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苏联大清洗运动与中国文革之比较研究 9页

（转帖）前苏联大清洗运动与中国文革之比较研究  2010-02-2010:37:22|  分类： 自由思想|举报|字号 订阅   独孤至秦 【摘  要】本文的中心内容是对前苏联的大清洗与中国的文革两场运动的起因、做法、结果进行比较，从宽广的角度总结了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的经验与教训，从而为社会主义的健康发展提供有利的借鉴。从起因、做法及危害教训来看，两者有相同之处，但“文革”又有着自己的个性。就比较类型而言，两者都发生在社会主义国家而非其他国家，两者都是历史性的悲剧，这构成了历史类型的比较；就比较形式而言，两者都发生在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以后不久，对它们进行比较构成了历时性比较。因此，从类型和形式来看，对大清洗和文革进行比较是可行的。本文沿用传统提法，将大清洗运动定于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关键词】大清洗；文革；比较一、“大清洗”与“文革”的起因对于这两场史无前例的运动，笔者认为有着相同的原因，即它们都是在本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不久，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历史性悲剧。具体的讲，有着相似的复杂的个人因素和历史原因。（一）斯大林和毛泽东的错误是两场运动发动的直接原因。根据现有资料，我们可以看到，大清洗运动的理论根据是斯大林提出的社会主义阶级斗争不断尖锐化的观点。[1]早在20世纪20年代，他领导联共（布）中央同党内反对派的斗争中和开展社会主义改造的斗争中，就提出了阶级斗争尖锐化的问题。1928年7月，斯大林在中央全会上指出：“向社会主义的前进不能不引起剥削分子对这种前进的反抗，而剥削分子的反抗不能不引起阶级斗争的必然的尖锐化。”[2]30年代，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斯大林不仅没\n有放弃这一观点，反而进一步强化它。[3]斯大林认为“苏维埃国家威力的增长，一定会使垂死阶级的最后残余的抵抗加强起来”，同时他第一次错误的把党内反对派分子归入这类残余。[4]大清洗前，斯大林反复强调这一观点。起初，这一观点并未在党内占统治地位，但它以1934年12月1日基洛夫遇刺事件为契机而成为大清洗运动的指导思想。“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依据是毛泽东提出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和“中央出修正主义”的观点。“文革”是这一错误观点发展的必然结果。早在1957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指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仍然是我国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从而对中共八大的正确方针作了根本性的改变；1958年11月，他在武昌会议上提出了思想上与政治上的地主、资产阶级仍然存在的论断；[5]1959年，庐山会议上，毛泽东第一次将阶级斗争引入党内，认为“庐山上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6]毛泽东这一观点，虽然也受到了党内一些领导的抵制，但到了“文革”时，终究又形成了作为“文化大革命”指导思想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并以《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为导火索而发动了“文化大革命”。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斯大林和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阶级斗争尖锐化的观点是两场运动的行动指南，而这一观点显然是错误的。因为社会主义改造在两国完成以后，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被消灭，阶级斗争虽仍然存在，甚至在一定范围内还可能激化，但在当时总的趋势无疑趋向了缓和。这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同时也是为两国现实实际所证明了的。在这个时候，作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强调阶级斗争尖锐化，无疑会造成严重后果。阶级斗争尖锐化的观点还是建立在斯大林、毛泽东对当时国际国内形势的错误分析基础上的。20世纪30年代，苏联面临法西斯侵略的威胁，西方国家实行绥靖政策，斯大林担心帝国主义联合进攻并颠覆苏联，而没有看到西方国家与法西斯之间也存在着矛盾。在国内，反对派仍然存在，党内一些干部也对斯大林的路线提出异议，斯大林“担心”这些人的言行会葬送苏维埃政权。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国一些周边国家挑起边境冲突，威胁中国安全。同时，中苏关系恶化，这使得毛泽东认为，苏联已经变成社会帝国主义，成为中国人民的头号敌人。在国内，中央一线领导人与毛泽东意见的分歧，也使得毛\n泽东怀疑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混入党内。可见，斯大林与毛泽东对形势的分析有合理之处，但由于思想方法不对，而得出了错误结论。（二）复杂的社会背景是两场运动发动并延续的重要因素。   首先，社会主义是一个新生事物。中、苏两党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缺乏明确的认识；对于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缺乏理论上的研究和思想上的准备。两党唯一的信条就是马列主义，但它与实践的结合还需探索。两党在长期的战争和阶级斗争环境中，形成了根深蒂固的阶级斗争观念。在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新问题、新矛盾时，容易把过去处理问题的习惯搬过来使用，从而酿成了两大悲剧。   其次，斯大林和毛泽东的个人专断作风的逐步发展和个人崇拜的盛行，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使中央的集体领导实际上变成了他们个人的领导。   苏、中两国都是经济文化落后，长期盛行封建专制主义且农民占多数的社会主义国家，由对领袖的正常尊敬而演变为个人崇拜是有历史必然性的。社会主义革命在两国胜利后，党和政府忙于一系列的社会变革，过于注重抓阶级斗争，忽视了民主政治建设。同时，封建专制主义的遗毒，还有着深刻影响。斯大林执政前期并未形成个人迷信，个人作风还比较谦虚谨慎。在实际工作中，也较好的坚持了集体领导原则，强调党中央要“集体工作，集体领导”，并说：“离开集体来领导党是办不到的。在伊里奇（指列宁——作者注）逝世以后，谁要幻想这点，那是愚蠢的。”[7]但是，当斯大林在党内斗争中相继战胜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反对派以后，他个人的权力和地位越来越突出，居功自傲的情绪也渐渐露头了。1929年，斯大林50寿辰的祝寿活动则充满了个人迷信的气氛。全苏各地都发来了贺词；宣传工具打出了“斯大林就是今天的列宁”的旗子。这次祝寿，为后来的个人迷信拉开了序幕。1934年。联共（布）十七大使个人迷信形成的里程碑。党代会的欢呼口号在这次会上由“党万岁”“列宁主义万岁！”转变为“斯大林乌拉！”“斯大林万岁！”毛泽东的个人专断作风也是逐渐形成的。由于长期的斗争实践和取得的伟大胜利，广大干部和群众相信毛泽东达到了迷信的程度。由于个人迷信的发展，使苏、中两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党内的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滋长起来，这就使得中\n央政治局对斯大林、毛泽东的错误主张难以抵制，并无所作为。这不可避免的促进了两场运动的开展。二、“大清洗”与“文革”的做法   与社会主义的敌对分子和敌对势力作斗争，只有在无产阶级政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发动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运用宪法和法律，才能做到既准确又有效的消灭社会主义建设的敌人，从而达到维护社会安定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而这两场运动完全不是这样，它们都撇开各级党和政府，只是依靠内务部和中央文革小组来盲目推动运动的开展，由于这两场运动的指导方针错误，因而，它们注定要迫害大批无辜之人，注定要酿成历史悲剧。   苏联内务部在基洛夫遇刺事件以后，成了大清洗运动的特权机关，它们不但不受同级党组织的领导和监督，反而可以对后者随意进行清洗。内务部系统掌握了全国人民乃至高级干部的生杀予夺大权。[8]1936年，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在未提出任何物证的条件下，仅凭被告的“交待”和“承认”就判处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16人死刑；同年9月，斯大林以叶若夫代替雅哥达维内务人民委员，以加紧镇压“托——季集团”；1937年，判处皮达可夫等13人死刑；同年6月，前红军元帅图哈切夫斯基、叶戈罗夫、布留赫尔等人被处死；1938年3月，布哈林、李可夫等19人被处死。至此，列宁逝世之初的的七名中央政治局常委，除托洛茨基在国外以外，其余5人均已被处死。按党章规定，开除中央委员出党，须经出席中央全会人员的2/3多数通过。[9]可是，大清洗期间，竟没有一个经过中央全会讨论就或被处决，或遭监禁。此外，告密和诬陷也常被用来作定罪判刑的依据。共产国际领导人库西宁的妻子就是因为拒绝诬告自己的丈夫而送进了集中营。[10]株连亲友也是大清洗的一贯做法。往往一人“获罪”，便连坐大批亲友，令人惨不忍睹。1938年末，大规模的逮捕处死浪潮逐渐平息。[11]1939年，斯大林也不得不承认，“在进行清洗时……犯过严重的错误”。[12]   同样，中央文革小组煽动下的造反派也采取诬陷、迫害、株连亲友，围攻等一系列错误做法来打击迫害老干部、各级党的领导，诬陷迫害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并使他含冤去世；煤炭工业部长张霖之被迫害致死；造反派头子戚本禹亲自组织指挥中南海某些人对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和他们的夫人进行多次批斗，抄家，进行人身迫害；诬陷朱德是“黑司令”，指使学生对彭德怀进行批斗。[13]此外，“文革”另一“闯将”聂元梓还对邓小平同志的子女进行了\n迫害。这一整套做法都是错误的、非法的，是林彪、江青一伙阴谋篡党夺权制造的一系列冤假错案。    中共九大以后，“文革”进入了“斗、批、改”阶段。即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14]这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大批判在形式上表现为无限上纲、声色俱厉、不容置辩、武断专横。这进一步搞乱了人们的思想，给各项工作带来了极其严重的破坏后果。    总之，“大清洗”和“文革”期间的一系列做法都抛开了党的正确领导，采取捏造罪名、滥捕无辜、刑讯逼供、草草办案的方法，迫害、打击了一大批老干部，有些老干部甚至由此而致死。在运动期间，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和民主原则遭到破坏，社会主义法制遭到践踏。因而，这两场运动的做法都是错误的。三、“文革”的几点个性“文革”与“肃反”除了有一些共性之外，还有自己的个性。这主要表现在：（一）在对待老干部的问题上。苏联内务部无法无天，在斯大林的授意下，对于揭发出来的所谓的“人民敌人”，采取“连根拔除和粉碎的方法”，[15]将大批老干部处死。这一做法严重影响了社会主义建设。而“文革”期间，由于周总理的保护，加上老干部的挺身抗争，使得一大批老干部得以渡过难关，为后来粉碎“四人帮”，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准备了条件。这些老干部是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的，是建设社会主义的精干力量，正是由于他们的存在，才指引了中国社会主义前进的正确方向，才有了我们今天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苏联大批的优秀专家、干部的被杀无疑助长了个人迷信的盛行，使苏联陷入“批判个人崇拜——树立个人崇拜”的怪圈中而不能自拔。这也使得改革者如履薄冰，难以有所作为。（二）在对待军队的问题上。“大清洗”运动波及到军队，这给苏联红军造成了巨大损失。大批的优秀指挥官被处决，造成了军队的动荡，破坏了军队的建设，削弱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严重影响了苏联的国防建设，导致了二战初期的巨大失利。而“文革”中，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虽然费尽心机的妄图冲击军队，但未能得逞。古今中外的历史昭示着：只要军队不乱，再大的社会动乱都可以通过军队得到控制。[16]“文革”中，军队没有乱，是中华民族之大幸，是中国共产党之大幸，是中国人民之大幸。[17]\n（三）在对待科技发展的问题上。苏联在“大清洗”期间对大批所谓“资产阶级科技专家”采取了排斥和镇压政策。大批的科学家、航空精英被逮捕处死。更有甚者，“苏联内务部特别设立了一所监狱即第29号中央设计局”[18]来镇压科技人员。苏联对科技专家的“大清洗”使苏联科技界元气大伤，严重阻碍了苏联的科技发展，拉大了与西方国家的差距。而“文革”期间，尽管科技事业也受到了严重冲击，但是由于毛泽东、周恩来对一些著名科学家采取了特殊的保护政策，加上广大科技人员坚守工作岗位，使我国的科技事业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仍取得了某些重要的成就。我国的核技术和航天技术处于世界先进水平。1966年10月，我国首次发射中程地对地导弹成功；1967年6月，我国第一颗氢弹试爆成功；1970年4月，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这表明，“文革”期间，我国科技的发展还是迅速的，如果不受它的影响，我们将会取得更多的成果。（四）在对待运动的善后处理方面。大清洗运动中制造的大量冤假错案长期得不到昭雪。由于坚持肯定运动本身，因此平反工作迟迟也未有开展。直到戈尔巴乔夫在庆祝十月革命70周年的报告中谈到这个问题时才指出：“斯大林及其帮手们对党和人民犯下的大规模镇压措施和违法行为的罪行是巨大的和不可饶恕的。”[19]“文革”随着“四人帮”的覆灭结束以后，邓小平同志复出，进行了拨乱反正工作。在中共一届三中全会上审查和解决了党的历史上一大批冤假错案。先后为被错误批判、打击的领导干部、各界人士平反。如1980年2月，为刘少奇主席平反并恢复了名誉。这一系列有条不紊的平反工作安定了民心，为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条件。全国平反运动的开展，是中国共产党勇于改正错误、兴旺发达的重要标志，使党赢得了全国人民的信任和拥护，同时也促进了国家政治生活的正常化。四、“大清洗”与“文革”的后果与教训两场历时多年的运动无异于使社会经历了一场大地震，在各方面都留下了深重的后果。首先，运动给两国的经济和文化事业带来的消极影响和损害长期难以消除。政府经济部门受到冲击，对生产产生了重要影响。由于大批干部被打倒，工业发展速度下降，国民经济比例失调，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社会主义优越性得不到发挥，进一步拉大了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技术差距。其次，运动使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长期陷入不正常状态，强化了对最高领袖的个人崇拜。斯大林和毛泽东的意见比党和政府的决定更有权威，比宪法和\n法律更要管用。他们完全被神化了，个人领导完全取代了集体领导。运动期间，内务部和中央文革小组一直是凌驾于党中央和政府机构之上的，致使一大批善于投机钻营的小人窃取了国家高位。运动期间，党和国家的政治制度被践踏。党的政治生活陷入不正常的状态。苏联党章规定，党的代表大会至少每三年举行一次，中央全会则至少每四个月举行一次。[20]但联共十八大和十九大的举行竟间隔了13年！“文革”期间，尽管国家的根本大法上明文写着：全国人大代表，非经全国人大许可，“不受逮捕或审判”。[21]但这些形同虚设，身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同志竟被批斗、迫害致死，这是极为不正常的！再次，在社会思想意识方面打上了难以愈合的内伤。由于诬告者往往一举成名，这大大便利了一些小人，他们甚至专以此为业，运动严重扭曲了人们的社会心理。人们在“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恐怖气氛中生存，思想受到严重创伤。“文革”与“大清洗”都使两党、两国人民遭受了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它们表现出的尖锐的斗争形式，充分暴露出党和国家在组织、工作和体制方面存在的缺陷，并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经验教训，表现在：（一）必须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国家所面临的主要矛盾已不是阶级斗争。国家的工作重点应放在发展经济建设上。而“大清洗”与“文革”却抛开了这一工作重点，而到本党内去深挖“杀人凶手”、“卖国贼”、“走资派”，人为地扩大阶级斗争，把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来处理，这显然是错误的。事实上，在运动中，能点名道姓说出来的真正的人民敌人没有几个，被捕人犯罪名也是子虚乌有，如果真要找人民公敌，恐怕只有内务部和文革小组的成员才是真正的人民敌人。（二）必须坚持集体领导原则，坚持民主集中制，反对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大清洗”与“文革”长时间持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党内个人崇拜盛行，使党失去了纠正领袖错误的能力。因此，必须反对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决不容许任何人凌驾于党组织之上。这一点，我们已经做到了，而前苏联到后来却又出现了几次个人崇拜，这表明前苏联吸取的教训还不够。（三）必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n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是不可分的。宪法和法律是保障人民权利的。破坏了它，也就不会有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大清洗”运动中，斯大林擅自违背1936年的新宪法，将反对派领袖一律定以“外国间谍”、“暗害分子”等罪名，这严重破坏了法制建设。[22]“文革”期间，宪法成了一纸空文，国家主席及各级干部被随意揪斗，迫害，造成了“无法无天”的局面。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人身自由在两场运动中都失去了保障。因此，必须使国家宪法和法律称为任何人都不可侵犯的力量，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悲剧的重演。参考文献[1][8]世界历史，1988年第1期。[2]斯大林全集，第11卷，P150。[3][4][22][苏]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人民出版社，1964年，P473—474、P688—689。[5][14]党和国家重大决策的历程，第四卷，红旗出版社，P223、P245。[6]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P871。[7]斯大林全集，第7卷，P28。[9]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4分册，P408。[10]库西宁：斯大林前后，群众出版社，1981年，P131。[11]齐世荣：世界史（现代卷），上，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P208。[12]斯大林选集，下卷，P457。[13]“文革”闯将风神榜，P262，P273。[15]斯大林文选，P127。[16][17]陈扬勇：苦撑危局——周恩来在1967，中央文献出版社，P173。[18]齐世荣、廖学盛：20世纪的历史巨变，人民出版社，1999，P158。[19]陈启能：《苏联大清洗内幕》下载于：  http://www.cass.net.cn/chinese/s24_oys/chinese/Book/History/sldq/index.html                            \n[20][美]路易斯·斯特朗：斯大林时代，世界知识出版社，1979年，P91。[21]何沁：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P2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