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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五四运动领导权问题前言：关于五四运动领导权问题，历史界的学者们已经研究已久，1919年的5月4日爆发的青年学生爱国运动成为了新旧民主主义的转折点，这是任谁都未曾想到的，这样的一个运动，其前奏必定是值得研究的，那么他的领导人以及领导权归属更是让人久久不能放手。关键字：五四运动领导权1919正如一道佳肴，只要其味纯正、健康鲜美，无论何时品尝，都会给人带来精神与思想上的享受。“五四”这道美味，无论何时品茗，藏在心中深处的灵魂总会得到升华；正如“一千个读者，就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不同的人看待五四运动，其感受想法也是各不相同的。在现代的史学界，对于五四的研究可谓数不胜数，其中关于“谁领导了五四运动”亦或是“五四运动领导权属于谁”的问题更是争论不休。有的说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有的认为是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领导的，更有人认为是革命知识分子（包括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和革命的小资产阶级领导的，等等。在我看来，如何看待五四运动的领导权问题的关键在于五四事件发生前，即五四运动前期社会上的活跃思想的传播者，以及五四事件爆发的社会环境，及五四事件的参与者。在讨论这些要素之前，需要明确的一点是，我所谈论的范围将在五四运动前期，五四运动与五四事件一般现在是分开而言的。以五四事件为划分点，可以将其前面称为五四前期，其后则可谓是五四后期的运动。要探讨五四运动领导权，出要讨论三要素之外需要弄清楚的一点是前期的五四运动是一场思想上的“运动”。五四运动前期只是一种思想上的强烈的爱国运动，并无任何的政治色彩，这在五四事件中亦可得到证明。在很多书中都有提到，五四运动只是北京的大学生，尤其是北大学生（当时流行的口碑：“罢不罢，看北大；北大要罢，不罢也罢；北大不罢，罢也无从罢”就是北大中心地位的最好诠释）的自发行动。既无党派的插手，也无政府背景。罗家伦日后更是坚定地说：“五四运动的时候，可以说没有一个人是有政治色彩或是有政治目的在活动的。当时只是纯粹的青年血气冲击。”罗家伦《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百年国土》第1册第71页而至于后来有各种政治成分渗入，尤其是学生日后进入各种党派，则又是另外一码事，我们不能将历史倒装了。一、反推五四事件：谁直接酿造了五四事件要想看五四运动的领导者是谁，那么最好的方法似乎应该是运用反推法，从五四事件推论而上，即应当知晓1919年5月4日的运动是如何酝酿而成的，是怎样的一个群体在参与、组织抑或领导。\n无疑，引起运动爆发的导火线显然是巴黎和会上关于山东问题谈判的失败。在1919年5月1日，英国代表以和会所定解决山东问题办法通知中国代表，这也预示着中国在山东问题上的交涉完全失败。而当这噩耗传来时，我们的国民们都有怎样的反应呢？1、最先行动的是以梁启超为首的一班研究系人士，他在获悉交涉失败的消息后，驰电国民外交协会，说：“对德国事，闻将以青岛直接交还，因日使力争，结果英、法为所动，吾若认此，不啻加绳自缚，请警告政府及国民严责各全权，万勿署名，以示决心。”《晨报》1919年5月2日2、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人也纷纷作出相应。3、北大的学生则不像师辈们还在书斋中疾书反抗，当国民外交协会决定5月7日召开国民大会时，学生们马上决定参加，他们当时已然决定走上街头洒下一腔热血。4、5月3日，愤怒的北京各个阶层们都举行各种各样的集会，讨论怎样抗议列强对山东问题的无理决定。《彷徨与顿悟——九一九年实录》5、北大的青年们得到消息后，在2号下午，参加《国民》杂志社会议的学生代表便在北京大学西斋饭厅召开紧急会议。5月3日晚，在北河沿北京大学法科大礼堂召开了全体学生大会，当夜更是有13所学校的1000多名学生涌入北大法学院大礼堂参加会议。6、在蔡元培时代，北大有众多学生团体，其中直接影响五四事件的是《新潮》和《国民》。罗家伦后来自豪地说：“这两个杂志，所以也可以说是五四运动地基础。”石忠扬，《五四三人行—一个时代的路标》陕西出版集团，陕西人民出版社7、北京高等师范地部分同学也在操场角落的一间屋子里秘密集会，与会者均是“工学会”的成员。工学会同国民社是一样的，也是在1918年5月的请愿斗争失败后成立的，但它只在校内活动。上述如此之多的成员，小至学生、大至国家办公人员的反应无一例外都是冒着一股劲想要争取到山东，保护主权独立。这一股满腔的爱国热忱愈演愈烈，终究酿成了五四事件。二、反推爱国学生的行为：谁引导着他们，传播着思想一般而言，研究一个人的性格的形成，需要两方面，即其自身的天赋与外界环境的后天作用。那么，既已谈到青年学生的爱国行为，我们不难肯定的是他们自身思想本来就活跃，第二要素既是后天在北大受到极大的熏陶，在如此有着众多名师的地方、又受当时思想界的影响，不干一场，我也觉得枉为北大人。那么，作为促成五四的间接因素，当时的北大又是怎样的盛况呢？人才济济，百家争鸣。为何会有如此情景，应该说是蔡老师先生的功劳。在《重返五四现场》的“向北京大学集合”一章中，谈及蔡元培入主北大一事中，说了这样一段话：“1916年的段祺瑞内阁，内政毫无建树，外交亦乏善可陈，但却做了一件对1919年影响至巨的事情，就是邀请蔡元培出任北大学校校长。”足可见，蔡元培对于五四的影响在其担任北大校长期间是十分大的。怀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n的想法，蔡先生于1916年进北京。在他就职后，他的第一步就是要改变学生的观念，他向全体学生提出了三项要求，一曰抱定宗旨，二曰砥砺德行，三曰敬爱师友。其后，他向医专校长汤尔和了解了北大情形，汤尔和建议其可向沈尹默问文科预科的情形，可向夏浮筠问理工科的情形。他更建议文科学长可请陈独秀担任。沈尹默是北大老资格的教授，当蔡元培向他请教时，他提出了三点意见：一是北大经费要有保障。二是北大章程上规定教师组织评议会，而教育部始终不许成立。一定要争取成立，把大权交给教授，教授治校，这样即使校长走了，学校也不会乱。三是规定每隔一定年限，派教员和学生到外国留学。沈尹默，《我和北大》，《文史资料》选辑第61辑，1974年出版。在这三条中，蔡元培对于第二条尤为重视。正所谓“兴化政治，必候得人”，而教授治校，就必得有一批好教授。此时开始，蔡也不停地招揽一些积学而热心的名流学者到北大，以扭转颓败的校风。而北大也凭借着聚集在北大的一批文化精英，注入了强大的生命力，渐渐回黄转绿，焕发出勃勃的生机。在很久以后，北大教授马裕藻的公子在一篇怀念文章中写道：蔡元培没有错，陈独秀一任北大文科学长，很快把全国杰出文科人才集中于北大，当时文科是人才济济、教授成堆：国文教授：马幼渔（兼主任）、沈尹默、沈兼士、钱玄同、林损、黄节、单丕、吴虞、刘文典、吴梅、刘半农、张定璜、周作人、沈士远。史学系教授：朱系祖（兼主任）、马衡、陈汉章、崔述、张尔田。哲学系教授：陈大齐（兼主任）、胡适、马叙伦、徐炳2、樊际昌、张竞生。英文系教授：胡适（兼主任）、陈源、温源宁、林语堂、张欣海、关应麟、徐志摩。法文系教授：李景忠（兼主任）、宋春舫、贺之才、李宗侗、铎尔孟（d'Hormon)。德文系教授：杨震文（兼主任）、Hundhouse。俄文系教授：顾孟余（兼主任）、伊凤阁（Ivanov)。东方语文系教授：周作人（兼主任）、张定璜、徐祖正。教育系教授：高仁山（兼主任）、樊标昌、蒋梦麟。政治系教授：陈启修（兼主任）、陶履恭、李大钊、高一涵、周览、张慰慈。经济系教授：顾孟余（兼主任）、王建祖、马寅初、罗惠桥、皮宗石、余文灿。以陈独秀为文科学长的北大文科系（当初“系”称“门”，如“国学门”、“哲学门”等）包括文史哲、东西方语言学等各系（门）教授多达五六十人，如此雄厚的教授队伍成为北大独树一帜的风景线。马泰《永远的北大人》，《我的父辈与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说这些人都是受陈独秀的吸引而来，不免有些夸大，其中有不少在陈独秀之前便已经在北大执教了。应该说的是很多人是冲着蔡元培去的，而不是陈独秀。甚至于陈独秀，虽不是冲着蔡元培去的，但也算是因为蔡元培而今的北大。这些教授组成的庞大队伍可以说是让人难以想象的，若不是蔡先生，他们大多数应该没有机会聚在一起教育学生，传播思想。\n为了使北大真正地成为培养人才之地，蔡元培先生想尽方法邀请各路名师。对于确有真才实学的学者，虽政治观点顽固守旧，蔡先生仍聘请他们，但不允许他们在讲课中宣扬反动的政治观点。而对于人才更是不会错过，梁漱溟是一个中学毕业的青年，蔡先生见到他写的一篇关于佛教哲学的文章《究元决疑论》，认为是一家之言，就请他到北大讲授印度哲学。北大还聘请了美国地质学教授葛利普等，并邀请著名学者英国哲学家罗素、美国教育家杜威，法国数学家班乐卫等来校讲学。蔡先生还作了许多努力邀请爱因斯坦和居里夫人来华讲学，但未实现。与此同时，蔡先生也注重教授队伍的“清理”，北大原有的几位外国教师，多数是各国公使馆介绍来的。学问未必好，作风也比较傲慢。北大便按合同规定的条件辞退几人。有一法国教员要控告校长，一英国教员通过英国驻华公使来和校长谈判，外交部也来劝说，但蔡先生坚持原则，不改变原来的决定。正因为蔡元培为北大做出的这些努力，造就了一个充满新思想的北大，活跃的气氛为五四创造了条件。除了蔡先生在构建北大新思想的过程中的作用，陈独秀、胡适都是不得不提的人物，他们也深深地影响着一批学子，引导着他们用心去改革运动。陈独秀最大的骄傲应该是《新青年》的创办，而这本杂志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更是立过汗马功劳。陈独秀到了北大后，以《新青年》为依托，放手招募新派教授，为北大文科建设引进了丰厚的学术资源。例如，李大钊是陈独秀1914年在日本协助章士钊编辑《甲寅》时结识的老朋友，也是《新青年》的重要作者。而刘半农更被鲁迅称之为“是《新青年》里的一个战士”说他“活泼、勇敢，很打了几次仗”。鲁迅，《忆刘半农君》，《鲁迅论文学与艺术》第71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7月版陈独秀与他的《新青年》为北大招募来的天下各路豪杰，令北大文科几乎彻底改观，其功不可谓不巨。正如《五四三人行》中的那句“试问如果抽掉《新青年》派新锐教授，老北大还有什么人文风光可言？”北大的学生们又如何在思想上迅速彻底的认识？人们常说“北大的三只兔子”，其实这“三只兔子”是治理早期北大的三大台柱子。他们是谁呢？蔡元培、陈独秀和胡适之三人。因为这三个人都是属兔的。因而谈了前两人，胡适就不得不提。胡适在国内名声大振，应该归功于《新青年》杂志。1917年1月，他在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倡白话文，在国内名声大振。而在他担任北大教授后，更是不负当时推荐他的陈以及重视他的蔡元培之期望，他一到北大，便作了《大学与中国高等学问之关系》，并创办中国第一个哲学研究所，很快成为北大最年轻最有名望的教授。他对北大的建树还不止这些。特别是其主张白话文更是在学生中有大的影响。二、反推名师集结：得天独厚的北大校园叙述如此多的背景后，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否可以归纳为这些：北大集结了当时最有名望的学者，给北大学生以及附近的师生都带来非凡的影响，为五四事件的爆发培养了一批知识分子。蔡元培、陈独秀、胡适，他们三人在北大的建树，以及对于五四运动的间接影响都是极大的，而以他们为代表的这批知识分子更是在无形之中领导了五四运动。因此，针对五四运动领导权问题，我的观点是五四运动的领导权属于当时的知识分子阶层。即包括主要的成员——学生（北大学生只是其中的代表，还包括各地的大学生），以及当时的以蔡元培、陈独秀、胡适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们。从五四事件反推五四整场运动的领导权问题，主要是针对前期的思想而言，而对于后期与政治相关的问题，我想应当另当别论吧。\n参考文献：[1]叶曙明，《重返五四现场——1919，一个国家的青春记忆》，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9.4.[2]张同乐，《彷徨与顿悟——一九一九年实录》，河北大学出版社，1999.3.[3]周策纵，《五四运动史》，岳麓书社[4]石钟扬，《五四三人行，一个时代的路标》，2010.7.[5]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江苏人民出版社[6]董德福、史云波，《回首五四——百年中共思潮和人物》[7]罗家伦《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百年国土》第1册第71页[8]《晨报》1919年5月2日[9]《彷徨与顿悟——九一九年实录》[10]石忠扬，《五四三人行—一个时代的路标》陕西出版集团，陕西人民出版社[11]沈尹默，《我和北大》，《文史资料》选辑，1974年出版。[12]马泰《永远的北大人》，《我的父辈与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13]鲁迅，《忆刘半农君》，《鲁迅论文学与艺术》，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