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教案第五章戊戌变法和义和团运动 44页

第五章戊戌变法和义和团运动第一节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严重危机，资产阶级维新运动计划课时数6讲授时间5月12日（第12周）目的要求讲授内容重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难点无板书设计一、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二、帝国主义对华资本输出。三、维新运动的发端。四、康有为的维新理论。五、维新运动的高涨。拟采取的主要教学方法讲授作业或思考题帝国主义在华划分势力范围的情况康有为的早期思想备注第五章戊戌变法和义和团运动44\n从重商主义发展到初步具有某些资产阶级民主观点，在欧洲经历了一个世纪的漫长岁月，而在中国仅仅经历了十多年的时间，其原因主要是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特别尖锐加速了先进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觉醒。中国早期资产阶级代言人不大喜欢浪漫主义的热情，他们不善于用理性的光辉来渲染自已的言辞，而倒是老老实实地用狭隘的经济利益来鼓舞听众。44\n第五章戊戌变法和义和团运动第一节戊戌变法运动一、资产阶级维新思想的产生。（一）维新思想产生的历史条件：1.阶级基础的形成：（1）民族企业初步发展，原因：a：甲午战后，帝义侵略加深，加速了中国自然经济的解体，客观上扩大了中国的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b：甲午战争宣告了三十年洋务运动的彻底破产，打破了洋务派对近代工业的垄断，带有浓厚的封建性和买办性的洋务企业，经历了30余年的经营，被宣告失败，无力垄断。c：《马关条约》中允许外资在华投资设厂，对民间设厂的束缚不得不有所放松。战后，清不得不下令各省招商局多设织布织绸等局，广为制造，准许内河行驶小轮船，并令各省督抚分别在省会设立商务局等，这些命令虽都是官样文章，但对诚意办企业的人来，不失为一种鼓励。d：民族危机的加深，刺激了一些有识之士把发展民族工业作为挽救民族危亡的一种手段，出现了投资近代工业的新热潮。康有为在上书中认为，要挽救民族危亡只有从根本上改变经济上落后的状况，仿效西方，准许并鼓励商人用机器采矿，制造各种货物，在内河通航轮船，集资兴建铁路，以及兴办其他各种近代工业。基本情况：1895年——1900年创办的资本在万元以上的商办企业共104家，资本总额为2300万元，这6年总数约为前20年总和。楼景晖——合义和丝厂（浙江）张振勋——张裕酿酒厂（烟台）严信厚——通久源纱厂（宁波）杨宗濂——业勤纱厂（无锡）44\n夏粹萃——商务印书馆张謇——大生纱厂（南通）民族资产阶级力量的壮大官僚、地主、富有商投资创办的企业较高，占42%，资本总额占93%，因此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力量发展更快，他们同帝义、封建势力保持着较多的联系，只能企求对现状作和平的、局部的改革，资义维新派就是这部分人在政治上的代表。新兴的资义迫切要求挣脱帝义和封建势力的压迫和束缚，为中国资发展开辟道路，甲午战败，使他们意识到，不但清不能为他们开辟这样的道路，洋务派也不能，此时原来的著书立说为主的变法维新思潮，迅速形成具有一定群众的政治运动。1.社会条件的具备：（1）民族危机的加深；（2）阶级矛盾的激化，山雨欲来风满楼民族危机的加深：甲午战争，不仅暴露了清政府的腐败和国防力量的脆弱以及洋务运动的徒有其名，而且也打破了一段时期以来列强在东方所取得的暂时均势，骤然改变了远东国际关系原有的格局，战后帝义争先恐后向中国输出资本、掠夺利权，抢占“租界“，划分范围，在东方这块辽阔富饶的土地上，互相勾结、互相争霸、互相排斥又互相妥协，使中国陷入了空前的民族危机。三国干涉还辽是瓜分危局最早的表现。《马关条约》关于开放口岸、通商、通航和投资设厂的规定，满足了帝义的普遍愿望，得到广泛支持，但割辽东却引起早把吞并朝鲜和中国东北作为国策的沙皇俄国的强烈反对。立即充当先锋演出三国干涉还辽，另两位随从是法、德两国。德：后起，迫切需要在中国进一步扩张其势力，不愿看到日本在远东的势力过于膨胀，而且还想装作中国的“恩人”，向清索取一个基地，作为”酬劳“。德国还从俄德关系中看出俄是自已争霸欧洲的对手，是从东部威胁自已安全的国家，帮俄干涉日可殷俄的视线引向东方，俄则以保证俄德边境和平来打动法，诱使其加入干涉行列。44\n法：是俄多年盟国。长期在西欧与德争夺，需与俄勾结以对付德国。所以参加既是支持盟友，又可以借此示惠中国，向清索赏，以加强自已在中国的势力。4月17日，《马关条约》当天，俄向法建议，三国采取共同行动，劝告日本退回，不听，即在海上对日本实行共同军事行动。4月23日，三国驻日公使向日本递交照会，以有害中国首都安全和将来永久和平为由，限15天内退辽，并要求清暂缓批准条约。同时，为加强远东军事力量，威胁日本，俄派出21艘军舰、3万陆军，战争迫在眉睫。由于8个月的战争已使日军疲惫不堪，财政和军事物资极端困难，不敢再争，争取英美支持未果，于是让步。1895年10月，俄、法擅与日商定：中国须向日本交付退还辽东半岛的补偿赔款3千万两白银，日则在3个月内从辽东撤军。11月8日，在此基础上，中日签订《交收辽南条约》三国干涉还辽是俄、德、法三国同日本争夺在华势力范围的集中表现，以此为开端，帝义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清花3000万两高昂代价“赎回”的辽东半岛，实际上只是暂时替沙皇看管而已，不到三年时间，又被沙俄强占去了。政治上：1.列强在华强占“租借地”和划分势力范围。俄、法、德干涉还辽有功，在中国强占港、湾、租借地，划分势力范围。俄国充当急先锋，1895年俄舰取得在胶州湾（青岛）各权力，1896年，通过签订《中俄密约》把辽东变成了它的势力范围。1892年12月，它还以胶州湾被法国占领为理由强占了旅顺口与大连，1898年3月又强迫清签订了《旅大租地条约》。1899年，擅自把租借地改为“关东省”，把东北变成它的势力范围。德国步其后尘。1892年强占胶州湾。1898年3月，强迫清政府签订了《胶澳租界条约》，规定：德租借胶州湾，期限99年，德有权修筑南北两条胶济铁路，山东成为德的势力范围。法国接踵而至。1892年3月，迫使清政府答应不把海南岛割让给他国，1898年11月迫使清订《广州湾租界条约》，又迫使清答应不把两广割给其他国。两广、云南成了法国的势力范围。英国1898年6月与清签订了《展拓香港界址专条》，把深圳以南、九龙半岛界限街以北及附近岛屿强行“租借”44\n了过去，租期99年。从此整个香港地区沦为英国的殖民地。1898年7月签订《订租威海卫专条》取得对威海卫连同刘公岛的租借权，租期25年。1898年4月日本照会清政府把福建变成了其势力范围。瓜分以后中国的图画：俄国盘踞在长城以北，法国称霸山东，英国控制了长江流域，日本占据福建，法国据有两广和云南，另正在瓦解中。当时美国正与西班牙在太平洋进行战争，为插足中国提出门户开放政策。内容：（1）各国对他国在中国取得的权益（势力范围、租借地、既得利益）不得干涉。（2）他国运往“势力范围”内多口岸的货物，均由中国政府按现行关税率征税。（3）各国在“势力范围”内征收港口税和铁路费，不论何国一律平等。时各资本主义国家谁也无力独霸中国，先后接受了这一条件，这样美通过“机会均等”的手段，达到了既缓和列强争夺中国的矛盾，又使整个中国市场对它的商品市场自由开放，进而以自已雄厚的经济实力排挤各国势力独霸中国的目的。美国在华势力日益扩大。经济上列强侵略的加深A、.向清提供政治货款。3年内付给日本二亿三千万两的费用，在条约订后的四年间，对清贷款有7次，最大的有3次。（1）俄、法贷款。1895年6月，俄法与清订四亿法郎（合白银九千八百两）的贷款合同。以年息四厘的中国海关收入为担保，分36年还清，从此俄法插手中国海关管理。（2）英德贷款，以诉诸武力相要挟。1896年3月14日，与英法订《英德两国借款合同》，规定：借款一千六百万英镑（合白银九千七百多万两），年息五厘，以海关收入为担保，36年还清，在借款偿还期内，中国海关总税务司只能由英人担任。德国还有权在汉口、天津设立租界，英国据此继续控制中国海关。44\n（3）英德借款。1898年2月19日与英德银行团签订续借款合同。规定借款一千六百万英镑（合白银一亿一千二百万两），年息四厘五，以海关厘金、盐厘收入为担保，45年还清。B、争取铁路投资权1896年6月的《中俄密约》使俄国在共同防御日本的旗号下取得了在东北修筑中东铁路与战时俄舰出入“中国所有口岸”的权力。1892年春，俄国开始在东北修路、开矿，建立城镇。1898——1899，掀起狂潮，对芦汉、津镇、奥权、京奉等四条争夺最激烈。俄法控制了芦汉路，津镇为英法控制，美取奥权，德取胶济。甲午战后，列强共夺得一万多公里铁路的借款、修筑与控制权。贷款总额达8967万元。C、投资工矿业甲午战前外资工厂有80余家，投资额2800万元，甲午战后，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设厂合法，数量猛增。1895年到1902年，外在华投资总额达5亿2千万美元，比1894年前的50年总和还多约30倍。1895年——1900年新开办的工厂为933家，为战前几十年总和的9倍。除投资传统工业，将老企业扩大改造外，中国丰富的地下矿藏为西人所垂涎，1898年美先插足直隶通兴煤矿，以后各国效仿，德在直隶和山东，俄在奉天、蒙古以及新疆金矿产地，英在四川、山西、河南、云南等省，美国在山西，法国在四川、云南都取得采矿权。原材料流失，市场竞争，剥削压迫中国工人，随路权丧失的沿线利权，排挤民族工业，这一切都加深了中国的民族危机。3.思想条件的具备：戊戌维新作为一场政治运动，是由戊戌思潮发展而来的，政治家也是由早期维新思想家发展而来的，一批新式知识分子，从主体到内容都与维新思潮分不开。经过甲午战败这一历史契机，使早期维新思想家提出的“变法”主张，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速传播，并形成一种新的社会思潮，维新知识分子站在时代前列，抨击了封建专制制度和守旧思想。44\n深刻的民族危机，尖锐的民族和阶级矛盾，使中国社会鼓动着救亡图存的风云。一部分先进的知识分子认识到，救亡图存必须和国家的政治改革结合起来，学西方求自强，根本要学它先进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同时，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种新的政治力量，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其中居主导地位的民族资产阶级上层，虽然政治上软弱性较大，不可能提出民主革命的要求，但它毕竟代表着新的生产关系，具有挽救亡国危机的强烈愿望，有着改革社会制度以便发展资本主义的迫切要求。19世纪80年代后期由早期维新思想家们所提出的变法主张，甲午战后迅速传扩，发展为一股维新思潮，在康有为等维新派的大力推动下，转化为带有一定群众性的政治运动。他们在批判的基础上认为，要把中国从被帝国主义瓜分的厄运中拯救出来，取得民族的生存和国家的独立富强，只有实行维新变法，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道路，为此，他们从西方资本主义那里借取了进化论和社会政治学说，作为思想武器，向恪守“祖宗成法”的封建顽固思想只学西方技艺，反对西方政治制度的“中体西用”论调，展开激烈的批制，维新变法思想的传播，很快形成了一种政治运动，经过几年的思想酝酿，舆论宣传和组织准备，终于在1898年发生了著名的戊戌变法，把早先那种以著书立说为主的变法维新思潮，迅速形成具有一定群众性的政治运动。戊戌变法的领导人康有为正是在中法战争以后开始了自已的政治生涯，在维新思潮的发展过程中首先勇敢地尝试了政治的实践。1888年首次上书，痛陈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的严重，要求“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二、维新运动的兴起。1.康有为的变法维新理论。戊戌运动的主要领导人和维新理论的创立者是康有为。康有为（1838—1927），字广厦，号长素，广东省南海县人，生于官僚地主家庭，自幼接受严格的传统封建教育，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1879年，past结交来广东游历的翰林院编修张鼎华，了解了当时京师和全国思想界的动态，接触了早期维新思想。之后游历香港，始知“西人有所长，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观之”，归来后开始阅读魏源的《海国图志》等介绍西方的书籍。1882年赴京应试失败后南归，途经上海时目睹外国租界里的“繁盛”景象，更认定西人的“治国法度”必有道德学问为其本源，于是“大购西方以归讲求焉”。经过几年研读，获得了较多的西方社会政治和自然科学知识，逐渐形成了仿照西方进行资产阶级政治改良的思想主张。44\n1888年，康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在中法战争失败的刺激下，第一次上书清帝，提出“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并提出：变法的关键是要改变中国政治中“上体太尊而下情不达”的弊病。这些上书标志着康有为政治改良活动的开始。由于京师官僚中无人敢代为上呈，这份上书没有呈给光绪帝，但却在一部分具有爱国维新思想的士大夫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并使康有为获得一定声誉。这是康把酝酿已久的变法思想变为正式建设的开端。上书失败后，康有为回到广东，继续探索救国道路。1891年在广州长兴里开设学馆“万木草堂”收徒讲学，讲学的主要内容是“中国数千年学术源流，历史政治沿革得失”，“大发求仁之义，而讲中外之故，救中国之法”。一反当时旧式书院讲习程朱理学。考据词章的陈腐学风，通过讲学，培养出一批具有变法思想和才能的新型人才。陈千秋、梁启超、麦孟华、徐勤，就是其中的佼佼者，除陈千秋早逝外，其余几人后来都成为康领导维新运动的左膀右臂。这一时期，康有为一边讲学育才，一边从事理论研究，他从当时著名的今文经学家廖平的学术思想中得到启示，发现作为孔学非正统流派的今文经学，由于其中包含某些可以利用来倡言改革的“微言大义”，很可以用作宣传政治改良的理论张本。于是他打着考释今文经学的旗号，撰写了一批维新变法的理论著作，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在其弟子陈千秋、梁启超等人协助下完成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1）《新学伪经考》初版于1891年，形式上是一部考辩儒家经典真伪问题的学术著作，实为一部关于变法维新的理论著作。康怀着对“祖宗之法，莫敢言变”的强烈不满，把东汉起便被立为官学儒家经典的古文经籍（汉代出现的两种儒家典籍之一，一种用当时还不流行而被称为古文的篆体字书写；另一种用当时流行的隶书书写，称今文经），说成都是“新”朝国师刘歆为迎合王莽篡汉的政治需要而假造出来的。是“伪经”，是“新学”（新莽一朝之学），它湮灭了孔子提倡改革的“微言大义”，与孔学毫无关系。康有为的这种论断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但这种虽不免武断但十分大胆的议论，无疑是思想领域里的一声惊雷，是从根本上对“汉学”和“宋学”的严重打击，引导知识分子去怀疑泥古守旧的正统儒家经典和学说，改奉隐含革新精神的今文经学，不仅打破了长期以来古义经学的绝对权威和思想沉寂的局面，而且对维护封建制度的理论依据提出了挑战。这在当时确有如“44\n思想界之一大飓风”，动摇了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冲击了封建顽固派“恪守祖训”的反动政治思想，为在今文经学旗号下传播变法维新思想开辟了道路。（2）《孔子改制考》初成于1892年，1898年正式出版。康宣称，孔子所编的“六经”中记载的古圣先王们及其政教礼法和圣德大业，并无从参考，其实是孔子假托他们的言行，宣传自已的政治观点和社会改革方案，以为万世立法。因此，孔子是“托古改制”的“素王”，是“万世教主”，把孔子虚构成一个首倡“改制”的圣人，自已是继续孔子的事业，合乎“圣人之道”。他还衍发今文经学的“三世学说”（即认为社会是沿着“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三个阶段循序发展前进的，而且愈来愈好），并以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附会之，断言孔子是身处“乱世”欲致“升平”，向往“太平”的，而他所处的“据乱世”就是春秋礼崩乐坏的时代，所欲致的“升平世”就是后来的君主专制时代，所向往的“太平世”就是目前应当经过改革而进入的君民共主（君主立宪）时代。通过这种不无牵强附会的考释，康有为便把孔子塑造成一个托古改制的祖师，将泥古守旧的孔学变成维新变法的教义，从而“论证”了维新派要求改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的政治手段，并非离经叛道，而是师法“圣人”，遵从“圣教”的。因此，《孔子改制考》的问世，更如“火山大喷发”，在思想界引起了强烈震动。“托古改制”的历史进化论思想本是以前进步知识分子共同具备的，但是只有康有为最为巧妙地掩盖了资义的狭隘偏私心理，给维新思想穿戴上典雅的古代衣冠，把孔子化装成19世纪末年中国的马丁•路德，用伦理的、学术的、宗教的信念来鼓舞自已及周围的信徒，在理论和干部上做了准备。目的不在古而在今，自已说“布衣改制，事大骇人，故不如与之先王，既不惊人，自可避祸”。（3）《人类公理》1902年改名《大同书》列举了人类社会的种种不合理现象和人们身受的种种苦难，描绘了一个无国家、无阶级、无家庭、无私有财产，人人平等的未来“大同”44\n社会的理想境界。虽然这只是一个美妙的乌托帮，但它表现了康有为对民主主义的追求和对人类美好社会制度的探索，使他领导的维新运动在主观上有着更远大的目标。康的理论：康有为主要通过编篡两《考》，初步确立了其变法维新理论，要义为：今文经才是儒学真经，孔子是托古改制的素王，人类社会是按照今文经学所揭示的“三世”进化规律，由礼崩乐坏的据乱世到君主专制的升平世，再到君民共主的太平世，最后达到大同境界的。据此，中国现在应因时改制，变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制度。这一理论的提出，给已经出现的早期维新思想以历史的论证和理论的阐发，并突出了政治改革这一根本问题，从而形成了一种维新变法的理论体系，奠定了维新运动的理论基础，尽管康有为的变法理论仍打着孔子的旗号，披着今文经学的外衣，但它显然已不同于历史上修补封建制度为目的的地主阶级改革派理论。正因此，两《考》出版后，都立即遭到封建守旧势力的猛烈攻击，并由清政府下令毁版，严禁流传。但康有为的变法维新理论也存在着明显的弱点，康有为的封建旧学根底是很深的，而他对“西学”的了解则很肤浅和支离破碎。因此，在他的维新理论中，对西方资义民主思想和政治学说的吸收利用，可说微乎其微，而儒家学说的色彩极为浓重，明显牵强附会的“孔子改制”说成了这一理论的中心支持，这就使变法理论缺乏应有的说服力和号召力，而过于尊崇孔子这尊封建“圣人”的偶像，甚至推崇他为“万世教主”，又必然模糊了资产阶级维新思想与封建思想的界限。给维新派和维新运动带来消极影响。同时，这一理论是建立在今文经学的基础上的，而今文经学毕竟是地主阶级的思想理论，它的“三世”学说的框架里，至多只能容纳西方资产阶级庸俗进化论和历史观，这就使维新理论只主张渐进的社会改良，而否认突变的社会革命，从理论上限制了维新运动，只能是一场软弱的政治改良运动。康创立的这种不成熟的维新理论是与他所代表的新兴阶级不成熟的状况相适应的，然而却康始终认为他的理论是尽善尽美的，说“吾学三十而成，此后不复有进，亦不必有进”。理论上本来存在着严重缺陷而又抱着固步自封的错误态度，这是导致他后来顽固坚持政治改良道路，反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主要原因。2.公车上书和维新派与帝党的结合1895年4月17日，《马关条约》签字，“电至京师，举国哗然”，群情激愤，时康、麦孟华、梁等各省举人云集北京，应“会试”44\n考，他先探知条约的一部分内容，大为震惊，立即派梁去发动广东、湖南两省举人联名上书都察院，请求政府不要批准条约，各省举人闻风而动，上书请愿，无结果。康决定发动“大连署”上书。5月1日，邀各省举人会议于松筠庵，会上宣读了由他起草的长达14000多字的上皇帝书，声泪俱下，共有1300人签名，次日康将它递呈都察院。是为“公车上书”（汉代用公家车马送应举之人进京，故以公车为应考人代称）“公车上书”中，康痛陈对日议和，割地弃民，必然引起民心离散，列强效尤，渐至亡国的严重后果，政治上提出“拒和、迁都、变法”的主张。请求皇帝当机立断，采取“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四项大计。在经济和教育方面，应推行发展资经济和文化教育事业的“富国”、“养民”、“教民”政策，在政治生活方面，宜以府县为单位，每十万户公举一个有才学的人为“议郎”，入值武英殿，供皇帝咨询，并可上“驳诏书，下达民词”，对内外兴革大政、筹饷事宜进行议决。可以看出这封上书，不仅提出了促进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一套措施，而且要求在政治上实行君主立宪型的资产阶级议会制度，它可以说是维新派最初的政治纲领。“公车上书”虽没有阻止《马关条约》的签订，但这次爱国知识分子上书请愿，标志着酝酿多年的资产阶级级维新变法思潮已经发展为爱国救亡的政治活动，对社会的影响和震动很大，内容被传抄，要求变法的呼声日高。康因此取得了领袖地位。上书被拒的第二天，会试发榜，康得中进士，授工部主事，此时的康有为已有了更大的抱负，不重视个人的功名，他并不到职，继续集中精力领导维新运动。5月，写成上清帝第三书，这次上书终于到了光绪手中，光绪阅后，极为“嘉许”，称康“深通外务”，即抄录数份，上呈两后，下发军机处和各地抚将军讨论，两个月后，“帝党”首领光绪师傅兼协办大学士翁同合登门拜访康，商讨变法事宜，从此二人来住密切。这样以第三书的上达为契机，维新派的政治改良活动始终得到皇帝的支持，他们与“帝党”也开始结合起来。光绪和帝党所以支持维新派，是出于其开明爱国思想和宫廷权力斗争的需要，光绪是“满洲皇族中比较能够接受新思想的青年皇帝”44\n。甲午战前就阅读了一些早期维新思想家的著作，接受了一些变法图强的思想主张，甲午战争中，他和帝党全力主战。战争惨败，丧师割地的结局使他深受刺激，但这时清实权仍掌握在后党集团手里，慈禧虽早已归政皇帝，但却仍保留了对于朝廷的用人行政的最后决定权。中央机构和地方大部分省份的军政大权，则继续由效忠慈禧的“后党”大官僚把持着，他们大都是和慈禧一样昧于时势，因循守旧的顽固派，此外也有一部分洋务派首领，光绪上下受制，形同傀儡。在这种情况下，光绪和帝党需要援引维新派这些富有胆识才气的士林新秀以壮大自已的力量，借助维新变法运动的声势实行某些改革，达到夺取朝廷实权和富国强兵的目的。而维新派为了自上而下地实行资产阶级政治改良，也必须要依靠光绪“帝党”的权力和地位，这样双方必然造成政治上的同盟，而这种结合，又为维新运动的迅速高涨准备了条件。三、维新运动的高涨第三次上书的上达鼓舞了康，1895年6月，又写成《上清帝第四折》，由于无人代呈无结果，此次失败使康认识到“变法本原”在于改变官僚士大夫中严重存在的风气闭塞，知识贫乏的可悲状况，必须通过“创报刊以开知识”，“开会”以“合大群”，把他们动员和组织起来，而该工作又“非自京师始，非自王公大臣始不可”，从而使维新派的活动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维新派大办学会、报刊，使维新思潮发展成为带有群众性的政治运动。为了争取更多的士大夫和知识分子支持和参加变法，康等在北京、上海、湖南、广东、天津等地，创办报刊，组织学会，开办学堂，大力宣传维新思想，大造变法舆论。1.《中外纪闻》与强学会1895年7月，康自筹资金在北京创办《中外纪闻》（初名《万国公报》），由梁麦编撰，着重宣传西方资国家的“富国”、“养民”、“教民”之法。两日一期，始每期印千份，后加到三千份，随诏书、奏章等分送北京官员，在部分官员中发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8月，经康梁游说倡议，由帝党官员翰林院待读学士文廷式出面，成立了以维新派和帝党为主体，以“讲习中国自强之学”为公开宗旨的“强学会”44\n，公推具有维新思想的户部郎中陈炽为提调，梁任书记，规定每十天集会演讲一次，号召组织起来，以维新救国为已任，表明强学会是一个宣传变法思想，积蓄维新力量的政治团体。11月，康到上海组织了上海强学会分会，由汪康年等主持，该分会发行《强学报》，由康门弟子徐勤主笔，公开宣传康的“孔子改制”说和“开议院”主张。京沪强学会的成立及其活动，推动了维新运动的高涨，也扩大了维新派的政治影响。一些洋务派军阀官僚出于政治投机和沽取时誉的目的，纷纷钻入强学会，如以道员身份在天津小站训练“新建陆军”的袁世凯成了该会会员，洋务官僚张之洞、刘坤一、王文韶等都各捐白银5000两充作公费，甚至连李鸿章也欲挤入该会，未成。同时由于甲午战后后党一味亲俄，与俄有隙的英、美等便转向支持帝党及其同盟维新派，英公使欧格纳、美传教士李提摩太等打着赞助中国自强的幌子，一面以各种形式支持强学会活动，一面向维新派兜售他们的“新政”意见，建议在政府各部门中任用西人，并设立由英美帝义分子把持的“新政部”，作为新政领导机构，暴露了妄图利用维新变法变中国为英美殖民地的计划。而维新派反而把他们引为同调，与之往来密切，幻想在他们的“合作”下共同事业。维新运动的高涨和与帝党的结合引起后党顽固派的仇视，太后逼光绪查封《中外纪闻》并将文廷式革职。上海分会被解散，停办《强学会》。强学会的被封虽使维新运动受挫，但经过维新派几个月来的努力，使得“风气渐开，已有不可抑压之势”。他们继续以“开风气”，“合大群”为目标，在全国各地开展维新变法的宣传和组织活动，掀起了一个全国性的创报刊、开学会、办学堂的热潮，其中以上海的《时务报》、天津的《国闻报》，湖南的南学会影响最大。2.梁启超和《时务报》1896年8月，汪康年等利用原强学会的余款创办了《时务报》，邀梁来沪任主笔。梁（1873——44\n1929）字卓如，号任会，广东新会人，出身于下层地主士大夫家庭，十六岁中举，1891起师事康有为，成为康的高足弟子和主要助手，他任《时务报》主笔时年仅23岁，但已是当时中西学问都居第一流的知识分子，才华横溢，文思敏捷。在《时务报》上，梁先后发表了《变法通议》、《古议院者》、《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说群》等一系列政论文章，系统地宣传和进一步发挥了康的变法理论，着重阐述了学习西方，变法维新的合理性和迫切性，论述了以“兴民权”为中心的变法主张。梁的这些文章，议论新颖，识见正大，加上其文字向以通俗流畅，“笔锋常带感情”而著称，因而深受爱国知识分子的欢迎。《时务报》一时风靡海内，发行量最高达一万七千多份。“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的也，成为维新派的主要喉舌。不少学堂、书院都要求学生多读《时务报》，或选取其中文章作教材，“湘中几至家法户诵”，随着《时务报》的畅销，梁也名垂一时，赢得了“齐名南海，并称康梁”的地位，成为著名的维新派政论家和宣传家。3.谭嗣同著作《仁学》与创立南学会湖南长沙成为维新派活动最有生气的地方。其特点是维新派与地方官吏密切合作，宣传和实行同时并重，当时湖南巡抚陈宝箴、署按察使黄遵宪、提学江标等，都是清政府中少有的倾向维新的开明官僚。1897冬，湖南籍维新志士谭嗣同应陈宝箴之邀回湖策划新政，湖南的维新运动进一步高涨。谭嗣同（1865——1898）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父职湖北巡抚。谭嗣同青少年时代即鄙视科举，博学多才，好读王夫之、龚自珍、魏源等人的著作。曾游历南北十省，足迹远行新疆、台湾，有感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下“山河顿异”，“人民复非”的景况，萌发了救国救民的思想，甲午败绩，使他对政府的腐败无能大为不满，于是发愤钻研西学，提出“尽变西法”的主张。1897年春，写成《仁学》一书，在这部哲学著作中，他提出了“仁”为世界本源，“仁”以通为第一义等一套哲学命题，并据以提出“中外通”、“上下通”、“男女通”、“人我通”等“四通”的主张。要求经过社会改革使中国“通”向资。进而对极端不“通”，不合理的中国封建专制制度和纲常名教大张征伐，痛斥三千年来的君主专制为“独夫民贼”们的“大盗”之政，三纲五伦为“无复人理”的“惨祸烈毒”，要求废止。并号召人们勇敢地冲决封建的、伦常的、名教的网罗。尤其是他大胆地谴责清王朝的暴虐统治，表示同情太平天国革命，称道法国大革命时期人民“誓杀尽天下君主，使流血满地球”的“勇敢之风”。与康极力逃避阶级斗争不同，他赞扬欧美各国的“均贪富之党”44\n。这些激烈的主张和文字，已闪耀出民主革命思想的光辉，《仁学》一书当时虽未发表，但曾在小范围内传阅，对少数维新派人士发生了一定影响，谭嗣同是维新运动中最激进的思想家和活动家，属于左派。在居官南京期间，即与湖南维新志士唐才常等保持着密切的联系，1897年4月江标和唐办《湘学报》宣传变法。10月，由维新派发起、陈宝箴等赞助，在长沙设立“湖南时务学堂”，聘请梁启超为中文总教习，唐等任分教习，师生醉心民权学说，日夕讲论，“有如中狂”。谭弃官回湘后，1898年2月，更与唐才常等发起成立了“南学会”，作为在全省开绅智、兴绅权的组织，也含有中国一旦被瓜分，赖以使湖南和南方各省能独立自存之意。南学会设总会于长沙，省属各州县多设有分会，“官绅士商，俱作会友”，长沙总会每七天举行一次演讲会，由谭嗣同、黄遵宪、皮锡瑞等主讲，“演说中外大势，政治原理、行政学说等”，听众每逾千人。南学会的特点在于它“名为学会，实兼地方议会之规模”，对地方重大兴革时加讨论，提出方案，供当局采择。并与官方合作成立了新政局、课吏局、协助地方举办开辟利源、振兴实业、改革教育、转移风俗等项新政。3月，谭、唐等人又创办《湘报》（日报）作为南学会机关刊物，影响及于南方各省。经过谭等人的努力，使昔日“以守旧闻天下”的湖南“风气日开，较之江海各省，有过之无不及”，成为维新运动中最富朝气的一省。梁推崇谭“才识明达，魄力绝纶”，可以做领袖人物：（1）感到民族危机，主张变法。（2）提出关于君主关系的新思想，提出主张君民共治，抨击尊君思想。（3）同情农民起义。（4）冲决封建网罗的精神。4、.严复和《国闻报》及《天演论》继《时务报》之后，天津地区维新派人士严复等又创办了大型的日报《国闻报》，成为北方变法的主要阵地。严复（1854——1921）字又陵，号几道，福建侯官人，出身于中医家庭，与其他维新派人士不同，他从小就在洋学堂中受资产阶级教育，他接受了资上升时期的进步科学家和进步社会学家的思想，一生中的重大贡献，在于比较系统地介绍了西方资级学说和思想。十二岁考入福州船政学堂习海军，1877——44\n1879被派留学英国间，曾广泛涉猎西方资义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书籍，对“西学”有精深的了解。归国后不久被聘为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副校长，甲午战后，他痛感于国势日危，认定只有学习西方资的“政教”（政治制度和政治哲学思想）才能救亡图存。1895年，他在外国人办的中文日报天津《直报》上连续发表了《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等政论文章，鼓吹大倡西学，变法救亡，宣扬资义的民主政治，批判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并提出“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三大救亡纲领。1897年10月，严复和王修植、夏曾佑等在天津创办了《国闻报》，该报以“取各国之政教，救中国之危亡”为宗旨，表现出“通中外之故”的突出特点。而《国闻报》发表的影响最大的文字，是严复的译著《天演论》。《天演论》意即进化论，原为英国博物学家赫胥黎的论文集《进化论与伦理学及其他》中的前两篇。原为阐述达尔文“物竟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原理的。严复采用“意译”的方法，并在译文中加上大量按语发表自已的见解（按语超过原文的字数），这样译成了《天演论》。通过《天演论》，严复向人们指出，生物进化的规律也同样适应于人类社会。根据这一规律，中国如果继续墨守成规，自甘陋弱，就必然要被“优胜劣败之公例”所淘汰，陷于“无以自存，无以遗种”的惨境。但人可以与天争胜，而且“终将胜天”，只要发奋为雄，变法维新，就能转劣为优，转弱为强，中华民族就能重新获得生存发展的权利。严复关于生物进化规律同样适应人类社会的说法，来自当时西方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观点，这种观点本来是为帝义“弱肉强食”的殖民侵略政策辩护的。但经严复把它“拿来”并加上“人定胜天”的思想，却对处于民族危亡之中的中国人民起了警醒催奋的积极作用。《天演论》发表后，立即风行全国，在广大爱国知识分子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从此“物竟天择”之理深入人心，进化论成为当时先进的中国人宣传变法维新，开展救亡活动的有力思想武器。继《天演论》之后，严复继续翻译出版了亚当·斯密的《原富》、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孟德斯鸠的《德意》等7部“西学”44\n名著。在中国近代史上，他一生中的重要贡献，第一个比较全面系统地将西方资义的社会政治学说译介到国内，从而给中国人带来了一种新的资义世界观，使中国近代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历程进入到一个新的、比较深入的阶段。严复因而成为近代中国著名的资义启蒙思想家。但严复在实践上是比较保守的。他始终认为要救中国，只能先做传播“西学”的“开民智”的工作，因而基本上没有参与变法的政治活动。严复思想：（1）学西方；（2）君臣关系的新思想。国家是全体国民的主体，王侯将相是国家的公仆，只有人民才是国家真正的主人。但这是个渐进的过程，不可求骤至，因为中国“民不足以自治”。“夫君权之轻重，与民智之深浅成正比例。”据不完全统计，从甲午战后到“百日维新”前的两年里，在全国的十一个省区内，出现了各种学会54个、报刊37种、学堂14所、译书局2个，从而为戊戌变法作了舆论准备。康、梁、谭、严思想特点及比较康有为、梁启超、严复和谭嗣同，他们的政治态度并不完全相同，其思想观点和表达方式也各有特点。康在新孔学的名义下构成了较为完整的思想体系；梁用清新流畅、笔锋常带感情的文字，着重进行了民权和变法及思想的宣传；严复由于在国外直接钻研过西方资义的社会政治学说，而成为传播西学的大师；谭嗣同则在反封建方面最为激烈勇猛，甚至将批判锋芒直指满清王朝。同时他们思想上又互相影响，有着许许多多相似之处，形成了一个紧密联系的，不能截然分开的整体。5.维新派与顽固派的论战（1）变法维新还是泥古守旧。（2）兴民权还是尊君权。（3）爱国还是卖国（4）是提倡“西学”还是维护旧学。“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说在变科举。”44\n历史与社会学院《中国近代史》课程教学实施方案第五章第二节百日维新及其失败计划课时数6讲授时间月日（第周）目的要求讲授内容重点百日维新的内容难点板书设计三、变法维新与顽固守旧的争论。四、百日维新及其失败。五、思想文化的更新及其转变。拟采取的主要教学方法讲授作业或思考题试比较中国的戊戌变法与日本的明治维新备注44\n四、“百日维新”及其失败：１、《应诏统筹全局折》的提出1897年冬，德武装强占胶州湾事变的发生，表明中国危机更为严重。于是进一步高涨。 胶州事变发生后，康赶到北京，于1897年第五次上书光绪皇帝，指出：胶变以来，列强各国“议论沸腾，咸以分中国为言”，瓜分之举，若箭在弦，省括即发，”朝庭如果还不思更法，“恐自尔之后，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建议皇帝立即集咨群才，以定国是”，“大集群臣而谋变政”，“听任疆臣各自变法”等上中下三策。虽工部尚书不肯代呈，却在民间流传，光绪被其冒死直陈的忠肝义胆所感动。本想亲自召见，但奕讠斤以非四品以上官员不得召见婉拒，光绪只好责成总理衙门五大臣传问。１月24日，康在总理衙门由李鸿章，翁、荣禄及五大臣出面问话，康一一回答了他们的诘难和询问，指出祖宗成法不可不变，变法必须从改变过时的法律制度入手，并谈了自己设想的具体方案并说自己编有《日本变政考》和《俄大彼德变政记》可供平鉴。翁赏识，光绪令康的条陈随到随呈。第六次上书：1898年1月29，康上了《应诏统筹全局折》。他陈述当前的应急形势，列举了当时世界上一些国家守旧而至亡的惨剧，呼请皇帝决行变法，莫再错过最后机会。并强调要救亡图存，就必须“尽革旧习，别立堂基”，实行“全变”特别需要“稍变”中国之体制，至于如何变法，他主张以俄日两国为榜样，要求光绪“以俄国大彼德之心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政谱”，取法日本，全面维新，当务之急有三事：一曰大誓群臣以革旧维新，而采天下之舆论，取万国之良法；二曰开制度局于宫中，征天下通才二十人为参与，将一切政事制度重新商定；三曰设待诏所，许天下人上书。这是维新派的施政纲领。（一）思想依靠皇帝的权威在全国推行变法；（二）是全面改革政权机构；（三）想让维新派参与中央与地主各级政权，在全国上下壮大维新派的声势。随后，又进呈了《日本变政考》及两书，据说，光绪对这个奏折非常满意，对两书爱不释手，“置御案，日加披览”。但第六书中，康有为已不再提“开国会”、“立宪法”的主张，而换成44\n“开制度局于宫中”和“许天下人上书”的建议。虽然，开制度局也不失为使资产阶级参与政权的一种方式，但较之前者显然是退步了。康有为主张的这种变化，主要是由于他深切感到阻挠和反对变法的顽固势力太大，为了减少阻力，暂时收起“兴民权”、“设议院”的旗帜，而以尊崇君权，依靠皇帝去推行变法，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康等在政治思想上还不能完全摆脱封建传统观念的束缚。中国资与生俱来的较弱性，决定了他们在政治的进步性中隐含着的保守性，在斗争中潜伏着的妥协性。他们根据当时人们强烈要求变法求救亡的愿望，联络和发动各省旅京人土组织地区性的“学会”。在北京相继成立的有奥学会、闽学会、蜀学会、保滇会、保川会、保浙会。1898年，会试举人从全国各地来到北京，经过康等人的积极奔走，由御史李盛铎出面和康共同倡议，建立了“保国会”。该会以“救亡图存“相号召，宗旨是保国、保种、保教，并决定在北京、上海各设总会，各省、府、县均设总会，以讲求“内治变法之宜”，外交之故。保国会是维新派发动和组织的以“爱国救亡”为宗旨的团体，然而它却遭到了顽固派的诽谤，“名为保国，实为乱国”，由于保国会并不是一个严密的政治组织，它的成员参加的动机也各有不同，在封建顽固派的攻击威吓之下，一些投机分子纷纷退出，李盛铎也转而攻击保国会，最后保国会不得不停止活动，仅开了三次会就形存实散了。保国会虽然被破坏了，但因它的巨大影响而进一步激荡起来的维新变法潮流却更加不可抑止，维新运动的政治实践阶段终于到来了。２、百日维新的主要内容1898年春，光绪决心变法，托奕劻转告太后，太后“仍不给我事权，我愿退此位不甘作亡国之君”，太后怒“他不愿坐此位，我早已不愿他坐之”。奕劻力劝，才表示“由他去办，侍办不出模样再说，奕劻讲“太后不禁皇上办事”，6月奕讠斤死，阻力小，翁主持军机处，康敦促皇上，光绪下决心。1898年6月11日，光绪颁布由翁起草的“明定国是”的诏书，宣布变法，新政从这一天开始，到9月21日，慈禧发动反动政变为止，共103天，故称百日维新。这期间，康利用光绪特许专折奏事之便，不断上奏折，递条陈，有案可查的共37份，在政治、经济、军事文教方面提出一系列变法建议，基本上成为光绪新政上谕的主要来源。44\n“百日维新”的内容略经济方面：（6月11—7月下旬）保护农工商业，设立农工商局，切实开垦荒地，提倡开办实业，奖励新发现，新创造，设立铁路、矿产总局，修筑铁路，开采矿产，设立全国邮政局，裁撤驿站；改革财政，编制国家预标。文教方面：改革科举制度，废八股，改试策论，设立学校，开办京师大学堂；设立译书局，翻译外国新书，充许自由创立报馆、学会，派人出国留学，游历及改革军制。军事方面：训练海、陆军，陆军改练洋操，裁减旧军以改力练保甲。政治方面（7月下旬—9月下旬）：删改则例，裁汰冗员，取消闲散重叠机构，准许“旗人”自谋生计，广开言路，准许百姓向朝廷上书。设议院、开国会、定宪法及政治主张末提出。尽管光绪没有向资维新派完全开放政权，但他在政治上给出了一定程度的言论，出版结社的自由，经济上制定了一些有利于开放资发展的政策，文教方面也采取了一些打击旧学，提倡新学的措施，这些措施有利开放及经济的发展和资文化思想的传播。新政措施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康及资提出的变法纲领和新政要求，其变政救亡的爱国性和因时改革的进步性是不言而喻的。它在文教和经济方面的改革措施，有利于西方科学文化的广泛传播和民族资的进一步发展。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允许百姓上书言事，也在权力上对资作了有限的开放。因此，百日维新是一次带有资性质的政治改革。但是维新派的建议仍有距离，主要是政治上没有“开制度局”。经济上没有“裁厘金”，而只是加以整顿，说明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光绪不可能完全成为资维新派的皇帝。五、戊戌变法的失败１、维新与守旧的斗争戊戌维新是一次带有资性质的政治变革，必然会遭到封建守旧势力的拼命阻挠和反抗，更何况这场改革的发展，势必会触动当权的后党顽固集团的利益，削弱他们的权势，这为嗜权如命的太后及其党羽所不容。于是顽固派极力破坏新政，诏定国是第四天，太后逼光绪下三道谕旨：（1）将帝党首领翁同和开缺回籍，使光绪“股肱顿失”。44\n（2）规定凡二品以上大臣授新职，要具折到太后处谢恩，从而正式宣布她拥有最高项官员的调度权，使光绪无法任命维新派和产党。（3）任命她的心腹死党荣禄为署理直隶总督统率北洋之军，从而控制了京津区的行政和军队。完成这三件事后，慈禧胜券已操，网罗已布，使对光绪表示“汝留祖宗神位不烧，辫发不剪，我便不管”。实际上冷眼旁观，伺机扼杀新政。维新运动的阻力——维新派和帝党虽然一开始便处于不利境地，但仍力图凭自己的掌握的起草和发布上谕的权力推行新政。然而一开始即遇到抵制,他仍有恃无恐，不把皇帝放在眼里，对旨意和新政上谕，或阳奉阴违，或托词抗命甚至公开顶着不办。地方督抚大员，除湖南陈宝箴外，余皆视为空文，消极观望，以至新政诏令如雪花落地从九天降下，而落地却无声消融了。显然，新政“勿黜革旧大臣”的策略在实践中碰壁了，要打破阻力，推行新政，就不得不采取一定的组织措施。维新派和后党开始采取组织上的措施，对后党进行反击。7月8号，光绪下令将恶意参劾康的御史文悌革职降用。8月底，颁发并衙门、裁冗员之诏。9月4日，将礼部六堂官，一并革职，9月5号，特赏杨锐、刘光弟、林旭、谭嗣同以四品卿衔，命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预新政事宜，时人称“军机四卿”。光绪对后党的反击，激化了新旧两党的矛盾，罢除守旧大臣，引起守旧廷臣权贵们的惊骇和仇恨。他们到太后处哭诉，说光绪“变乱祖制”、“胡闹妄为”，请求干预，重行“训政”，太后不能无视光绪夺其实权。加之新政的推行已触犯了朝野一大批人的利益，废八股使一些土人感到失去了做官的机会；废淫祠使一批土豪劣神、和尚道土丧失了诈骗钱财的场所；裁绿营使大批兵勇失业，取消旗人供养制度使靠寄生过日子的旗人感到失去特权的痛苦；并机构，裁冗员使不少官僚及依附者权利丧尽，所有这些人都愤愤不平，对新政切齿恨之，群起攻之，并散布谣言，煽动舆论，造成了“天下共愤”的局面，使他们得到扼杀新政的借口，于是后党决定将政变提上日程。早在8月下旬，太后逼光绪下谕，10月中偕皇上去天津阅兵，打算此时废除光绪。9月4日，被革除的六堂官跑到天津与荣禄密谋政变。２、戊戌政变：9月14日，光绪去颐和园请安，受太后训斥，觉情况不妙，44\n15日手书密诏交杨锐带出，告诉维新派太后不准旧法变尽、昏官尽除，否则，朕位不能保，命他们“妥速筹商”出一种万全良策，“不胜十分焦急翘盼之至”。但杨锐惊慌失措，竟压了三天没送出，18号，光绪又交林旭一封，命康迅速出京，到上海督办官报，存对康保护之意。维新派感到局势的艰难，但手中无权，痛哭之后，把救“圣驾”的希望寄托到曾参加过强学会、目下又率七千精锐的袁世凯身上，曾建议“抚袁以备不测”。9月16日光绪两次召见袁，提他为兵部侯补侍郎，并暗示他以后不受荣禄节制，认为受此龙恩，必相报，故于18日夜谭只身去袁在京寓所，对袁出密诏，晓以大义，劝他后日请训回京后，即率部入津诛荣禄，然后速进京，以一半兵力卫光绪，一半包围颐和园，以便康等捕太后，为此君权可复，大事可定。袁“魂飞天外”，哄走谭后，决定投靠太后，20日，请训回津，向荣禄告密。19日实施政变步骤。这一天荣禄带兵入京，请太后即日训政，次日，太后回故宫，光绪处于受控制地位。同日，康找英日公使救骂，但帝义见大势已去,不肯帮忙，维新派只能坐以待毙。21日，发动政变，宣布重新“训政”将光绪囚禁于中南海瀛台，下令捕杀康、梁，二人分别在英日帮助下逃亡国外，谭嗣同拒走。“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流血者，此国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24日，逮捕了谭嗣同、杨深秀、林旭、杨锐、刘光弟等，不经公开审讯，便于28日将他们和康广仁一起杀害于菜市口。谭临刑前，口占绝命词：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凡参加新政和倾向变法的官员，都被囚禁或革职。严复因末参加戊戌政法实际活动，免于追究，但受到监视。9月26日，太后下令停止新政，除保留京师大学堂，铁路矿务总局和各省已办学堂外，其余慨行废业，恢复旧制,至此，戊戌变法完全失败。３、失败的原因客观上：经济基础薄弱，阶级力量单薄，资处于正在形成之中，没有成为独立的阶级力量，是在异常紧迫的救亡任务召唤下提前走上政治舞台的，思想上没有完全实现，从封建士大夫——资知识分子的转化。相比之下，封建守旧势力在经济、政治、思想上都显得过于强大，又掌握全国军政实权，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和千百年来形成的习惯势力以做后援。主观上：由于民族资上层及其政治代表维新派政治上的软弱性。表现在：（1）政治主张上的矛盾44\n要求改变封建制度，又不敢与之实行彻底决裂，向往和追求西方民主政治，又对之有种疑惧，尤其对民主革命视为“流泪盈野，杀人如麻”的“近世革命之祸”，故只能选择一条渐进改良的政革道路，从而束缚了自己的手脚，处于软弱无力和进退失据的境地。（2）对待群众态度的错误视人民为“乱民”、“贼子”，主张予以镇压。（3）对帝义认识上的模糊认为帝瓜分中是中国不自强，不争气，只要学西方变法图强，就可自然而然地解决民族危亡问题，对帝义存有幻想。应该提出：主观上是力图按照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经验行事的，但他们不懂的，明治维新实际上是一场自下而上的革命与自上而下的改革相结合的不彻底的资义革命，日本的维新派在此之前就已经掌握了某些藩的军政实权，并利用农民反封建起义的帮助而起兵推翻了封建幕府的统治，拥立天皇推行新政。他们不像中国的维新派那样缺乏实力，那样软弱和害怕农民起义，这是明治维新和戊戌变法一成一败的主要原因。4、戊戌变法的性质和历史地位性质———戊戌变法是改良主义运动，虽然是含有进步性，但不属于革命的首畴。列宁给改良主义下的定义“一般说来，改良主义就在于人们仅限于提倡一种不必消除旧有统治阶级的主要基础的变更”。又说，“改良的主义的变革，就是不破坏统治阶级的政权基础，只要统治阶级在保持其统治的条件下作一些让步”。（1）资改良主义运动（2）具一次失败的，不彻底的资革命，是资夺权的尝试。 （3）既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资革命，也不应视作改良主义，而应称作改革或改良。争议的中心是如何理解革命改良及改良主义的涵义，如何看待列宁关于改良主义的论述的。关于政良和政良主义（革命与政良）19世纪中期国际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革命兴起后和列宁始有论述，如《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的改良主义》，“44\n近几十年来，资的长足进步和一切文明国家的工人运动的迅速发展，使资义过去那种对无产阶级的态度有了很大的变化。欧美资以自己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为代表，不再用公开的、直接的原则斗争反对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维护私有制的绝对不可侵犯和竞争自由，而是越来越多地主张用所谓社会政良来反对社会革命的思想。不是用自由主义来反对主义，而是用改良来反对主义革命———这就是现代“先进的”有教养的资的公式。以上列宁认为：政良主义是资用来反对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手段。革命—《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这就是用暴力打碎陈旧的政治上层建筑，即打碎那由于和新的生产关系发生矛盾而到一定的时机就要瓦解的上层建筑。”可见：革命（1）武装反抗（2）改变生产关系对戊戌维新和康有为称之为改良运动（或改良主义）和改良派，改良主义道路，大致始于30年代。1944年范文澜出版《中国近代史》后流行。改良或改良主义是工人运动反对资、实行主义革命的“副产品”列宁常把它和机会主义、义会迷和庸俗进化论并称是一种很不光彩的政治思潮及流派。而产生于19世纪末的戊戌维新运动，虽是一场自上而下的改良运动，对顽固的封建政治却有很大的冲击力，与国际工人运动中产生的改良或改良主义思想和活动的背景是不相同的。所以有人对我戊戌的提法提出了怀疑。改良与改良主义有区别，马义者反对的是改良主义，决不排斥改。列宁：革命的胜利还不知在什么时候到来，“我们应当支持任何的改善，支持群众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真正改善。我们同改良主义的区别只是他们只限于改良。把改良当成唯一的宗旨，与革命为敌。戊戌没有发动群众，也不触社会基础，只是进行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但就其趋势来说，它打击封建顽固势力，策划君主立宪，最终想建立资制度。就不“只是限于改良”地维护旧制度，而是一个要求作较大革新的改良运动。它们遭顽固派的镇压便是证明。慈禧拥有的力量，不是慈禧本人有什么天大的本领，而是她代表了几千军事封建地主的势力。或说她正象征着官僚贵族地主的堡垒。这些旧势力和封建的堡垒，在欧洲被蒸汽的动力摇撼了，被工业推翻了。封建的幕府统治，完成了明治维新，出现了所谓“洋务”，所谓“维新”，甚至有了幼稚的民族工业，然比之于封建地主的关系，纵不是蜉蝣挪树，也是羽翼末成，不能高飞。44\n变法运动的阶级基础是民族资产阶级上层，从阶级构成看出原是改良主义运动，是从地主官僚转化来的资产阶级上层的代表者。他们同封建地主阶级保持着极为密切的联系，没有革命要求，企图走日本明治维新的道路，在不触犯地主阶级根本权利的基础上求得一些发展资本主义的条件，他们主张向西方学习，提出了许多改革的建议和方案。几乎遍及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个方面。但他们把希望完全寄托在一个皇帝身上，提出的各种变法措施都依靠清政府来推倒，根本不想推翻封建统治，也不想彻底改变封建统治基础，由此，我们完全可以称戊戌变法是一次改良主义的政治运动。历史意义：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但意义重大，在近代中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和社会进步的斗争史上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是一次爱国运动）（1）戊戌变法的直接目的是维护民族独立，谋求国家富强，有强烈爱国主义精神，新兴的民族资及基其知识分子在瓜分危机迫在眉睫的关头，挺身而出，自觉担任起救亡重任，努力向西方探讨救国真理，冒死直陈于上，奔走呼号于下，向人们敲起亡国灭种的警钟，宣传西方变法图强的道理，以至于不怕杀身灭族，自甘流血以图国昌，这种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是中华民族极可宝贵的财富，维新派当时的救亡图强为宗旨的宣传和组织活动，与极大地警醒了全国人民，激起了全国人民尤其是知识分子的爱国救亡的政治热情，为中国人民后来继续进行救国斗争打下了基础。（是一场进步运动）（2）戊戌维新运动要求改革社会制度，推动中国社会的前进，具有重大的进步意义，与历史上维护和加强封建统治的改革不同，戊戌变法是要改变陈腐落后的封建制度，以适应民族资的发展需要，反映了时代的要求，顺应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趋势，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地除封建主义之旧，布资义之新的尝试，影响巨大。（是一次资政治思想启蒙运动）（3）戊戌变法对中国知识分子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资启蒙教育，掀起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的潮流。维新派在变法期间，通过学会、报刊、学堂，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抟播了西方资的社会政治学说和进化论的哲学思想以及自然科学，猛烈地打击了中国封建主义的“旧学”，特别是封建专制主义和纲常名教，从而在封建的思想堡垒上初次打开了一个缺口，使资民主主义思想得到空前的传播，戊戌维新运动的这一重大思想成果，封建顽固派是无法“取消”的，它为以后的革命打下了思想基础。44\n（推动了资级革命运动的兴起）（4）戊戌变法的失败，证明在双半社会已经确立和中国守旧势力特别顽固和强大的情况下，企图与封建势力妥协进行自上而下的改良道路是走不通的，要实现中国的改革进步，独立富强，就必须依靠人民群众，采取武装革命的手段，推翻帝义和封建势力联盟的反动统治。正是这一深刻的历史教训，使许多先进的中国人抛弃了改良道路，掀起帝国主义革命的潮流，推动了辛亥革命运动的兴起。戊戌变法与日本明治维新的比较：日本通过明治维豁然崛起，明治维新志土们通过国内战争，消灭了封建领土制度，推翻了幕府的封建统治，实行了有利于资发展的改革，资迅速发展，很快建成一个独立自主的资近化国家。中国效仿了日本，康梁提出了以日国榜样君主立宪的改革方案，内容上“政治上基本效仿了明治维新，如要实行君主立宪、迁都、改革及经济上仿照日本奖励和扶植民办农工商业，开设银行、发行纸币，军事上要依照日本改造练兵方法以及军事机构。广设武备学校及文教上仿日本开办学校，安排学制和学科，强调办报重要，但弹指之间，便被绞条。同是自上而下的资级政治改良运动，为何一成功一失败。（1）从经济上：两国资商品经济发展的程度不同。双方经济有共同点，即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但两国资义发展的程度不同。日本明治维新前资义已有较为广泛的发展，资商品经济基本上是伸入全国范围的，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在许多城市出现了商人及其行会组织，在大城市正出现了高利贷者，而且商品经济也逐渐深入到农村。由商人包买主控制的资家庭手工业在棉织中已占支配地位，棉织业的手工业场也发展到相当水平，代表资方式的新式地富，在乡商人已自发、独立地生长起来，并逐渐占了统治地位。总之，时商品经济已达到较高水平，对自然经济的解体发生了重要作用。资已有一定发展，新兴的资势力不仅成了反对幕府活动的支柱，而且在倒幕胜利后成为日本近代化的核心力量。中国44\n虽然变法前，农产品已部分开始商品化，民资义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无论在水平上还是地域上都是极其有限的。统治维护男耕女织个体小农经济为保证，使农业和手工业结合为基本的社会结构，抑制工商，禁止大规模商品经济的发展，使中国社会经济中新出现的资经济在浩瀚的自然经济的农业中不过是沧海一粟。中国社会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依旧是分散的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正是这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成为封建势力赖以生存的基础，所以中国封建势力特别顽固。时中国民族资经济基础薄弱，阶级力量微弱，又得不到人民群众的支持，缺乏广泛的社会基础，尽管有变革愿望，但要独立掀起一场变革运动是不可能的。 （2）两国封建阵营分化的程度不同。就各国遇到封建顽固势力的力量来说，中国的封建势力远较日本封建势力强大得多。日本：社会内部已存在多股程度不同的与中央政权幕府离心的势力，封建阵营早就出现分化。作为封建支柱的下级武土中涌现了一批倒幕派领袖，中级武土乃至上级武中也发生了分化，大名、富商及统治阶级重要组成部分先后离开幕府，削弱了幕府力量，动摇了封建统治的社会基础，而农民、市民频繁的自发起义则从下面强烈地震撼破坏了它的统治基础，最后，以资义化的下级武土，乡村资级为领导的维新派的联合进攻，从正面给了它致命一击，本已病入膏肓的幕府终于一命呜呼。中国：却不曾有过这种封建统治阶级的巨大分化，自然经济没有受到像日本那样的具有全国性的冲击，中国的地主没有面临像日本武土那样严重的甚至丧失生活来源的危机。大部分地主、官僚的生活的很优裕和稳定。他们对变法触及其切身利益必竭力阻挠。统治阶级分化的甚微性使封建统治并末陷入像日本幕府那样的孤立境地，在它的周围还有庞大的官僚机构，众多的八股士人及百万军队，成为其颇为广泛的社会基础，使中国的资义和维新派力量显得尤为弱少。领导人主要是倾向资义改革的在野士大夫，依靠无权的光绪皇帝，又缺乏斗争经验，与社会革命力量也极少联系，革新力量十分微弱，这样就决定了必然失败。（3）从政治体制上看，两国封建统治的体制不同，两国封建中央集权的程度不同。德川幕府是日本最后一个封建堡垒，它沿袭了幕藩体制。德川幕府架空了天皇，使日本在长期内不能形成君主独裁的专制制度，全国成割据状态。全国分为两百多个藩，各藩主大名拥有军队和地方政权。日本幕府本身，造成了占全国1/3的地方政权与幕府对立的局面，使日本在长时期内不能形成严格的中央集权制，并使各藩有相对的独立性，这从客观上削弱了幕府统治，造成了明治维新的有利条件。中国：44\n中央政权高度集中，封建专制主义在清代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中央增设军机处，地方建立督抚制，对边疆还设有理藩院，从而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加之百万八旗、绿营兵，使当时的中国从中央到地方，从内地到边疆形成了一个缜密的封建网罗，西太后在政治、经济、军事及其他领域里具有绝对的统治权威，在此情况下，中国绝不可能产生象日本部分藩帮倾向改革与中央抗衡的地方政权。政治、经济关系上均没有造成倾覆旧的国家体制的形势，封建势力在各个领域里仍占绝对优势。关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中学、中国文化，“西”——西学，西方文化。“体”与“用”是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一对重要范畴。“体”——经义。“用”——治事。即内在的精神原则和外在的应事方术的观点。本来是在一种文化内容内部区分。体、用、内、外，是本质与现象之间的关系。到了近代，发展为在两种（中西）文化之间讲体用关系。近代人物首先继承了传统观点：主张“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误认为西学以具体的科学技艺见长，属于“经世宰物”一类的物质文明，而精神文明远不及中国，企图折衷“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建立一种中西合璧而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本位、为主体的“新”文化。这里，体用的含义已经变成了一种常识所未的本末或主辅关系了。这种涵义是对传统文化体用观的新的延伸，也是对本质与现象含义的偏离，同时又是对传统“体用论”、“体用”统一的割裂，似乎中学有体无用，西学有用无体。这是形而上学的观点，难怪严复讥讽他们的观点是“牛体马用”。传统把“中体西用”论归于张的名下，论为它是旨在对抗资义改良主义运动的洋务派的理论，有道理但不全面，《劝学篇》在论证和宣传“中体西用”思想方面确有较大影响，但最早并不是他最早提出的。这种思想：早在鸦片战争已有葫芽，林魏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目的显然是用西学的“用”保卫中国封建制度之“体”。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出现的早期改良派思想家发展了它。冯桂芬《校邠庐抗议》”中提出，“以中国之纶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这该是最早表述“中体西用”思想的。王韬、薛福成、郑观应相继提出类似主张，王“形而上者中国也，以道胜，形而下者西人也，以器胜。”郑“道为本，器为末，日可变，道不可变？”他们器可变，孔、孟之道不可变的理论纲领，又很快被洋务派接受，成为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李、曾、张都是中体西用论者。44\n这一流到语见诸文献是九十年代中期。1896年4月，沈寿康在《万国公报》发表《匡时策》，言“夫中西学问，本自互得失，为华人计，宜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中体西用”作为整个十九世纪后半期的是时代思潮，不只是洋务派，当时各派知识分子，凡是讲西学、谈时务的人，差不多都赞成此论或受到它的影响，“举国以为至言”。如何评价其实质及作用 实质：十九世纪下半叶，是中国被迫打开锁国闭关局面开始走向世界的重要时期，也是中国从中世纪走向近代的重要历史时期。在古今、中西文化的激烈冲突中，“中体西用”作为一个防御性口号，从总体上说是保守的，是阻碍中国走向世界，走向近代这一历史进程的。在民族危机深重的情势下，在心理上反映出过分夸张民族优越感，所要固守的中体是力图保持中国的几千年来的“纲纪法度”，“伦常各教”于不变，所采取的折衷形式不过是为了以新守旧、以西补中，是以消极的态度适应世界历史变化的潮流。所以，“中体西用”是一个典型的文化保守主义口号。此为其实质。但作为半个多世纪里各派知识分子普遍接受的口号，我们对它被赋予的不同内容，所强调和例重的不同方面，以及实际上所起作用又必须作具体分析。首先“中体西用”作中国近代向西方学习的第一种可能形式，在历史上起过一定的进步作用。一般说来，在封建主义旧文化弥漫整个中国，民族意识在愚昧落后和盲目尊大的恶性循环中自我沉醉之时，早期改良派提出以西方补充中学，要求引进和容纳若干资的新文化，这无疑是给“大一统”的僵化的封建文化打开一个缺口，在当时起了“开风气”的进步的社会作用。它是当时引进西学的最可能的形式，也是中西文化交触的第一阶段。其次，这种进步性毕竟是有限的随着历史发展，西方在逐步的加快，人们对西学认识加深，纲纪法度的保守性及自身的矛盾就日益明显地暴露出来了，“中体”越来越成为发展“西用”的障碍，而且在人们通过西用逐渐窥知“西体”，提出伸民权、设议院，实行“君民共主”等要求时，洋务派企图引进西方的“坚船利炮”加固封建制度之“体”。而资义改良派的维新变法主张就是要触动这个“体”，革命派要彻底推翻这个体，此时，张抱住“中体西用”不放，其矛头是针对改良派和以后的革命派了。他的《劝》始终以“尊朝廷卫社稷”为第一义，以“保名教”、“杜危言”为已任，强调讲西方必须“先以中学固其根底”。张的“中体西用”44\n完全成了镇压资级政治改革思想的反革命舆论工具，成为反动的口号。这一口号的反动性也可以从统治阶级对它的态度上看出：初刚出台时，只是在保卫“中体”的前提下要求延纳一点西用，顽固派就攻击它“用夷变夷”是“变我祖法，乱我圣道”的祸根；而在数十年后，却让《劝》作为刊布，颁发各省督抚学政人手一册，还将其编入以“以教政学”为宗旨的《翼教丛编》。“中体西用”作为中西文化矛盾冲突由一种重要的回应方式，主导方面讲是保守的，反动的。是指工人运动中一般敌视马义和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政治潮流，它的特点是毫不触犯资剥削制度基础的少许改良来代替反对资本主义的阶级斗争，可见改良是进步的，戊戌时期，新兴的中国民资虽然还很不成熟，但它毕竟是代表新的生产方式，是革命者，是先进者，是反映新的生产力的需求，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其意义和作用是不容忽视的。（1）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2）是一次失败的，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是资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尝试， 目的是救亡图存，改革现状，实行君主立宪，发展资本主义。吸取了洋务运动失败的教训，认为要救亡图存，必须象西方那样，全面改革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维新的指导思想是“全变”，君主立宪制与民主共和制,政体的形式虽然不同，国体的实质却是一样，都是资产阶级专政，戊戌的中心内容，是要向封建顽固派夺权，用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去代替封建的君主专制，建立资专政的政权，为资在中国的发展扫清道路，因此是近代资向封建地主阶级夺取政权的一次尝试，是一次资性的革命运动。 历史系《中国近代史》课程教学实施方案44\n第五章第三节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斗争计划课时数6讲授时间5月19日（第13周）目的要求讲授内容19世纪末3300多人，一天主教、新教、东政教重点义和团运动难点义和团“扶清灭洋”口号分析板书设计一、义和团首义山东的成因。二、反洋教斗争的新发展。三、义和国的源流和赵三多起义。四、义和团在北部中国的发展。五、八国联军侵华和清政府宣战。六、义和团运动的失败和《辛丑条约》的订立。拟采取的主要教学方法讲授作业或思考题1.《辛丑条约》的内容及影响。2.析“扶清灭洋”。备注44\n义和团首义山东的成因1.帝国主义的军事侵略和宗教侵略相结合，把山东变成了全国民教矛盾最尖锐的地区。当时的山东并非教堂和教民数目最多的省区，然而自从德国借口巨野教案割据胶州湾以后，却将宗教侵略提到了一个新水平。德军不仅在占领区暴行累累，而且和传教士勾结在一起，越界直接用暴力镇压民众的反教会斗争，出兵日照，火焚兰山，在胶东和鲁南连续制造了十二起血案。甲午战后山东的民族矛盾突出地表现为各阶层人民和教会侵略势力之间的尖锐冲突，山东教案实居北方几省之冠。1896——1899，直晋豫24起，东北17起，山东35起。与南方比，四川集中但长江流域的洋务派厉行镇压，余栋臣起义失败后，减少，而山东却由小到大，逐年递增，并与反抗法经济侵略的路案、矿案相交错。2.甲午战后，山东人民反教会斗争的组织程度在北方各省中是最高的，鲁西南、西北、直鲁交界处在历史上就是宗教结社和民间拳会密布的地区。民间拳会甲午战后相继转变为山东下层人民反洋教的战争团体，不管这些团体在组织上、思想上如何落后，但毕竟不失为聚结民众力量的温床，当山东凭会社起来斗争的初期，北方各省对教会的抵制,基本上还停留在民教诉讼或自发骚动的水平上。山东人民有组织的斗争，必然成为更大规模的反侵略风潮的酵母。3.山东当局在一个时期内对反侵略的民间会社采取了比较宽容的政策，客观上有利于运动的兴起。李秉衡、张汝梅基本上是“持平办理”，即企图以封建政权为民教争端的调节机器。一、义和团的兴起和壮大戊戌变法之时，以农民为主体的劳动人民和部分士绅，在社会最低层广泛地掀起反侵略、反瓜分和反洋教的斗争，变法失败后，这些广泛而分散的爱国运动，迅速地汇集成一场惊心动魄的反帝爱国运动。1.反洋教斗争的新发展鸦战前，西方资义国家的教会和传教士就妄图用十字架征服中国。战后，欧美的天主、耶稣教和沙俄的东正教依靠不平等条约和大炮保护，先后向中国派传教士。19世纪末达3300多人，在中国建教堂，网罗教徒，收集情报，干涉词讼，挑拔民族关系，进行文化侵略，并为本国政府出谋划策，起了大炮不能起的作用，中国人对此极痛恨，不断进斗争，半个多世纪来，斗争共经历四个阶段。44\n（1）1861年，贵州开始驱逐传教士——1870年天津教案。特点：民事纠纷。地主阶级上层为主。在沿海、沿江建教堂，招信徒，无视中国传统礼教和风俗习惯。首先是地方官员和士绅不满，打击了“排斥异端”，“保卫圣道”的旗号。组织官役、兵丁、团勇进行斗争。天津教案——法教堂拐儿童，人民抗议，领事丰大业开枪杀人，群众烧教堂杀教士。（2）天津教案——中法战争结束。特点：地主阶级上层消沉，由于地主成为斗争领导者，下层群众人数多。通过学校、医院、育婴堂和报刊，宣传奴化思想进行文化侵略，收集情报，间谍，云南、广西、广东、台湾、福建、浙江等地人民焚教堂，杀教士，自发把反教会斗争和保卫边疆结合起来。（3）中法战争后——中日战争前。特点：会党任领导，武装起义。包揽词讼武断乡里，干涉内政，插手外交，民族矛盾加剧，以大规模武装起义为主要形式，四川大足县，长江哥老会中下游，热河金丹道，在理教朝阳地区。（4）甲午战争——义和团1898年6月，四川大足余栋臣起义。反教会与反瓜分相联系山东费县刘士端，山东巨野沂水，广西天地会起义。这期间，外国传教士积极参与本国政府瓜分中国的活动。山东、广西、四川、湖北等地人民自发地把反对教会侵略和反对列强瓜分逐步结合起来，将斗争推向高潮。兴起北方的原因：（1）帝义的军事，经济侵略，给北方人民的生命财产带来直接危害。甲午战争，辽宁、山东直接受害。战后，德占胶州，俄霸旅大，英占威海，大量铁路被外国人修筑，海轮的通航，旧交通运输弃置，造成赖运河为生的农民，手工业工人和运输工人失业。（2）外国传教士为非作歹，不法教民无恶不作，地方官吏袒教抑民。（3）山东、直隶人民有反抗压迫和练拳习武的好传统，在这种民间习武自卫的群众团体的基础上，反帝爱国的义和团运动便蓬勃发展起来。可见义和团运动是反洋教斗争的继续和发展，是甲午战争后帝义同中华民族矛盾激化的产物。２.义和团的源流和赵三多起义：源流：义和团是在义和拳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义和拳是乾嘉年间，民间流行的操练拳棒的一种秘密组织，最初的口号是“反清复明”44\n，鸦战后，由于帝义侵略的加深，义和团的斗争目标转向对外，19世纪末，民族矛盾成为社会重要矛盾，义和拳就汇合好几种民间秘密组织反清组织，发展为反帝组织。（如：白莲教、大刀会和各种拳会）而成为具有广泛群众性的反帝组织。成份：主要成分是农民，在高潮时，大量的无业游民和散兵游勇也参加进来，另外还有一些富人、满贵甚至宫廷太监、清兵也加入义和团，大都是十几岁的青少年，还有妇女组织红灯照等。一般没有统一组织，以八卦名目自立团号，如乾字团、坎字团、义和团信仰不一，只有“神灵附体”，“刀枪不入”的迷信思想是一致的。沿袭了杂拜各家鬼神偶像的传统。信奉的神灵五花八门，大体以《封神榜》、《三国演义》等小说或戏曲中的人物，如悟空、八戒、赵云、关羽、黄天霸等为信奉对象。相信只要神灵附体，就可以刀枪不入。赵三多：1989年10月，山东冠县义和拳首举义旗，揭开义和团运动的序幕。冠县城北的犁园与直隶威县交界。1886年法教士来此，强拆村北玉皇庙，“改建教堂，村人大哗，群起抗拒”，村民阎书勤、高元祥等人挺身而出，率群众“拟拆之武力，拆毁教堂”。斗争相持几年，1985年冠县官府派兵弹压村民，阎、高请求威县梅花拳首领赵三多支援。1896年4月，赵在犁园屯亮拳设厂，广招拳众，于1898年10月率众起义，竖起了“助清灭洋”的旗帜，并改称义和团。起义军同清军多次搏斗，后分头活动，赵在直隶中南部，阎在冠县。同时，鲁西北茌平、高唐、禹城、长清等州县的义和拳，也在朱红灯和心城（本明）和尚的领导下积极开展反洋教斗争。朱红灯成为鲁西北义和拳的旗手，出现了“济南至德州三百余里皆其党羽”的局面。毓贤多次派兵镇压，于同年12月诱杀朱和本明和尚。山东三届巡抚，李秉衡、张汝梅、毓（玉）贤等都曾武力镇压义和团。３.“扶清灭洋”的口号自1898年10月，山东冠县义和团打出“助清灭洋”或“扶清灭洋”的旗帜后，这类口号在各地义和团中迅速流传。成为各地义和团的主要口号和旗帜。积极：该口号不是也不可能是义和团通过对社会主要矛盾和形势科学分析后提出的，而是在反侵略中自发形成的。带有反瓜分的时代特征。它触及到反对帝义这个主题。反映了当时主要矛盾，表现出明显的反帝性质，从团结抗敌的角度看又具有一定的策略意义。既易为群众接受，又可减少来自统治阶级的压力。从而壮大自已的力量，造成moreamdmore大的声势，在实际斗争中起了积极作用。44\n消极：但这个口号毕竟是农民对中外反动势力处于感性认识阶段的产物。不是一个科学的口号。没有一个正确的奋斗目标，具有明显的局限性和消极作用。长期的封建社会形成了一个极牢固的传统观念，即把国家、朝廷和皇帝混为一谈，把爱国与忠君合二为一，义和团无力冲破这种封建思想的束缚。①这个口号首先反映了农民小生产者的皇权主义观念。没有认清帝义和清统治者的本质关系。这一口号掀起的“灭洋”浪潮，模糊了义和团对清王朝的认识，使慈禧为首的顽固势力，得以利用农民的皇权思想和仇洋心理，把自已装扮成为灭洋的“圣主”和关心人民的“清官”。又极力宣扬口号“扶清”的一面，使自已得以控制运动的领导权。把一场反帝爱国斗争，完全引向仇杀洋人的歧途。这个口号把“保卫中华”与“扶助清朝”混同起来，放松了警惕，这个口号表明义和团不打算推翻清，建立自已的政权，这与历史上任何一次农民起义都不相同。由此引来统治阶级对它的态度也存在两种分歧。②该口号也反映了浓厚的小生产者的狭隘眼界，在“灭洋”的口号下，义和团不仅要“杀尽”、“驱逐”所有的洋人和教士，还一概反对和严惩中国信仰洋教的所有教徒，以后那些直、间接与洋人有干系的人或事，凡带洋字的不加区别地排斥、反对，盲目笼统排外，以至以消灭科学技术、商品生产来发泄对洋人的仇恨，这就使这个口号具有盲目排斥性和落后保守性的一面。 总之，义和团的“灭洋”有二重性，既闪烁着爱国主义的光辉，又逃不脱盲目排外的狭隘眼界，而其“扶清”尽管从属于灭洋的总目标下，但效果实得其反，在很大程度上模糊了人民的视野。丧失了自已的独立性，最后被清廷出卖，导致悲惨的结局。４.清对义和团策略的转变义和团的发展引起帝义恐慌，指名要袁任山东巡抚。袁1898年12月下旬，率武卫右军七千人到山东就任。对义和团血腥镇压，不仅引起山东人的气愤，也使一些官吏、御使不满，清廷怕袁的屠杀“激起大祸”。于1900年1月11日“上谕”，告诫地方官吏对各种会应有区别。4月17日，清上谕再示“各省乡民设团自卫，保护身家，本古人守望相助之道，果能安分守已，原可听其自便”，实际上等于承认了义和团的合法地位，义和团在北中国迅速发展起来。清对义由“剿”到“抚”，原因很复杂44\n（1）自德占胶州湾以后，帝义各国争相效尤，武力瓜分危机迫在眉睫，在极困难的情况下，希望“当以团结民心为要图”。（2）戊戌政变后，康和梁分别在英日庇护下逃往海外，引起太后不满。1900年１月太后欲废光绪另立皇位继承人，又遭外国公使干涉和反对，使太后更加不满和恐惧，故极力寻找支持力量，以便向帝义报复。（3）清深知义和团打击对象是外侵，并提出“扶清灭洋”的口号，所以认为安抚不仅必要，而且可能。企图通过安抚把义控制起来。但袁为讨好帝，对义坚持大加痛剿，袁军所至，处处一片血海，使山东义和团处境困难，1900年春，纷纷从山东北部转入直隶，与当地义和团汇合，把反帝斗争推向高潮。二、义和团运动的高潮１.义和团在直隶的发展直隶南部在历史上曾经是白莲教、梅花拳流传的地方，甲午战争后，直隶全境几乎是法国天主教的一统天下，大小教堂2290多所，教堂林立，教士、教民作恶多端。1898年冬，大名府一带义和拳打出了“助清灭洋”旗号，1899年省会保定的义和拳“纠众树党”。1899年10月景州出现千人攻打天主教堂事件。1900年春，山东义和团北上，直隶南部拳民响应，一时“习拳者益众，焚香设坛，人心若狂”的局面。他们不仅普通掀起反洋教斗争，而且与镇压的清军直接交锋，特别是涞水，涿州的胜利，使义和团声威大振。２.义和团进入北京和天津当义和团在直隶中部发展时，一些团民已流入北京城乡。1899年秋，京城景山后墙大片空地，成了习拳练武的中心。1900年4月，在东单于谦堂内设了北京第一坛口。5月京城处处聚众，“千百成群”他们张贴揭贴，宣布“助清灭洋”，说“最恨和约，一误至今，割地贴款，祸国殃民”。“羽翼洋人，趋兴附势，肆虐同群”。反映了爱国热情。帝义一再敦促清镇压义和团，清意见有分歧，军机大臣刑部尚书赵舒翘为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刚毅等主张利用、约束和控制义和团达到“收而用之”的目的。军机大臣荣禄，吏部侍郎许景澄、兵部尚书徐用仪等则坚决主张镇压义和团才可免去列强武力干涉的借口，荣禄抱病七次下书要求镇压。6月9日，西太后“决议不将义和团剿除”，认为“以之抵御洋人，颇为有用”，慈禧的态度使义乘机入京，随后清政府正式承认其合法地位，随且“44\n官兵任其猖獗，城门由其出入”，造成了清难以控制的局面。主抚派占了上风，主剿的官员受到了严重打击。此京成了义的天下。义和团在天津天津是华北最大的通商口岸，是帝义进行经济、文化侵略的基地，这里不仅有各国的教堂，而且有七个国家的租借地，因此该地不仅是义和团运动高涨的中心地带，也是抗击八国联军的主战场。当时天津最大两支：一是游勇出身的曹福田，另一是操船为业的张德成，在独流镇建立“义和神坛天下第一坛”，入者千人，后来在杨柳清发展到２万人。这两支在卫津中出了大力。“神坛林立，业冶铁者家家铸刀，丁丁之声，日夜相继”。6月，随着清府政策改变，义和团合法，一贯主张镇压的荣禄也只好将其迎进天津。从此清军与义和团建立了较协调的关系。八月，联军进攻大沽口时，并肩抵抗。义和团入京津，推动了全国反帝爱国运动蓬勃发展。数月内，从山东到直隶，从东北到中原，从内地到边疆，掀起了以京津为中心的反帝高潮。此外………三、抗击八国联军侵略的斗争１.联军入侵与清廷宣战帝义一方面敦促清镇压，一面联合组织侵华战争直接干涉。1900年4月，义入京时，俄使格尔思就提出限令清在两月内“一律剿除”。不然将“代为剿除”。4月12日，各国军舰集于大沽口外举行联合示威。5月31日，组织400名侵略军，以保卫使馆为名进犯北京。6月10日，由俄、英、美、日、德、法、意、澳八国凑2100多人，由英中将东亚舰队司令西摩尔率领，从天津向北京进犯，实际不宣而战。西摩尔进京时，义和团拆毁京津沿线的铁路和桥梁，使敌军无法前进，如同爬行。6月14日——18日，侵略军被围廊坊，与清军董福祥、聂士成联合作战，把联军打得落花流水，使从天津——北京行车只需三四小时的路程，花了四天才走了一半，西摩尔叹“进京之路水陆俱穷”，不得不沿北运河向天津逃命。撤退中，村村遇义和团阻击。死伤300多人，残兵败将25日在2000多名英俄军的接应下回津。廊坊之役粉碎了联军进犯北京的计划。廊坊战后，为控制大沽——44\n天津要道，6月16日，各国的海军司令集聚俄军舰上，策划夺取大沽炮台，一面派兵偷渡登岸，埋伏在塘沽车站和大沽炮台附近，一面联合向守军罗荣光发最后通谍，令其17日凌晨二时交炮台，罗拒绝。17日凌晨在俄海军司令基利杰勃兰特指挥下，提前70分钟悍然进攻，罗率军迎战，六小时后，击沉伤敌舰六艘，打死打伤军200人，因无援助，罗以身殉国，大沽失守，天津门户大开。战局日益扩大，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正式爆发，义和团的全力也转入保卫天津、北京的战斗。1900年6月中旬，大沽失守，北京危在旦夕，慈禧连开四次御前会议，主战主和矛盾白热化，以太后为首的顽固派最终下了利用义和团的决心。21日，发布宣战口谕，打着“顺人心”，“抗外敌”的旗号表示与列强“决一雌雄”。太后宣战支持义和团是由两个客观条件促成的。（1）义和团自身的发展迅猛，特别是在几乎控制京城的情况下，太后深知冒然镇压会立刻导致对清廷的进攻。“只可因而用之，徐图挽救”。宣战是在既无力镇压，又怕不得人心，而采取的权宜之计，借刀杀人，既可使义和团的锋芒不落在自己头上，又可不费一兵之饷用义的血肉之躯与敌相搏，从收渔人之利。（2）发泄王室废立不就的私愤。太后的宣战和招抚令是同时发的，称赞义是“执干戈以卫社稷“的义民，并发放粮米二万石，白银十万两，疏远主剿派，甚至处决了许景澄、袁旭等五大臣。实际上是故作姿态，四天后，清廷在李鸿章的电报中说“剿之，则即刻祸起肘腋，……只可因而用之，徐图挽救”。6月29日，宣战第八天，即向外使馆解释，请求原谅。2、地方督抚的“东南互保”：英为防止义危及长江流域，与长江流域和东南沿海各省督抚相勾结。1900年6月26日，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通过盛宣怀与驻上海各国领事议订《东南互保章程》规定：“上海租界归各国共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均归各督抚保护”，两不相扰，目的阻止义南下，共同维护列强在华利益，互保地区也逐渐扩大。3.天津、北京的陷落6月17日大沽失守，转入天津保卫战，从6月17——7月14，一个月里，义始终在第一线与清军并肩作战，时天津义和团约4万人，首领有张德成、曹福田、王德成、红灯照（林黑儿）。7月14日天津陷落，成立（7月30日）天津都统衙门对天津实行殖民统治。44\n8月11日，北京全城亦为八国联军占领。占领北京后，侵略军扩大到十万人，抢占了东至山海关，西至娘子关，南至保定，北至张家口的广大地区。8月14日，北京陷落，太后、光绪和王公大臣仓惶西逃。四、沙俄侵略东北及其暴行1.海兰泡惨案海兰泡位于黑龙江瑷珲县黑河镇对岸，原名孟家屯，原是中国的一个居民村，俄侵占黑龙江后，在这里建城。1900年已有居民30，000万人，其中1/2是中国人。1900年7月16日，俄军突然包围在海兰泡做工经商的5，000多中国人，抢劫他们的财产，驱赶其过江，进行大屠杀。从17——21日，分四批赶往黑龙江溺死，“伤重者毙岸，轻伤者死江，未伤者投入溺亡，骸骨漂溢，蔽江满洋。”2.强占江东六十四屯六十四屯位于黑龙江左岸，精奇里江以南，在南北150华里，东西70华里的地带，一共有六十四个屯子，直属瑷珲管辖，世代居住着中国满汉等20，000多人，开发早，土地肥沃，据1858年瑷珲条约，中国人永远居此，俄人不得侵犯。7月17日，俄对这里每一个屯子，都进行了血洗、烧杀，死人7000多，还宣布江东六十四屯“已归俄管辖”，中国居民不得重返。3.火烧瑷珲城8月4日，强占瑷珲，纵火焚城，“火光烛天，数日不息”。在齐齐哈尔、哈尔滨、海城等东北其他各地也进行了疯狂屠杀和掠夺。列宁在《在中国的战争》一文中“沙皇政府在中国的政策是一种犯罪的政策”，“杀人放火把村庄烧光，把老百姓驱入黑龙江活活淹死，枪杀和刺死手无寸铁的居民和他们的妻子儿女“，东北的义和团和部分清军进行了反抗，此后，沙俄被迫与清签订了《交收东三省条约》，规定分期分批撤军，但以后又找种种借口不予执行。终于导致了1903年的“拒俄运动”。也是以后日俄战争的原因。五、《辛丑条约》的签订与义和团运动的意义1.中外反动派联合镇压义和团宣战后5天太后即电谕李鸿章北上议和，在仓皇出逃的路上，一方面任命李鸿章为全权议和代表，企图通过他讨好列强，为自已求和留条后路。另一面又把一切责任推给义和团，并要清军对义“严加查办，务净根除”，以此作为妥协的步骤。2.《辛丑条约》的订立44\n1900.12.24，交战8国加上比、西、荷其八国提出议和大纲，太后示“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彻底投降。1901.9.7，11国与清代表奕、李订立《辛丑条约》内容：（1）勒索巨额赔款向各国赔4亿5千万两，39年还清，年息4厘，本息其9亿8千2百万两，加上地方赔款共10亿，是最大一次，相当于清年财政收入的12倍，以关税、常关税、盐税担保，从此清除田赋外，几乎所有主要的税收都被帝控制，国贫民穷，经济更加崩溃。（2）京津不许设防，受侵略军控制。规定北京的东交民巷一带为“使馆区”，各国在此居住和管辖。中国人禁入。实为国中之国、太上皇、大本宫。还规定从大沽——津京沿线的炮台“一律削平”，帝义则有权在北京——山海关铁路沿线12个战略要地驻军，这样，从渤海湾——北京城的通道完全处在外国军的控制下，首都门户大开。（3）清必须严厉镇压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地方官严惩爱国人民，否则撤职，永不启用，附合义和团的王公大臣予以严惩，监禁、流放、赐死，凡发生义的城镇，停文武考试5年。（4）对中国内政公开干涉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首”，由皇亲、洋务派任大臣。（5）修订商约，按照外国人的意志修约，更加便于帝义的经济侵略，并夺取新特权。3.意义（1）显示了中国人民的革命力量它是在瓜分狂潮中，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情况下爆发的，矛头直指帝义，肩负起中华民族奋起反抗外侵的重担。而且把鸦片战争以来，遍及全国的反洋教斗争，推向一个新阶段。把反对宗教和反列强瓜分结合起来，显示出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不畏强暴的气概。（2）沉重打击了帝义妄图瓜分中国的阴谋八国联军占北京瓜分中国极易，但没动手，固然有分赃不均的原因。自义和团革命力量的震慑起了极大作用。认为“44\n中国人意志坚强，爱国心十分强烈，决不允许帝义随心所欲”。从阻止瓜分这一点讲，义和团没有失败，义的英勇斗争，是帝义无力灭亡中国的根本原因。（3）有力打击了清王朝，动摇了封建统治的基础。义提出的“扶清”口号，本有扶保中华和扶持清朝的双重意义。虽然由于清王朝变“剿”为“抚”，往往不主动打击清，但它的行动却在冲破清封建统治者的重重压制后兴起和发展的。在华北造成的巨大声势，逼得封建统治者走投无路。太后也“不敢轻言剿办”，另外，义和团战清军，劫监狱，惩办一批“羽翼洋人，趋炎附势”，打得“荡然无存”。可见使封建秩序及权威受到巨大冲击。清的统治进一步衰弱了。（4）促进中国人民的觉醒，推动了资义革命的发展暴露出帝义对外投降，对外镇压人民的丑恶本质。使人民进一步认识到要救亡图存必须推翻帝义走狗清王朝。义和团后，人心大变，支持同情革命派以武力推翻清政府的主张和活动。这样推动了资义民主革命的发展和到来。呈现出“中国内外人心日升，革命风潮日涨”，更多的人走到孙中山旗下，10年后爆发了辛亥革命，50年后取得双反完全的胜利。义不失为光辉的先驱，周恩来称“中国人民伟大胜利奠基石之一”。（5）对亚洲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也产生了重大影响。直接影响到朝鲜人民的斗争。如1901.5，济州发动起义，打击了日本和朝鲜反动政府。美亚丹斯致《海约翰的信》中也指出：“中国的暴动，可能影响到波斯和中亚细亚，并引起阿拉伯民族的总暴动。”教训：毕竟是一场农民为主体的自发的反帝爱国运动，农民阶级的弱点，分散、落后、迷信、保守，又必然使义带有局限性。（1）不能制订正确的政治路线，提不出科学的纲领和策略。不仅无无级领导，也无已登上舞台的资级领导，甚至少较先进的农村知识分子参加，这使它孤陋寡闻，这一点与太平天国相比就显落后，不象太平天国有共同的领导人，而且形成了核心，有政权、有军队、有组织、有纪律、有口号和纲领，而且在宗教信仰方面，也比太平天国显得更原始、更落后，脱离了农民斗争传统，没有鲜明的政权观念，虽占领过北京，但却未做主人，最后领导权反而为清操纵。时过半个世纪，义反帝爱国运动并未相应地随时代而前进，不仅没有继承太平天国的优良传统，反而连地主阶级经世派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也搁置不用，暴露了农民阶级不能自觉总结历史经验的弱点。“抚清灭洋”的口号导致盲目排外，对清政府本质认识不清，在“扶清”44\n的口号下，丧失了警惕。（2）没有形成统一组织和集中领导，组织很分散，各自为政，不能形成强大的阶级力量。（3）有浓厚的封建迷信思想和落后的宗教信仰。用落后的形式和内容，把人间的力量外化为超人间的力量，宣扬神主宰一切，宣扬刀枪不入，以至用血肉之躯与近代枪炮相搏，使勇敢精神变成了蛮干和愚昧。不能采用科学的斗争方法打击敌人，给自已造成了许多无谓的牺牲。这一切归结到一点，没有先进阶级的领导，农民阶级是不可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使命的。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