转移到小城镇的预期收益（就业概率×工资水平）仅为421．72元（以人均收入代替工资水平计算）。这不仅大大低于转移到大中城市的预期收益2476．67元，而且低于农村的现实收入1824元。即使农村劳动力在小城镇就业的机会成本为零，即每年仍然可以获得农村人均纯收入，1997年转移到小城镇的总预期收益也只有2245．72元；而转移到城市的预期收益既高出农村现实收入652．7元，又高出零机会成本的转移到小城镇的预期收益230．95元。这也许能够解释为什么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选择城市作为流入地，而不选择小城镇作为流入地。‎ ‎　　三、小城镇的区位特征与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相关性分析 ‎　　笔者按距离绵阳市城区距离的远近，将小城镇分为3组：第一组，20公里以内；第二组，20公里至70公里之间；第三组，70公里以外。然后，笔者分别在3组中随机抽出3个小城镇，采用农业普查资料并结合实地调查来分析其区位特征与吸纳劳动力的相关性。‎ ‎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小城镇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有如此之大的差异呢？‎ ‎　　四、小城镇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办的机制缺陷的修复：大中城市的辐射或外资的刺激 ‎　　从全国来看，苏南、珠江三角洲等地区的小城镇发展势头良好，不仅吸纳了大量当地和外地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而且缩小了城乡差别，加快了二元社会的一元化进程。分析其成功的原因，人们不难发现，除原有基础肯好、起步早、得到过政策扶持外，它们更得益于当地大中城市的辐射和外资的刺激。苏南和苏北小城镇发展的历程和现状正好说明这一点。苏南大中城市密集，大中城市通过对周边地区的投资、技术扩张和企业联营，发挥着巨大的辐射效应。苏南不仅受区域内城市的发展带动，而且受上海大工业的强劲辐射；而苏北大城市稀疏，城市的实力薄弱，辐射效应差，滤布这是导致苏南和苏北小城镇发展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刘葆金等，2019）。西部内陆地区小城镇发展水平较低的原因，与苏北的情况有很多相似之处。‎ ‎　　从绵阳市的情况看，绝大多数小城镇建设仍然是政府行为，而非农民自下而上的愿望和自觉的行动。通常的做法是，在政府和地方部门的资助下，先搞好基础设施，再通过优惠的政策吸引农村人口到小城镇居住。这种在政府主导下的小城镇很难形成自己的特色，产业基础十分薄弱，有镇无市的空壳现象比较普遍。2019年初，笔者对绵阳市区附近的3个小城镇进行了调查。W镇是全国小城镇建设示范镇。从外观上看，该镇高楼林立，街道整洁，设施配套；但进一步调查发现，相当一部分楼房是人去楼空，铺面关闭，商业萧条。例如，镇区红极一时的乡镇企业——饲料厂和印刷厂正频临破产；原来有一定优势的农产品集贸市场虽然被修葺一新，但摊位闲置，门可罗雀，全然没有年关的繁华景象。据当地官员说，Y镇是历史悠久的牲畜交易地。据说该镇每逢赶场时，人山人海，水泄不通，但笔者看到的牲畜交易地却是在陈旧的木板房之间的一条狭窄的街道，除街道两边屈指可数的店面外，几乎没有象样的乡镇企业。该镇区人口除政府、医院、学校的工作人员外，多为原来的场镇居民。近几年，该镇镇区几乎没有吸纳农村人口和劳动力，以致于该镇至今没有一个居委会或街道办事处。T镇的农村剩余劳动力1999年前要么到绵阳市区打工，早出晚归作钟摆式流动，要么远走他乡常年在外务工，要么留在本村在城乡之间搞贩运，很少流向镇区就业或定居。1999年以后，绵阳市区向外扩展，T镇镇区被划为经济试验区，这使该镇遇到了一次极好的发展机遇。笔者去该镇调查时看到了对比鲜明的两种景象：老场区冷冷清清，新场区一片繁忙。当该镇官员向笔者介绍情况时，从他的言谈话语中笔者可以感受到，他们对镇区的前景充满了信心。确实，我们没有理由不赞同该镇官员的憧憬，因为试验区建成以后，T镇镇区将与绵阳市区联为一片，届时，T镇将成为“城中镇”。当然，它也就不再具有一般小城镇的代表性了。‎ ‎　　针对同样在距离绵阳市区20公里范围内的永兴镇和塘汛镇在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方面存在的较大差异，笔者于2019年6月对两镇进行了调查研究。笔者发现，城市工业的辐射效应是小城镇发展和吸纳劳动力的关键，城市的辐射效应在点上的表现比在面上的表现更明显。也就是说，小城镇单靠城市的面上的辐射，其发展速度通常较慢；相反，如果城市大工业的触角直接伸向某一小城镇，该镇若能抓住机遇，则可能形成一个经济的生长点，从而会得到快速发展。永兴镇就是这样的例子。20世纪90年代初期，永兴镇的乡镇企业开始与市内几家大型国有企业联姻，生产配套产品。90年代中后期，该镇抓住在绵阳建立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和长虹集团新区建设的机遇，使乡镇企业上规模、上档次，直接为高新区内的企业（包括长虹集团）提供配套生产和服务，镇区的乡镇企业得到了快速发展，同时，也吸纳了较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1997年初，该镇有乡镇企业70个。其中，59个乡镇工业企业吸纳的从业人员占该镇全部乡镇企业从业人员的88．58％；分布在镇区的32个乡镇企业吸纳的从业人员占该镇这59个乡镇企业从业人员的65％。而塘讯镇在1999年以前则没有这样的机遇。1997年初，该镇有16个乡镇企业。其中，有乡镇工业企业14个，这14个企业吸纳的从业人员仅占该镇全部乡镇企业从业人员的38．4％；镇区仅有3个乡镇企业，从业人员仅74人。该镇有一个建筑类乡镇企业，从业人员达1．1万人，占该镇乡镇企业从业人员的60．44％，但该企业并没有建在镇区，而是在绵阳市区，所以，它对镇区的发展和直接带动的作用不明显。‎ ‎　　通过调查笔者还发现，很多学者所认可的小城镇第二产业的发展会带动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从而吸纳较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观点，在绵阳市小城镇的现实中很难得到验证。究其原因，主要是小城镇的规模较小，常住人口少，多数乡镇企业的从业人员是“离土不离乡”、早出晚归的农民，第三产业缺乏服务的对象，故其从业人员的比重很低。像永兴镇这样发展较好的小城镇，其乡镇企业中第三产业的从业人员也仅有79人，占乡镇企业从业人员的1．59％。‎ ‎　　从目前的情况看，由于西部内陆地区发展小城镇的辐射源——城市工业相对落后，辐射力较弱，因此，多数小城镇不能直接得到城市工业的带动，外资刺激的可能性则更小。所以，要修复小城镇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机制缺陷，尚需时日。‎ ‎　　五、结论与思考 ‎　　我们必须承认小城镇建设在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特别是在苏南和珠江三角洲等基础肯好且有外力刺激的地区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那里，小城镇不仅缩小了城乡差别，加快了城市化进程，而且吸纳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但是，那里的成功经验是否适应已经边缘化了的西部内陆地区呢？对此笔者表示怀疑。‎ ‎　　对于广大的西部内陆地区而言，由于大中城市的密度较小，实力相对较弱，而小城镇的数量多，并且很分散，能够直接得到大中城市辐射的小城镇毕竟是极少数，所以，绝大多数小城镇的非农产业（特别是工业）基础是非常薄弱的。正因为如此，缺乏产业支撑的小城镇自然不能很好地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更难吸引农民去定居。‎ ‎　　再则，随着我国户籍制度、人事制度和城市劳动用工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化，限制农村劳动力向大中城市流动的制度屏障正在逐渐消除，从而为农村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创造了更加有利的制度条件。同时，随着农民驱利避害的市场意识的增强，其流向的选择也更加理性。‎ ‎　　然而，笔者的忧虑是，西部很多地方的政府自上而下硬性贯彻的小城镇建设，不仅没有很好地缩小城乡差别（只是缩小了城与镇的差别），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讲，正在城乡之间人为地构筑一道屏障，这道人为的小城镇建设屏障不仅造成了大量的资源浪费，而且阻碍了资源的合理流动，甚至可能延缓西部内陆地区的城市化进程。‎ ‎　　所以，本文认为，西部内陆地区的小城镇建设，必须量力而行，从实际出发，探索新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