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钧儒与1936年的救国会运动 8页

沈钧儒与1936年的救国会运动张芳（嘉兴学院文法学院，浙江嘉兴314001）摘要：沈钧儒是1936年的救国会运动的重要领袖，其人民救国联合阵线的主张为实现“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全民抗战作出了历史性贡献。关键词：沈钧儒；救国会；救国联合阵线1936年的救国会运动是以上海为中心的一次全国规模的抗日救亡运动。这次救亡运动成为了“九一八”事变后抗日救亡运动的历史转折点，为实现“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全民抗战作出了历史性贡献。而这一运动是“由知识分子推动，由知识分子参加，由知识分子领导的民族解放斗争”。[1]445充当这次运动领导的知识分子组成了一个领袖群体，其中最重要的领袖人物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七君子”，而沈钧儒则是他们七人中公认的领袖。一、救国会运动中最重要的领袖沈钧儒是辛亥革命元老，“浙江名宿，众望所归”。[2]（123页）1936年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形成了以‘七君子’为核心的救国会，沈钧儒并且成为‘七君子’的领头人”[3]121，也成为了当时上海和全国救亡运动的精神领袖，站在了抗日运动的前列。（一）投身上海救亡运动，担当组织宣传民众的领头人角色。“九一八”以后沈钧儒投身到发起组织各种救亡社团的救亡运动中，并在救亡运动中逐渐成为救国会运动的领头人。1．沈钧儒是救国会这一爱国团体的创始人。1936年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前，沈钧儒就参与创建了各类救国会组织的活动。1931年12月19日，沈钧儒与褚辅成等旅沪浙人发起成立浙江省国难救济会被选为理事。同一天，“上海成立中华民国国难救济会，为发起人之一”。[4]97页）1932年2月中旬，与诸辅成等发起组织“上海各团体救国会联合会”。[4]99页）1935年12月27日由文化界知名人士300余人组成的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成立。由沈钧儒、马相伯、章乃器等9人组成主席团，沈钧儒被推选为执行委员并主管组织部。[5]119页）8\n随后，有沈钧儒参与发起成立的救国会组织还有1936年1月9日成立的上海各大学教授救国会。“七君子”之一的章乃器在他生前写的回忆文章《我和救国会》中，详细地记述了沈老是叙餐会的公开召集人，救国会这一名称也是沈钧儒提议后被大家接受采纳的。[7]970页）。2．沈钧儒是1936年上海地区抗日救亡社团及救亡运动的实际领导人。1936年沈老61岁，时任上海法科大学教务长及上海律师公会领导人，是一位为人们所敬仰的维护进步、主持公理和正义的有名的大律师。上海律师公会在沈钧儒的主持下，一直活跃在救亡运动中，是联系上海上层爱国人士的重要团体之一。1936年1月28日，上海各界民众800余人举行了淞沪抗战纪念大会，沈钧儒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并任执行主席，第一个在大会上做报告。[5]119会后大会通过成立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并成立领导机构，沈钧儒任主席兼执行委员会委员。在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组织的群众爱国游行队伍的最前列，总有年逾六旬的沈钧儒的身影，他和群众一道高呼口号，高唱救亡歌曲。在沈钧儒的影响下，民众救亡队伍不断壮大，核心力量逐步形成。1936年6月1日，全国20余省60多个救亡团体在上海举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大会由沈钧儒任主席并致辞。沈钧儒被选为执行委员及常务委员。“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是抗战前夕国民党统治区一面抗日救亡的大旗，沈钧儒就是掌握这面大旗的伟大旗手。”[5]137页）至此由沈钧儒为首的知识分子领导的上海救亡运动扩展到全国。和沈钧儒一起发起组织救国会的陶行知在1936年7月13日《留别沈钧儒先生》的诗中真切的反映了沈钧儒在爱国救亡中领头人的角色。“他是中国的大老，他是少年的领头……他是中国的大老，他是同胞的领头……他是中国的大老，他是战士的领头……他是中国的大老，他是大众的领头。”[6]624页）（二）“七君子”事件把救国会及沈钧儒推上了救亡事业的最前列。1．1936年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和知识分子中的爱国人士掌握了整个救亡运动的领导权。1936年上海救亡运动的领导力量有两部分，一是中共中央和中共江苏省委，二是以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和知识分子中的爱国人士。中共方面由于当时王明“左倾“8\n机会主义路线占统治地位，在其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实行了关门主义，只是“下层统一战线”，特别是1933年中共临时中央被迫迁入苏区，白区党的组织绝大多数遭到破坏的情况下，中共在上海乃至全国的救亡运动中就基本处于被动局面，从而未能掌握对整个救亡运动的领导权。另一支领导力量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救国会则力量不断加强，“不但为工人、职员、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所拥护，而且得到了一部分工商界人士和国民党军政人员的同情与支持，促进了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的分化。”[7]12“九一八”以后，国民党敌视民众救亡运动，查封救亡刊物，恫吓和暗杀爱国民主人士。“一二八”抗战中民众救亡组织上海地方维持会的领袖史量才被暗杀后，以沈钧儒为首的“七君子”坚持发动组织民众，坚守救亡阵地，成为了1936年上海和全国救国会运动的直接的组织领导者。2．沈钧儒在“七君子”事件中成为救国会这一爱国团体的精神领袖。救国会是一小部分具有正义感的爱国的知识分子在叙餐会的基础上组织和发起的，“是一个松懈的半公开的群众团体”。[7]2页）而并无严密组织的救国会却发动起了一个全国成千上万民众一致行动的运动，可以说完全有赖于以沈钧儒为首的“七君子”救国会领袖的高尚的爱国精神的感召。沈钧儒在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成立的筹备小组会议上表示“要参加就要准备坐牢，甚至砍头。否则就不参加。”[14]以示其为救亡置个人安危于度外，义无反顾的决心。1936年11月“七君子”因爱国被捕，因为沈钧儒在救国会运动中的地位和影响，在狱中被一致公推为“家长”。邹韬奋在苏州狱中写的《经历》一书中记述说：“我们虽然是在羁押的时候，却也有我们的临时的组织。我们‘万众一心’地公推沈先生做‘家长’。我们都完全是纯洁爱国，偏有人要误会我们为‘反动’所以不用‘领袖’，或其它含有政治意味地什么‘长’来称我们所共同爱戴的沈先生，却用‘家长’这个名称来推崇他”[7]895页）。胡子婴在《悼念沈衡老学习沈衡老》一文中记述了在国民党白色恐怖中沈冒着危险第一次与她会面时的情景，在沈老的爱国精神的影响和感召下，她由一名家庭妇女走上救亡运动中的经历。她写道：“救国会在组织上是理事制，没有会长，凡事集体决定，由于衡老坚持原则，坚持革命，坚持团结，成员都尊衡老为家长。他成为救国会的领袖，是群众尊敬他坚持革命的自然结果，决不是他自封的。”[7]1020页）沈钧儒等“七君子”被捕入狱后不久，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谏”，西安事变通电全国“上海爱国冤狱爆发，世界震惊，举国痛心，爱国获罪，令人发指”，8\n[7]295页）随后，张学良在事变后第二天的演讲中说：“上海各救国会领袖究竟犯了什么罪，我想全国大多数人谁也不晓得。沈钧儒是一位六十多岁的著名教授，他所犯的罪，只好说像他自己所‘爱国未遂罪’”。[7]294页）为此全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营救“七君子”运动，“全国各方面爱国人士、社会团体纷纷发表宣言、函电、声明，或举行集会，称颂沈钧儒等人是赤胆忠心的为国家为民族的志士，是领导民众从事救国家救民族的领袖。”[5]165毛泽东周恩来都曾致电潘汉年等营救“七君子”。[7]401以上历史事实均真实地反映了救国会运动的广泛影响以及沈钧儒事实上成为了当时上海和全国救亡运动的精神领袖。一、1936年的人民救国联合阵线主张1936年救国会运动中以沈钧儒为首的知识分子群体形成了人民救国联合阵线的主张。全面阐述人民救国阵线的主张集中体现于1936年6月的《全国各界救国会成立宣言》和《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以及同年7月《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中。这些文件宣言并不是出自沈钧儒一人之手，其内容基本是集体讨论后的成果[7]971页）。但对救国会运动历史考察中，基于沈钧儒在“七君子”中被推崇为“家长”的精神领袖地位，以及他的救国活动，笔者认为沈钧儒在1936年的救亡思想其核心就是人民救国阵线主张。（一）人民救国联合阵线的主要任务是促进全民族团结抗日在领导救国会运动中，以沈钧儒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从全民族团结抗日的立场出发，提出了抗日救国是关系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大事，非一党一派所能包办，抗日要取得最后胜利，必须要依靠全国全民族的参加。因此，抗日就要建立全民族的人民救国联合战线。抗日救国不是任何党派可以包办的，全国各党各派必须彻底团结共同抗日。全救会认为“抗日救国是关系整个民族生死存亡的大问题，所以只有集合一切人力、财务、智力、物力，实行全面总动员，才能得到最后的胜利。”“决不是任何学派任何个人所能包办的”[7]123页）“不然，我们要是相信国民党可以包办救国，我们只要加入国民党就是了，就不必谈什么联合战线。我们要是相信共产党可以包办救国，我们只要是加入共产党就是了，也不必谈什么联合战线。”[7]124页）因此，抗日必须建立全民族的联合阵线，“在横的方面团结各党各派，在纵的方面团结社会上的各阶层”。[7]113页）8\n但全救会指出，当时各党各派不但不能联合，且还陷于自相残杀消耗国力的内战中，即是倡言抗战，仍以打倒敌人为前提，“依然互相倾轧，互相猜疑、互相斗争”[7]122页）。为打破这种民族内争的局面，以“促成全国各党各派彻底团结共同抗日”，[7]104页）“救国阵线曾经一再的主张：全国各实力派即日停止一切自相残杀消耗国力的内战，从速团结起来一致以对外”[7]98页）并且“也只有人民救国阵线的力量，才能打破这种僵局，才能促成各党各派一致抗日的联合战线，以树立民族的生机”[7]101页）.（二）人民救国联合阵线的“超然性”“独立性”主张全救会成立之初就公开提出人民救国阵线“要努力保持高度的超然性和独立性”。[7]101页）所谓“超然性”和“独立性”是指人民救国阵线“没有任何的政治野心，没有争夺政权的企图”，同时“也不帮助任何党派争取领导权，不替任何党派争取正统”。[7]101页）更不帮“任何党派去攻击任何党派”。[7]101页）总之，人民救国阵线不能成为任何党派的工具，不能被任何党派利用。在此阵线中，不同政见的各党各派及政治势力处于平等地位，最终实现民族合解达到真正联合和共同抗战。1．沈钧儒及救国会不主张推翻蒋介石为首的中央政府。1936年的沈钧儒认为国民党也是抗日的力量。救国会公开表示“中国国民党我们始终认为是中华民族革命历史上的一个主角。---希望国民党联合各党各派，为抗日救国而共同奋斗。”[7]126页）全民族的抗日不能没有国民党中央政府，因为“脱离了民众，单是政府，抗日必然失败；但是没有一个政府的领导，单靠民众自动作战，也决不会有胜利的前途。中央政府要是没有各地方当局的合作，固然谈不到抗日，但是地方当局，在和中央政府对立的状态下，即使出兵抗日，也未必有胜利的把握。”[7]123所以“救国会不是一个夺取政权的团体，在本质上是不应该不需要和当局对立的；我们对当局应该有政策之争而绝对没有政权之争”[7]112。救国会还提出一般民众对政府的态度“应该竭力督促政府出兵抗日，而且尽可能与政府合作从事抗日。”[7]128页）对于中国共产党，救国会“希望中国共产党在具体行动上，表现出他主张联合各党各派抗日救国的一片真诚。在红军方面，应该立即停止攻击中央军。”[7]127页）当“两广事变”8\n发生，李宗仁等主张抗日救国，联合反蒋并要求全救会支持。沈钧儒等全救会常委派杨东莼去西南，对西南的抗日主张表现同情，但不赞同西南当局以抗日而武力反蒋，希望两方结束大军僵持局面。[4]143页）全救会的态度非常明确“我们认为西南当局应该推动中央政府出兵抗日，避免和中央取对立态度”。[7]126为实现以上主张，沈钧儒积极与蒋介石及国民政府接触，劝其改变内外政策。1936年6月10日，沈钧儒与章乃器、李公朴应蒋介石邀去南京谈判，蒋介石要求救国会接受国民党领导，沈钧儒对蒋答称：“只要你停止内战，发动民众，坚决抗日，那不领导也就领导了”。[4]144页）1936年7月9日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召开期间，沈钧儒为首的五人亲赴南京进行了为期四天的请愿。并发表《全救会对国民党二中全会宣言》，督促国民党政府抗日，停止内战[4]145页）。2．沈钧儒及救国会不赞成蒋介石“抗日必先剿共”的政策，在全国率先提出了联共抗日的主张。沈钧儒认为国民党应该继承发扬孙中山先生的联共政策，“孙中三大政策实际上就可以说是民族联合阵线的另一种称呼”。[7]197页）国民党应该“联合各党各派，为抗日救国而共同奋斗。这里所谓各党各派，主要的自然是指中国共产党。”[4]144页）全救会进一步指出，国共两党九年前曾经携手共同奋斗，为什么不能破镜重圆呢。“希望国民党反省一下，共产党究竟也是中国人，我们更希望每个国民党员都明白，对共产党的仇恨，不论大到怎样，总不会比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更大罢。”而且，“国民党要是一旦和共产党重新携手，共同抗日，国民党在民众中间的信仰，将要大大地提高。不然，国民党只打算一党包办抗日，这是国民党的自杀政策。”[4]148页）沈钧儒进一步反问国民党“只要共产党能够改变反国民党，反政府的策略，恢复孙中山的联共政策，停止一切内战，以共同对外，还会有什么问题呢?”[7]198页）1936年沈钧儒及全救会在承认国民党的执政地位的前提下，批评蒋介石的“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要求国民党联合各党各派，建立联合政线。这是一个置民族利益于党派利益之上，不带党派色彩的联合阵线主张。这一主张得到了国民党内各方面爱国势力的广泛赞同，也争取到了国民党上层和实力派的支持。最有代表也最成功的就是取得了当时任国民党西北“剿匪总司令”的张学良和杨虎城的支持“加强了张学良停止内战抗日救国的决心”。[5]150页）中共领导人毛泽东于1936年8月10日亲自致函沈钧儒及全救会会员，表示：“我们8\n准备和一切坚决抗日反汉奸的党派团体诚意全作到底！”我们很荣幸的签字于各界联合救国会的纲领之后！”[7]134页）在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沈钧儒挺身而出组织和领导救国会运动，成为全国民众和各党派势力所公认的救亡运动的领袖。沈钧儒为首的知识分子提出的人民救国联合阵线的主张对推动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促成全民族抗战起了重大的历史作用。参考文献：[1]胡愈之．胡愈之文集［M］．北京：三联书店，1996。[2]潘念之．沈钧儒纪念集［M］．北京：三联书店，1984。[3]陈水林，陈伟平．沈钧儒与中国宪政民主［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3。[4]沈谱，沈人骅编．沈钧儒年谱［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2。[5]周天度，孙彩霞．沈钧儒传［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6]陶行知．陶行知文集［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7]周天度，孙彩霞编：救国会史料集［Z］．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14]《沈钧儒纪念集》，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80页。[21]章乃器：《我和救国会》记述了救国会发表的宣言均是在开理事会时对宣言的主要内容经过商谈意见一致后由章起草，再讨论修改后就通过印刷发行。文件起草也是主要由章负责。见周天度孙彩霞编《救国会史料集》，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第971-973页[22]关于“家长”之称呼，除邹韬奋1937年的《经历》一书有记述之外。沙千里的《七人之狱》中也有记述。周天度孙彩霞编《救国会史料集》，中央编8\n译出版社2007年版，第953-954页。[23][24][26][34][35][37][38][40]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周天度孙彩霞编《救国会史料集》，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第123，124，122，126，123，128,127-128，126页。[25][36]《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工作检讨》。1936年9月18日《救国时报》，周天度孙彩霞编《救国会史料集》，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第113，112页。[27]《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周天度孙彩霞编《救国会史料集》，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第104页。[28][29][30][31][32]《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宣言》周天度孙彩霞编《救国会史料集》，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第98，101，101，101，101页。[33][43][46]沈钧儒：《孙中山主义与救亡阵线》，周天度孙彩霞编《救国会史料集》，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第197，197，198页。[48]《毛泽东致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沈钧儒函》，周天度孙彩霞编《救国会史料集》，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第134-135页。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