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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4-28 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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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蹭蹭“豫章书院“的热度
20xx年10月26日,一篇《中国到底有多少个杨永信》引发了声讨“豫章书院”的舆论战(当然,也有现实行动……);事件却因为11月5日“家长请愿”,发生了局部逆转;11月13日,中国青年报以《豫章书院学生:不能说父母不爱我,只是方式不对》为题发表文章,对事件进行反思,多家媒体加入转载队伍……从一边倒的声讨,到局部逆转,再到各方的反思与理性的回归,这个过程中,有一个基调没有变——体罚学生不合适。
马卡连科在其代表作《教育诗》中,叙述了高尔基教养院的一群流浪儿童,从不遵守纪律的乌合之众,逐渐转变为团结战斗的集体,成为苏维埃新人的故事。在这个过程中,马卡连科作为教养院的负责人,也曾动用过“禁闭室”等工具(当时遭受了苏联许多“教育专家”的诟病)——这算是一种体罚吗?但是从结果来看,似乎并不差。我们可以因此为体罚学生辩护吗?尤其是在面对“问题学生”的时候?
答案是可能是“不能”,因为有人看到贾政打贾宝玉的时候就会泪流满面,更别说打那么可爱的小孩儿了——他们是祖国的花朵,民族的未来,是万万打不得滴。这么说,我也可以理解,但却不能接受这样的逻辑——正是因为他们是祖国的花朵,民族的未来,所以他们必须成长为有理想、有道德、有纪律、有文化的新青年,而不是成为“问题学生”。而现实的问题是,他们很多已经是真正的“问题学生”了;我们暂且不论豫章学院的教学内容与形式,更不讨论它的办学利益链等问题,单就“戒尺”、“龙鞭”等惩戒措施而论,能反映出学院老师的变态与恶毒吗(网上晒出的被打后的照片,确实触目惊心)?能反映出家长对学生的“恨”吗?我想这样的结论也不失偏激。
从教几年的经历,使我以温和宽容而扬名于学校班主任队伍,但面对既不会讲道理也不愿讲道理的学生时,我的怒气也抑制不住地从心里往外喷,尽管我能克制住动手的情绪,却不能否认在某些瞬间有使用武力的冲动——这种冲动往往伴随着深深的无力感与挫败感。因为有些学生(当然还不能被定性为“问题学生”)的确会让人对整个人生、整个教育、整个世界产生无限的怀疑,并且是没有任何希望的怀疑——在这种情况下,诉诸武力或许真是一种最后的挣扎了,也是一种最原始的冲动了;(我绝对没有暴力倾向!)但每次当我从那种愤怒的情境中脱身出来,再以一个旁观者的姿态反思时,又会发现,我的愤怒可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只不过在哪个情境之中,我太投入了——因此,归根到底是因为我的全情投入没有得到应有的反馈,所以才感到愤怒。(但不应该得到应有的反馈吗?)做一个大胆地假设,如果我因为一时愤怒而动手打了学生的手心,学生能体会到我的良苦用心而发愤图强吗?我想产生这种可能的概率在50%以上,但我一直没有尝试过——尽管,我相信学生可以体会到一个全情投入的老师的“恨铁不成钢”,甚至是老师的爱与期待。
“豫章书院”的体罚,或许也有类似的愤怒与冲动,或许没有,因为他们的打法已经制度化了;制度化的东西,人的感性成分在理论上应该慢慢淡化,直至最后消失——什么级别的人可以记什么样的体罚工具,什么级别的人可以实施什么样的惩罚,在“豫章书院”是很清晰明了的。正是因为其已经制度化了,所以实施体罚的老师在实施过程中,可能也只是充当了某种工具而已,他们或许有瞬间的愤怒,但很快就会化为乌有,摇身一变成为一个不再独立情感的惩戒工具,如此他们的惩戒就变成了机械的体罚,甚至是完完全全地暴力施加者,不再有情感全情投入的前提。而整个惩戒过程也就变成了“问题学生”与一种冷冰冰的制度的对抗,学生有获胜的可能吗?任何个人与制度的对抗,几乎都是死路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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