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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6卷第1期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Vol.46No.12010年2月JournalofGuangxiNormalUniversity:PhilosophyandSocialSciencesEditionFebruary,2010整理国故运动中的“国学必读书目”之争王存奎(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国内安全研究中心,北京100038)[摘要]20世纪20年代出现的开列“国学必读书目”热潮,是不同学派学人对待传统文化的不同态度和治学方法在整理国故领域中的具体体现。旧派与新人对于国学推荐书目的不同解读,以及为此产生的一些争论,一定程度上是他们自身对于国学研究内在理路思考的自然流露,也在某种意义上体现出他们对中西文化的不同态度以及对当时盛行的“科学方法”的不同理解。相关论争对当时风行全国学界的整理国故运动产生了深远影响。[关键词]整理国故运动;国学书目;孙伏园;论争[中图分类号]K2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6597(2010)01-0120-06国学推荐书目作为20世纪20年代整理国故运整个书目分工具之部、思想史之部、文学史之部动中的一个热门话题深受当时社会各界的关注,以三个部分共188种。虽然书目偏重文学史和思想史,胡适、梁启超推荐国学书目和1925年《京报副刊》主但书目中的思路,体现了他代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笔孙伏园发起征求“青年必读书十部”的书目为先学门同人所撰写《〈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提出的研导,一度出现了推荐国学书目的热潮。许多邃于国学究国学的三大方向: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之士根据自己研习国学的经验纷纷向青年学子推出的范围;用系统的整理来部勒国学研究的资料;用比[2](p13)自己的“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国学入门书要目”、较的研究来帮助国学的材料的整理与解释。比“治国学书目”等,以此来指导青年人进行国学方面如,在胡适所推荐的明清两朝从《水浒传》到《老残游的学习和研究,同时也借此表明他们对国学研究的记》共13种语体文小说中,有7种均有其所作的考证态度和对科学方法论的认识。或序;他在书目中还将自己写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一、胡、梁国学书目之争(上卷)、《章实斋年谱》、《五十年来的中国文学》和梁1923年2月25日的《东方杂志》刊出了胡适的启超的《大乘起信论考证》及《清代学术概论》列入其《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该书目是胡适应即将中,试图以此引领青年学生沿着他的白话文学史和赴海外留学的清华学校胡敦元等四位学生的请求而科学的思想史两条路往下走,因此,这个书目也是胡开列的,其目的是让他们“在短时期中得着国故学的适整理国故方法论的具体展示。常识”,同时也是为了答复四五年来写信向他请教胡适的书目刊出后,很快引起了反响。《清华周“治国学有何门径”的青年学子,因此,该书目并非为刊》记者写信对书目有关方面的问题表示疑义:首先“国学有根柢的人设想”,“只为普通青年人想得一点是认为胡适书目中体现的国学范围过于狭窄,“似乎系统的国学知识的人设想”。胡适还指出,这个书目只指中国思想史及文学史而言”;同时书目中所列的“也是一个法门”,叫做“历史的国学研究法”,“就是思想史与文学史的著作程度太深,不合于眼下青年用历史的线索做我们的天然系统,用这个天然继续的国学“最低限度”,且对都有留美可能的清华学生演进的顺序做我们治国学的历程”,而且这个书目而言,这个书目所拟之书“是无论如何都读不完的,“不单是为私人用的”,也可作为中小学校图书馆及因为书目太多,时间太少”。因此希望胡适另拟一个[1]地方图书馆藏书建设的指南。“无论学机械工程的,学应用化学的,学哲学文学,学[收稿日期]2009-11-08[基金项目]2007年浙江省社科基金项目“近代浙、皖、苏地域学术传统的比较研究”(06WZT001-2)。[作者简介]王存奎(1969-),男,山东潍坊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副教授,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现当代社会思潮研究。120\n[4](p805)政治经济的,都应该念,都应该知道”的“实在最低的犹假人以舟,而不助以楫”。他的书目分类更[2](p87-88)国学书目”。胡适在答书中称,“思想与文学细,多达370余种。两部国学最低限度”,如若这两部读不好,其余民族陈钟凡拟《治国学书目》多达400余种。史经济史等则无从下手,同时为了避免使留学生“在1923年吴虞在成都菇古书局出版了《中国文学国外既不能代表中国,回国后也没有多大影选读书目》。他认为梁、胡书目范围太广,不适合专门[2](p89)响”的弊端,胡适建议他们力所能及地去多读研究文学的学生使用。应学生之请,吴氏开列了这部点国学书。但胡适最后还是圈定了原书目中的39文学方面的导读书目,书目虽名“文学”,但并不拘泥种,外加一部《九种纪事本末》共40种,作为“实在的于集部,按经、史、子、集、音韵小学、目录校勘考订、最低限度的书目”。思想学术、类书几个类别,推荐要籍40余种。为了便梁启超对胡适的书目评价不高,认为是“文不对于青年学生使用,每个类目之下又分专精与涉猎两题”,其弊在“挂漏太多”和“博而寡要”,主要原因“第个等级,每种图书之下均详细开列出各种版本,间或[4](p805)一在不顾客观的事实,专凭自己主观为立脚点。胡君有指导性注语,用以指导学生阅读。正在做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学史,这个书目正是表示1925年上海寻源中学教师汤济沧参考梁胡等他自己思想的路径和所凭藉的资料”,“第二点误处,推荐书目,印行《治国学门径》一书,其中有自编的在把应读书和应备书混为一谈。结果不是个人读书《中小学国学书目》,旨在为学生“指示研究国学途径[4](p805)最低限度,却是私人及公共机关小图书馆之最低限之用”。度”。此外,“史部书一概屏绝”也是其不足处,很难想1925年4月汪辟疆写成《读书举要》,缘起于“梁象“国学最低限度”里面有《三侠五义》、《九命奇冤》胡论列,可谓备矣;鄙意尚嫌过多,非今日学子所能却没有《史记》、《汉书》和《资治通鉴》,因此,梁启超尽读。……爰为芟其繁芜,补其漏略,不为高论,不事[5]认为胡适所开列的书目并不符合青年人国学入门的铺张,所谓约者博之基,简者久之业”;此目后刊于[2](p109-112)实际。同时,梁启超也应《清华周刊》记者1926年10月出版的《东方杂志》(第23卷19号)。书之邀,于1923年4月26日推出了其“竭三日之力”目分上下两篇,上篇包括纲领、丛载、稽考三部,下篇[2](p90)“专凭忆想所及”而撰成的《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包括哲学、史学、文学、文字学四部,共收要籍135其读法》,书目共收书约160种,分作五类:修养应用种,每书之下附有读法指导。尽管作者本人说是从简[5]及思想史关系书类,政治史及其他文献学书类,韵文约入手,但仍超过100部。书类,小学书及文法书类,随意涉览书类。其中梁著如此浩繁的国学书目,究竟对于青年学习国学《墨子学案》、《先秦政治思想史》、《清代学术概论》、能够起到多大的指导作用,或者说究竟能在多大程《中国历史研究法》以及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都度上实现书目推荐者的初衷,不仅在参与拟列国学包括在内。书目者中意见不一,社会各界对此一事件的评论也同胡适所推荐书目相比较,梁氏书目似乎更具众说纷纭。邃于国学的曹聚仁对书目的作用就持怀实用性:胡氏书目侧重介绍著录的版本和书的内容,疑态度。他认为,对于所开列的书目,“即有聪慧绝伦梁氏书目则在分类较细的前提下,还在每种书的下之青年,排尽外务,竭其力以治之,月制一种,已叹观面加上了向读者介绍读书方法的注释语,而且其后止,抑且治梁目需十年以上,治胡目需十五年以上,附录中还加了《治国学杂话》,谈及了梁氏自己多年李陈二目无论矣;今欲使一般青年习此最低限度之治国学的体会,使得梁氏书目对青年学生入门国学国学,且限其在短期间,愚百思诚不得其解。况各目更具指导意义。但书目还是太庞大,远非青年学子短中之各书,荒芜未治者十之三四,杂缀未有条理者十之时间内所能见实效,因此他也依胡适之例,圈定了其三四,待专门研究而后能通晓者十之二三,其一望了然[2](p105)[3](p98-100)中的20多种作为“最低限度之必读书目”。者不过十之一二”。因此,要让青年按照上述以梁启超、胡适二人在国学界的地位,他们开列国学书目去研习国学,恐怕只能是“头白可期,贯通无书目一事势必会引起社会各界特别是学术界的关日”。因此,曹聚仁断言,青年国故爱好者,“取四书目之注,“胡梁所拟者,以盛名为之辅,乃不胫而走,坊间一,以为藏书之标准,或较通用,苟治国故学而确信四[3](p99)[3](p100)汇订之书目,闻亦销行巨万”,各式国学书目纷书为入门要目为最低限度,其人非愚即妄”。纷出台,其中以下述书目较具社会影响:也有论者认为胡、梁开列的书目受个人治学倾1923年10月,李笠在胡、梁等人的基础上开出向的影响太深,与其学养背景有着太多关系,就此而《国学用书撰要》。李笠认为梁胡二目随手掇拾,尽管言,其所开列的书目未必适合青年人的问学需求。如指出了应读之书,但“不示人以关系与旁通之籍,是徐剑缘指出:“梁先生以为胡先生自己喜欢哲学史与121\n文学史,所以在他的书目中开了一大篇关于哲学文刊》头版发表启事,公开征求“青年爱读书十部”和学的书目,我以为梁先生自己喜欢文化史,所以在他“青年必读书十部”书目,其中后一项是邀请海内外的书目中开了一大篇历史的书……”如此做法的“误名流学者撰稿,“询问他们究竟今日的青年有哪十部[7]点”在于“他们太不懂教育心理学”,“只知自己读书书是非读不可的”。征求书目附卷随《京报副刊》发能力的神速而不知我们读书能力的薄弱……只知自送。启事连续登载近一个月,到4月9日,共征得“青己家庭教育的深厚,而不知我们家庭教育的空洞”,年爱读书”答卷306份,一次性刊发于3月份发行的拿他们深厚的国学功底和家学渊源来简单比附一般《京报副刊·“青年爱读书”特刊》;“青年必读书”共青年学子;同时,他们开列的书目缺乏西学那样的学收到海内外名流学者开列的数目78个,从2月11日科分类,不利于青年从事专门的研究和“养成精攻一开始陆续登载,一直到4月9日结束。应邀开列书目[3](p258-260)门的精神”。因此无论是曹聚仁还是徐剑的学者名流有胡适、梁启超、周作人、李小峰、徐志缘,都对编制国学书目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吴稚晖则摩、潘家洵、马裕藻、江绍源、朱我农、周树人、林语从反对整理国故的立场出发,指称国学书目为“灰色堂、顾颉刚、俞平伯等。在征求和刊发的过程中,许多的书目”,认为“是一个于人大不利,于学无所用的东读者来稿各抒己见,围绕着青年必读书目的开列展[6]西”。开了论争;特别是鲁迅等人的“白卷”书目刊出后,论二、《京报副刊》的“青年必读书目”争更趋激烈。各种观点的文章竟达60篇之多,论争1925年1月4日,《京报副刊》主编孙伏园在《副一度陷于白热化状态。表11925年2月28日《京报副刊》所载24个书目内容分类分类中国文学外国文学政治与国学自然科学其他书目作者与历史与历史社会科学李仲广82曾庆铸11中3外311李慈良231中1外11黎锦晖10吴少华7外12任昶10谢行晖31中3外3章锡琛1外9张煦82刘子云31外6苏天行3中1外6汪震321外4韩介生42中3外1徐之予21中7谢羡安231外22王文彬153外1庄更46赵哲存421中1外11王颉刚64郑介石10郑皋生71外2念341外3刘作人外19袁宪范32俞平伯000000总计90452063125资料来源:《青年必读书》,《京报副刊》第74号,1925年2月28日。与前述诸多书目不同的是,《京报副刊》登出的中国典籍之外,还开列了《圣经·新约全书》、约翰·“青年必读书”书目中出现了中西调和的倾向。如胡密尔的《论自由》以及杜威的《思想术》等5部英文著适在开列的十部书中除去《老子》(王弼注)、孙诒让作。梁启超在附注中指出,他是根据“修养资助”、“历的《墨子闲诂》、《论语》、《论衡》和《崔东壁遗书》五部史及掌故常识”、“文学兴味”三项标准开列书目的,122\n包括《孟子》、《左传》、《荀子》、《汉书》、《后汉书》、《资自己正在研究,“但写出后,又觉得陈腐而且不赅治通鉴》(或《通鉴纪事本末》)、《通志二十略》、《传习备”,又怕犯“勾煽青年”的嫌疑,于是他决定缩小范录》、《唐宋诗醇》、《词综》等10部著作,其中前6部在围,放宽推荐书籍的种数,避开引人误会的“必读”二“最低限度之必读书目”中,并特别指出近人著作和字,最终开出《有志研究中国史的青年可备闲览书十[8]外语著作不在此数。周作人同年2月14日为《京报四种》。既为“闲览”,又为“可备”,在于表明他开列的副刊》开的书目中,中国书只有《诗经》、《史记》、《西书目并无“必读”之意,因为“学问的路是走不完的,游记》3本,其余7本全为外国书,如威斯德玛克大家应当顺了自己的性情,去拣择自己愿走的路”。(Westermarck)的《道德观念之起源与发达》等。李这个书目与胡适、梁启超、林语堂等学者所开的书目小峰开的书目中也包括马尔文的《欧洲哲学史》等在在旨趣上有所不同,大抵要引导青年认准自己读书内的外国书七本,中国书只有吴稚晖的《上下古今努力的方向,不要读死书和死读书,所选14部书包谈》、王星拱的《科学方法论》、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括《山海经》、《武梁石室画像》、《世说新语》、《洛阳伽纲》等,并注明是“中学程度以上的青年,或升入大蓝记》、《大唐西域记》、《唐人说荟》、《宋元戏曲史》、学,或为社会服务,要做一个思想和人格健全的国民《元秘史》、《马可波罗游记》、《陶庵梦忆》、《徐霞客游[9]所必读之书”。潘家洵开列的书目则为包括罗素的记》、《桃花扇》、《西秦旅行记》、《南洋旅行记》等,每《工业文明的展望》等在内的10部外文书。1925年2部书的后面都有精简的小注。月28日的《京报副刊》第74号上曾一日之内刊出了《京报副刊》在刊出顾颉刚书目的同时,也刊出包括俞平伯的白卷书目在内的24个各类人士所开了他写给孙伏园的长信,重提梁、胡两家书目,对于列的必读书目,我们对其进行简单分类如表1。社会上对胡、梁书目的批评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于从上述分析及统计表所显示的结果来看,一个是大家说,他们提倡国故了,趋时的青年就弃其课业明显的特点是西方政治学和社会科学的书籍在书目而读古书,有志之士也就骂国故之足以亡国!我对于组成中占了相当的比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这种盲从和盲骂,非常痛心,指出这种后果是趋时的社会对于外国的政治理论科学思想等的部分认同。人们把梁胡当作偶像崇拜,其实他们二人把一些整[13]但总体上看,书目的重心偏重于国学和文学,如马裕理的结果与方法告诉大家并没有什么不对。”顾藻、沈兼士、易培基、马叙伦等几家的书目,几乎全是颉刚认为,物质科学的研究在中国尚不发达,既“无清一色的国学著作。从得到许多材料,又没有经费可以供人专心研究”,在当时新文化运动依然为国人所推崇的时代背而国学研究既有丰富的材料可供选择,又可采用西景下,整理国故运动本身有悖于时代潮流之嫌,甚至方的科学方法,因此,“现在中国能够有一点科学规[13]为一些趋新时人目为“复古”,再加上连篇累牍的推范的研究,还是算国学”,“研究国学,就是研究历荐书目提倡国学,使得它在一定程度上给人的印象史科学中的中国的一部分,也就是用了科学方法去与“复古”相差无几,无异于重拾“字纸篓里的蔗研究中国历史的材料。所以国学是科学中的一部分[10]渣”。有人指斥书目所推荐的书籍“都是失时而不(如其是用了科学方法而作研究),而不是与科学对[14]适用的,无益而且有害的”,容易使人颓唐、衰萎、淫立的东西”。显然,顾颉刚意欲把学术从纷繁复杂荡堕落,“最多也不过在太平时候作消遣品和作谈古的社会里隔离出来,并赋予它一定的独立性。现在看[11]事的材料而已”,而在此内乱外患频仍,国不国、来,这种埋首学问不问世事的想法,虽然从维护学术民不民的危机之时,“宗法社会及封建制度一切的传独立性方面而言,有其一定程度的合理性,但就时代统的思想,不但没有打倒,且更呈蒸蒸日上的现象”,因素和社会环境来说,则有其脱离现实与不合时宜青年人担负着挽救这一危局的重任,而学者名流所的一面。开列的书目,“不但非所需要,且更助恶势力的增长,三、“白卷书目”引发的争论[12]麻醉青年”。因此,青年人不应该埋首于此,而应在众多学者名流纷纷应约而为《京报副刊》开列当多读一些像陈独秀、吴稚晖等人言论性质的书,多青年必读书之时,江绍原、鲁迅、俞平伯却交了“白[11]读一些有关政治社会等方面的书。卷”,声称他们并不认为有哪些书当属青年的必读书在众多书目里,顾颉刚开列的“青年必读书”独目,这一事件在当时引起了很大反响。鲁迅的“白具特色。填写孙伏园的书目单子让他颇费心思,在他卷”书目在1925年2月21日刊出。江绍原拒绝开列看来,“各人有各人的学问环境和才性,正和各人有书目,“不相信现在有哪十部左右的书能给中国青年各人的社会团体是一样的”,所以让他颇感踌躇。他`最低限度的必需知识’”,《京报副刊》征集到的,“不开始准备专选中国史方面的书,觉得范围稍小而且过是一些`海内外名流硕彦及中学大学教员’爱读书123\n[15][19](p57)的书目而已”。俞平伯的意见与江绍原的相类:一个旧书堆里讨生活的“蠹鱼”。王铸在《京报“青年既非只一个人,亦非合用一个脾胃的;故可读副刊》上发文,阐明“鲁迅先生被人误解的原因”,认的,应读的书虽多,却绝未发见任何书是大家必读为鲁迅“爱自己的国度,比什么人都还甚”,只是“现的。我只得交白卷……我又不敢冒充名流学者,轻易实的周围的一切,又不免使他失望”,让他有些怒其[16]填这张表,以己之爱读为人之必读。”最令时人惊不争的“感伤”,同时,“鲁迅先生是一个文艺家;文艺异的是鲁迅的“白卷”,他在“青年必读书”栏内,一个家的心灵,是超越了现代,捉住了那时代的心底深书名也没写,只写了一句话:“从来没有留心过,所以处,而给以表现者”,所以“一般人不了解”,以至于对[20]现在说不出。”而在附注栏里却“略谈”了自己有关读他造成误解。书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同年3月31日,《京报副刊》上发表了赵雪阳给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但除了印度——孙伏园的信,信中认为“鲁迅先生交白卷,在我看来,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中国书虽有劝实比选十部书得的教训多”,或认为中国古书是过去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的记录,不能适用于现在,“`君为臣纲’,是儒家的大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所以鲁迅以纲,现在的遗老们因为执迷的太深了,所以会有复辟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的运动”。而“这几年来,各种反动的思想,影响于青而且“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但现年,实在不堪设想;其腐败较在《新青年》杂志上思想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革命以前还甚;腐朽之上,还加以麻木的外套,这比[17]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较的要难于改革了”。信中还列举了一位学者向学生鲁迅的“白卷”书目一发表,旋即引起轩然大波,发的议论:鲁迅家的中国书很多,自己读那么多,如一些青年致书鲁迅或《京报副刊》编辑,就此展开了今偏不让人家读,这是什么意思呢?赵雪阳为此辩驳[21]激烈的争论。先是柯柏森撰文指责鲁迅所谈“少看中说:“试过的此路不通行,宣告了还有罪么?”鲁迅国书”、“多读外国书”的经验为“偏见的经验”,言词阅读此文后,表示了相当程度的赞同之意,他在4月激烈;鲁迅随后回复一文《聊答……》,对其指责和谩3日的《京报副刊》发表《这是这么一个意思》一文,骂给予反驳。一个叫熊以谦的青年在看了2月21日对赵雪阳信中所举的那位学者的议论,正面阐述了鲁迅登在《京报副刊》上的书单后同时致书鲁迅和孙自己的见解:“我读确是读过一点中国书,但没有`非伏园,在致鲁迅《奇哉!所谓鲁迅先生的话》中指出,常的多’;也并不`偏不让人家读’……只是倘若问我鲁迅这位素负学者声名、“引起青年瞻仰”的先生,却的意见,就是: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说出这样“浅薄无知识”的话来是非常奇怪的,指责看外国书”。他还从“自己曾经喝酒导致酗酒伤身而鲁迅“少看中国书”、“多读外国书”的主张,认为鲁迅劝别人不要喝酒,自己出天然痘,而不反对种牛痘,自己可以不读中国书,但“不应教青年都不读,只能即使开了棺材铺也不讴歌瘟疫”的道理来说明,自己[18]说自己不懂中国书,不能说中国书都不好”。在另正是看了很多中国书才得出教训:少看或不看中国一封致孙伏园的信中指斥鲁迅的经验与实际不合,书,这是多么显然的道理。正如赵雪阳所说:试过此[19](p43)[22]“有误一班青年,有误中国”。袁小虚出来“为路不通,就是“这么一个意思”。中国书打抱不平”,认为“中国人必须多读中国鲁迅在“白卷”书目问题上所表述的思想,来自[19](p46)书”。还有人对鲁迅“以中国人而提倡不读中对自己整理国故多年实践与经验的反思,他反对到国书只读外国书”的用心提出质疑,认为“其爱中国,故纸堆里去觅生活,反对青年埋头于所谓的“国学”。[19](p48)诚外国人之不若呵”。对于这些责难之辞,鲁在《写在〈坟〉后面》中,鲁迅再次强调:“我主张青年迅部分地作了答复并发表在《京报副刊》上。但也有少读,或者简直不读中国书,乃是用许多苦痛换来的一些青年对鲁迅此举的深刻用意能够予以正确理解真话,决不是聊且快意,或什么玩笑,愤激之[23](p286)并给予支持,他们在支持鲁迅提交“白卷”书单的同辞。”他之所以提倡彻底反传统,是因为存在时,也对一些攻击谩骂鲁迅的言辞进行批驳。董秋芳这样一个前提,即把中国传统文化的各个层面看作曾致信孙伏园,题为《斥熊以谦》,认为熊以谦致鲁迅一个有机的不可分割的整体,从传统文化在现实生的信满纸都是“圣经贤传和嘉言懿行的不合逻辑的活中的实际效果出发来评价传统文化。因此,当他发糊涂话”,是社会中“潜在暗处的许多僵蛆的复辟思现传统文化在当时已经成为一种阻碍社会发展的因想”的表现,熊以谦们之所以如此主要在于他们对古素,并导致了中国社会落后和中国文明衰落的时候,人精神的迷恋,他们因为被拴住在古人的嘉言懿行他不能不提出彻底的反传统主张,希望以此达到文的僵束里,所以已经斩尽了自由思想的生机,只能做化的最终革新。同时我们亦可将鲁迅这一极端的举124\n动视为一种策略上的考虑,毕竟在当时新旧思想交[11]周十力.呜呼中国的青年[N].京报副刊:第84号,汇碰撞的汹涌波涛中,只有激进的反传统浪潮才能1925-03-10.[12]涤寰.青年必读书的疑问[N].京报副刊:第72号,抵制复辟的声浪,稍事懈怠便有可能导致新文化运1925-02-26.动既得成果的丧失殆尽。所以尽管鲁迅自己多年从[13]顾颉刚.顾颉刚致孙伏园[N].京报副刊:第75号,事国故的整理,并取得显著的成效,但他反对在这样1925-03-01.一个历史变革时期号召众人特别是青年人把精力过[14]顾颉刚.《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1926年始刊多地耗在这些“死书”中,而应更多地去学习一些社词[J].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1926,2(13).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东西,以便更好地服务人生和[15]青年必读书·江绍原先生选[N].京报副刊:第65号,[24]改造社会。1925-02-19.[16]俞平伯.青年必读书[N].京报副刊:第74号,1925-[参考文献]02-28.[1]胡适.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J].东方杂志,1923,[17]青年必读书·鲁迅先生选[N].京报副刊:第67号,20(4).1925-02-21.[2]胡适.胡适文存:第2集[M].合肥:黄山书社,1996.[18]熊以谦.奇哉!所谓鲁迅先生的话[N].京报副刊:第[3]许啸天.国故学讨论集:上[M].上海:上海书店,82号,1925-03-08.1991.[19]北京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鲁迅研究资料:第22辑[4]王余光,徐雁.中国读书大辞典[M].南京:南京大学出[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9.版社,1993.[20]王铸.鲁迅先生被人误解的原因[N].京报副刊:第[5]汪国垣.读书举要[J].东方杂志,1926,2(19).112号,1925-04-08.[6]吴稚晖.箴洋八股化之理学[N].晨报副刊,1923-07-[21]赵雪阳.致孙伏园[N].京报副刊:第105号,1925-03-23.31.[7]孙伏园.一九二五新年本刊之二大征求·说明[N].京[22]鲁迅.这是这么一个意思[N].京报副刊:第108号,报副刊:第26号,1925-01-04.1925-04-03.[8]青年必读书·梁任公先生选[N].京报副刊:第59号,[23]鲁迅.写在《坟》后面[G]∥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北1925-02-12.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9]青年必读书·李小峰先生选[N].京报副刊:第61号,[24]王存奎.再造与复古的辩难:整理国故与文化复古之1925-02-15.关系的历史考察[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10]弗里曼.字纸篓里的蔗渣[N].京报副刊:第73号,科学版,2007,43(5).1925-02-27.TheArgumentaboutMust-readBooksofSinologyintheCampaignofSortingoutNationalCulturalHeritageWANGCun-kui(NationalSecurityResearchCenter,ChinesePeople’sPublicSecurityUniversity,Beijing100038,China)Abstract:Theupsurgeoflistingmust-readbooksinthe1920sreflecteddifferentattitudesofscholarstowardstraditionalcultureandtheirresearchmethodsinsortingoutnationalculturalheritage.Thenewtalentsoftheoldschools’diverseinterpretationsofrecommendedbooksconcerningsinologyandtheensuingargumentrevealed,tosomeextent,theirthoughtsabouttheinherenttheoryofsinologystudies,attitudestowardsChineseandWesternculture,andtheirunderstandingofthepopular“scientificmethod”ofthetime.Therelatedargumenthadaprofoundimpactontheprevailingcampaignintheacademiccircleofsortingoutnationalculturalheritage.Keywords:sortingoutnationalculturalheritage;booklistofsinology;SunFu-yuan;argument[责任编辑刘文俊]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