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课讲稿：强化党性观念 反对好人主义 13页

党课讲稿：强化党性观念 反对好人主义 同志们：‎ ‎　　按照《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治能力训练》要求，为切实强化全体党员的党性观念，抓好党员干部队伍的风气建设。根据工作计划安排。今天，我就“强化党性观念，反对好人主义”这一主题与大家作个交流。‎ ‎　　习近平主席深刻指出：“要增强党内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使各种方式的党内生活都有实质性内容，都能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坚决反对党内生活中的自由主义、好人主义。”这一重要论述，立意高远，思想深邃，一针见血。‎ ‎　　自我党创建以来，好人主义在一些党员干部身上一直是存在的，轻则使党员党性观念淡薄，组织纪律涣散、党性原则丧失，重则给党和国家造成重大损失。这与“三严三实”要求是完全相悖的，需要我们清醒认识、大力纠治。这就要求我们要认真贯彻整风精神，全面引领广大党员干部，以更大的决心、更严的纪律、更高的标准、更实的作风，破解根除一切与之相悖的习惯思维和做法，为立起党务工作威信提供力量支撑，为贯彻落实依法从严治党营造良好环境。‎ ‎　　(一)如何来定义“好人主义”‎ ‎　　《辞海》对“好人”的解释是：思想境界高尚、价值取向端正、为人处事公道正派的人。但是如果在“好人”后面加上“主义”两个字，其意思和味道就大相径庭。1937年，毛主席在《反对自由主义》一文中对好人主义做过深刻论述：“因为熟人、同乡、同学、知心朋友、亲爱者、老同事、老部下，明知不对，也不同他们作原则上的争论，任其下去，求得和平和亲热，或者轻描淡写地说一顿，不作彻底解决，保持一团和气。”‎ ‎　　所谓好人主义，顾名思义就是谁也不招、谁也不惹的处世哲学，听起来仿佛是与世无争地生活、本本分分地做人，但其实并非如此，《晏子春秋》上有这样一则故事：历任齐国三公大夫的晏子委派高纠为自己管理家政，三年后高纠被辞退了。身边的人问晏子：“高纠为你做事整整三年，你不仅不提拔他，反而把他赶走，他有什么过错呢?”晏子说：“我出身卑微，如果身边没有人随时替我指出缺点错误，我在礼仪廉耻方面将存在许多毛病。‎ ‎　　现在高纠已经跟随我三年时间，却从未曾辅正我的缺陷，留他在身边有什么用呢?”可见，好人主义是对错误思想和行为的容忍，它麻痹人的真假、善恶、美丑之心，目的是讨好卖乖，说到底就是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在作怪，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歹人主义。‎ ‎　　(二)“好人主义”在我们党内的主要表现 ‎　　如今，好人主义在我们党内还有一定市场，主要表现有：‎ ‎　　一是在民主决策上。在发扬民主上搞授意、走形式，不愿意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遇到问题习惯性地绕道走，甚至把矛盾上交，不主动担当，怕得罪了上级、怕给自己增添麻烦。我们有些同志在组织民主测评和问卷调查时，把优秀票数一勾到底，并且只讲好的方面从不说存在问题。在机关，我们一些干部不愿向党委反映问题，也不敢提意见，宁可自己挨说也不想得罪别人，甘当“老好人”。‎ ‎　　在基层，一些单位的党员骨干不敢向主官提关于建设发展的问题，怕得罪领导后被“穿小鞋”、怕影响进步，觉得单位建设好坏是主官的，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明哲保身”的思想比较严重。这样的结果是导致民主作用发挥不出来，对单位建设和党员干部自身有没有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不能让上级及时发现单位和个人存在的问题，最终导致“脓包”越积越大，小问题衍变成大隐患。‎ ‎　　二是在开展批评上。奉行“讨好一个人修了一条路，得罪一个人垒了一堵墙”的处世信条，一味追求内部和谐，对问题见惯不怪，对有问题的同志见错不纠，不愿过于较真碰硬。在机关，部门领导和机关处(科)长对下属的要求还不够严格，导致个别的业务处(科)室在完成工作上比较拖拉，重视程度不够和低标准的现象多次出现，有时需要经过一再询问和推进才能完成。‎ ‎　　个别机关干部发现周边同志工作作风懒散、党员形象不好时，非但不及时指正和拉袖子，还随之附和，“好人”形象尽显。在基层，“好人主义”在主官身上显现得也比较明显，一些党员骨干对待机关 要求的工作都是置之不理，采取软抵抗甚至直接顶撞的行为，究其原因就是我们的主官奉行的是“以利相交”的处世原则，而不是利用组织手段管理党员干部，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搞照顾搞变通，对于其所犯错误也是包着护着、降低处理程度，该处理的只是批评教育、该严肃批评的只是背后提醒、该及时指正的变成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最终导致一些党员的小毛病衍变成了大问题。‎ ‎　　三是在工作指导上。组织检查搞照顾，发现问题隐情不报，讲评问题缺少针对性;机关干部不敢“唱黑脸”，下基层检查怕发现问题得罪单位领导、汇报问题多了影响自己。我们有的机关干部到基层蹲点和检查时，就喜欢当“老好人”，向领导汇报单位建设存在问题时只说一半，避重就轻，而当我们亲自去检查时，却发现单位建设漏洞百出，滑坡明显，“好人”让你当了，“人情”让你攒下了，但你却忘记了自身的职责，背弃了单位党委对你的信任，影响了领导对单位建设形势的判断，如果这种“好人主义”在单位盛行起来，我们还何谈“三个确保”，更不要谈争创先进单位了。‎ ‎　　四是在落实规定上。有法不依，明知不合理也抱着侥幸心理去干。我们有的干部在内部关系上多次摔跟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支部成员特别是支部书记放弃组织原则，不吭声、不提醒、不拉袖子，盲目追求“班子团结”，最终“好人主义”变成了害人主义。‎ ‎　　执法不严，搞选择性执法，不能一视同仁。我们的基层主官对于老党员管理“失之以宽、失之以软”，用交朋友、给好处、搞照顾代 替管理教育，老党员不上岗，应知应会掌握不好，作风不严谨的现象在每个单位都有所显现。违法不究，明知违法违规也不加以处理，袒护纵容。XXXXXX的问题，所在单位党支部之前都有所掌握，就是心存顾虑，不按规定处理，遮遮掩掩，给单位建设埋下了严重的隐患，好在问题暴露还算及时，如果任由发展下去，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　　(三)“好人主义”产生的原因及危害 ‎　　分析存在以上现象的原因，不外乎有三种：‎ ‎　　一是麻木的好人主义。缺少原则和立场，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甚至不分是非，放纵不良风气。这些人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骑墙派”，他们不讲是非，只讲世故;不讲有为，只求无过;不讲批评，只讲和气;不讲指责，只讲诿过，甘当墙头草，风吹两边倒。重庆市巴南区建设委员会原党组成员黄云华在落马后曾表示：“那时候我身上的一些问题很明显，可大家都熟视无睹。‎ ‎　　我经常开着一个老板的车，很多人都知道这件事，可没有一位同事问过我，提醒一下我，我多么希望那个时候单位的同志们提醒我、民主生活会帮帮我。”正是这种对待同志麻木不仁的“好人主义”，使黄云华没能及时“勒马”，最终越陷越深，变得狂妄胆大，从山区走出来的农娃娃变成了被判处有期徒刑9年的阶下囚。‎ ‎　　二是被迫的好人主义。就是向问题妥协，不敢直面，更不敢碰硬，缺乏应有的正气和担当。1942年2月至1945年4月，在我们共产党 内组织的“延安整风”运动,就是一次提高党组织战斗力的成功实践，因为它创造性地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武器解决党内矛盾，及时对当时王明提出的一系列“右倾”错误思想和指示进行了纠正，使全党确立了一条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也使全党达到了空前团结。‎ ‎　　而当时王明的职务和地位都要高于毛泽东，并且王明有“共产国际”撑腰，如果当时毛泽东等党内同志不敢碰硬、不及时提出反对意见，那么后果将非常严重。时下我们有的党员干部认为，凡是职务比自己高、权力比自己大的人说的都是对的，眼睛只往上看，一味顺着上级意志行事，“领导怎么说，我就怎么干”。‎ ‎　　诚然，我们党有统一的纪律和规矩，“下级服从上级”就是其中的一条。正是这种“唯上论”思想的固化，导致了个别党员缺少勇气和担当，产生了对上的“好人主义”。其实敢于针锋相对，说出自己立场才是党员干部的职责但当，彭德怀也曾讲过：“一个负责的干部，在重大问题上必须表明自己的真实观点，这才叫负责”。‎ ‎　　三是自觉的好人主义。就是从个人利益出发，凡事利为先，甚至不惜牺牲单位建设和集体利益。国学大师南怀瑾说过：人生有三个基本错误是不能犯的，一是德薄而位尊、二是智小而谋大、三是力小而任重。其中第一条启示我们要把“德”的考察放在首位、抓细抓实。‎ ‎　　十九大以来落马的20多名“老虎”，他们都属于“德薄而位尊”‎ 的典型例子。我们党员大多数都在重要的岗位任职，都是单位经过考察后信任、放心的，那么我们如果是非不分、无原则、无立场，一味奉行“好人主义”，就是在辜负组织的信任、是对自己的“德”不负责任。‎ ‎　　好人主义说到底就是不讲党性、不讲原则的代名词，既损害党员领导干部形象，又违背“三严三实”要求。好人主义伤害的是好人，扰乱的是思想，削弱的是党性，影响的是单位建设大局。没有党性观念、不讲党性原则的好人主义，是败坏单位风气的“毒瘤”，是制约单位建设发展的“绊脚石”，我们必须拿出捍卫党性的勇气、维护原则的霸气、整改纠治的锐气，坚决摒弃好人主义。要胸怀忠诚、头顶党性、肩扛原则，匡正风气，体现一名党员干部的正气，带出单位虎虎生威的士气。‎ ‎　　二、讲一讲，对于纠治“好人主义”，我们该怎么做 ‎　　一是从组织内部原则思考，要把讲党性突出出来。不断用理论武装自己的头脑，要善于从习近平主席关于从严治党、依法治国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特别是在落实“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过程当中，感悟习近平主席在党言党、在党忧党、在党为党的崇高政治品质，感悟对全体党员的殷切期望和教诲，感悟新常态对党员干部的严要求和新标准，自觉站在对党的事业负责的高度，强化党性观念，践行党性要求。‎ ‎　　1976年10月，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之后，华国锋担任党政军最高领导职务。由于华国锋没有自己的理论体系，又想确保自己的“正统地位”以及获得“群众”基础，因此他借当时全国上下仍有部分“左”的思想和一些党内人士对与毛主席过分的崇拜，继续坚持“文化大革命”这个理论路线，并提出了“两个凡是”的思想(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必须拥护，凡是毛主席指出的，我们要始终不渝遵循”)，‎ ‎　　但当时尚处于低谷中的邓小平同志坚决的提出了反对，并郑重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并最终得到了党内人士的认可，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而确保了祖国在发展中保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由此可见，坚持组织原则，讲党性的重要性。‎ ‎　　习近平主席指出：“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基础。党要管党，首先要从党内政治生活管起;从严治党，首先要从党内政治生活严起。”因此我们首要的是转变观念。扎实开好民主生活会，特别是在开展对照检查和批评与自我批评时，‎ ‎　　要自觉纠正把党内积极的思想斗争看成是内耗、看作是班子不团结，甚至是争名利、争地位的思想偏差，敢于“真刀真枪”剖析自己、帮助同志，切实解决批评难、难批评的问题，真正做到“关起门来各抒己见，打开门来一个声音”。延安整风运动为什么取得那么好的效果?毛主席有一个分析，就是因为开展了正确而不是歪曲的、认真而 不是敷衍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切实增强了组织生活的原则性。‎ ‎　　克服“好人主义”，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确实需要党性和勇气。在下步工作中，党委常委会深入各单位党支部参加党支部会议，切实发挥监督促进的作用，坚决祛除“只表扬不批评”、“只说建议不说意见”的好人主义。最终让愿意批评、敢于批评者得到褒奖，让压制批评甚至打击报复者受到处理，让不敢批评、不愿批评的好好先生受到惩戒。‎ ‎　　二是从同志同志互相帮助思考，要把讲德性突出出来。“观于明镜，则瑕疵不滞于躯;听于直言，则过行不累乎身”，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进一步强调“严肃认真提意见，满腔热情帮同志”，“坚决反对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知不对、少说为佳的庸俗哲学和好人主义”。‎ ‎　　不断加强思想改造，始终保持一身正气，光明磊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敢于同危害单位建设和集体利益的好人主义作斗争，敢于纠正身边同志发生的错误，切实端正对待批评的态度。要努力培育坚持原则、敢于碰硬、勇于担当、较真务实、仗义执言的政治品质，自觉摒弃精于算计、八面玲珑的滑头心态，摒弃说功实、做功虚的漂浮作风，摒弃不讲原则，只讲人情的不良风气。‎ ‎　　并且我们各级支部要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要用好选人用人考德这根杠杆”的指示精神，切实树起以德为先的导向。要培养自身 ‎“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坚持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不随意夸大成绩、不搞变通和人情关系、不玩虚的假的。要保持良好的官德人品，不为蝇头小利所动，不为庸俗关系所扰。‎ ‎　　三是从单位发展建设思考，要把讲大局突出出来。讲大局就是要以大局为重，敢于拿起批评的武器，勇于纠治影响单位建设的问题现象。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我们党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改进作风的有效途径，也是党员坚持党性原则的重要体现。好人主义把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利器”变成“钝器”，将批评别人看成“不给面子”，将别人批评当作“结下梁子”，从而导致“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药性失效。‎ ‎　　以大局为重关键还要摒弃“私心杂念”。给大家讲两个例子：①习近平主席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讲到作风建设时，引用“莫用三爷，废职亡家”来告诫党员领导干部要摒弃私心杂念。其中“莫用三爷，废职亡家”是清朝官场上流行的一句劝进之言。“三爷”即“子为少爷，婿为姑爷，妻兄为舅爷”。整句意思是为官不要一味任用至亲，否则会遭废职亡家的下场。‎ ‎　　这句话对于我们党员干部有很大警示，如果我们心中充满私心杂念，心里的防线就会崩塌，没有了自身的正气和原则，也就会对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好人主义”见惯不怪，甚至是自己也逐渐滑向违纪违法的深渊。②新中国成立后，刘伯承任南京市首任市委书记、市长和军管会主任。然而在刘伯承家的电话间里贴着一张告示：“儿女们，‎ 这些电话是党和国家供你爸爸办公的。‎ ‎　　你们私事绝对不许用这些电话。假公济私是国民党的作风，不许带到我们家里来。”可见刘伯承同志具有非常高的党性觉悟，也正是他这种官职再高也从不谋取私利的党性，才使他成为百姓爱戴的南京市长;正是无数个像他一样无私心杂念的党员干部，才成就了我们党的光辉伟业。‎ ‎　　在实现“争创先进单位”目标的道路上，我们每名同志在自己的岗位上都是主角。“单位好、单位好，大家才会好”，因此我们要善于从全局高度、用长远眼光观察形势、分析问题，自觉的在推进单位不断建设的前提下做好本职改正，祛除好人主义。送大家一句名言：“淡泊名利，清风拂袖身自正;曲直分明，正气在胸威自成。”‎ ‎　　四是从对本职工作负责的角度思考，要把讲责任突出出来。我们各级党员干部是抓好各项工作的领头雁，是单位优良风气的积极推动者，身上肩负着巨大的责任，因此更要带头反对“好人主义”。努力做到“三不怕”：一是不怕别人说“太清高”。在思想上顶得住歪理，作风上耐得住艰苦，生活上抗得住诱惑，行为上管得住小节。‎ ‎　　二是不怕别人说“太认真”。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就是要跟理不跟人、从道不从上，敢于说真话、道真情、讲真理，以真理和人格的力量，说能干的，干能说的。要以坚守原则为党性，敢于担当为己任，在整治问题、打击歪风中站一线、把好关。要以共产党人的品质、‎ 党员干部负责的精神，为了单位全面建设，不怕得罪人，不怕丢选票，不搞无原则的迁就照顾，营造干事创业的良好氛围。‎ ‎　　三是不怕别人说“太老实”。要坚持实事求是，公是公、私是私，一是一、二是二，钉是钉、铆是铆，是非曲直、好坏对错分的清清楚楚。要坚持客观公正，敢于把那些溜须拍马、实绩平平、表里不一的人拉下来，把善谋打仗、品行优秀、真抓实干的人才推上去。‎ ‎　　同志们，好人主义是一种讲私情而不讲党性、讲关系而不讲原则的庸俗作风，是对同志同志的不负责任，对党的事业的危害不可低估。最后我想与大家共同分享一个鉴别和克服好人主义的方法，就是“六问”，一问对党忠诚有没有不纯?我们讲对党忠诚，落实到行动中就是对党的各级组织忠诚、服从各级组织的命令，如果我们对待同志和工作犯“好人主义”，那还能说是对党忠诚吗?‎ ‎　　二问党性原则有没有弱化?共产党人最讲究的就是实事求是，而“好人主义”跟习近平主席所讲的“三严三实”是背道而驰的，如果我们不说真话、不道实情，那还能说是党性原则强吗?三问道德操守有没有滑坡?我们说做真事、讲真话体现一个人了道德水准，诚恳的批评帮助同志也是我们党员干部应有的人品和官德，如果我们犯了“好人主义”，我想我们的道德操守也是打了“折扣”。‎ ‎　　四问为官用权有没有秉公?如果我们奉行好人主义，对待问题错误和歪风邪气不能坚持立场、亮明观点，履行不了自己的职责，同时 就是对待另一些坚持标准、坚持原则的同志不公平，那我们还算是秉公用权吗?五问政绩取向有没有端正?如果我们对待抛头露面的工作贴得紧、跑得快、干得多，幕后工作交给别人干;‎ ‎　　对能“上位”当官的贴得紧、跑得快，需要上去“担当”的交给别人，那么我们的政绩取向算端正吗?六问责任担当有没有丢失?我们各级都被赋予相应的责任，如果不能很好的尽这个责任，为了保底、保“乌纱帽”，怕得罪人、怕丢票数，那么最后也一定会影响你的官声和在领导及群众心中的形象，也就是没有很好的履行自己的职责。‎ ‎　　同志们，党的作风建设是一项长期而重要的政治任务，只有我们党员干部都站在讲大局的政治高度，不断强化党性观念，带头反对好人主义，才能为单位的建设奠定坚实的思想、组织、能力、作风和群众基础，并以此推动我们单位全面建设更加科学、持续、平稳、协调、良性的向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