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术价值属性与散打运动发展的研究 52页

武术价值属性与散打运动发展的研究1.选题依据价值是人类活动所追求的根本目标，人类所进行的各种活动都有不同的价值取向。武术是我国优秀的民族传统体育运动项目，在其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武术的价值取向始终推动着武术运动的发展。武术是散打的上位概念，散打属于武术运动的范畴，是以人体对抗性质为表现形式展现出来。虽然，长期以来，武术的存在与发展主要以人体表现性质的套路形式为主，以竞技体育为宗旨的散打运动的再生是近代的事情，但是，散打作为武术运动的一个重要分支，肯定不能脱离武术发生与繁衍的历史痕迹，因此，散打运动的发展肯定要受到武术价值属性的影响。武术的发展过程具有历史的连续性，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武术的发展总是既带有历史痕迹又适应着时代的进步。武术的时代进步来自人们对于武术发展的价值需求，来自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给武术带来的发展契机，来自科学的价值理论对武术领域的不断渗透和指导。武术的发展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与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密切相关，反映了社会生活质量的改进和提高，不同时代的武术有着不同的价值取向和价值标准，散打作为中国武术中的一种表现形式同样如此。武术散打的价值只具有主体的需要是不够的，需要作为主体的内在规定性，纯粹属于主体自身的东西，它仅仅反映了主体生理的、心理的和社会的本能，仅仅是主体从自身出发对于客体的期望，是主体的一种单摄取态势。要使武术散打的价值在主体的基础上得到进一52\n步的升华，必须从主体需要出发，超越主体自身，向利益确认转化。利益确认是指主体对于客体满足主体需要的可能价值形式的选择与确定，利益确定属于一种价值的认定。武术散打活动中的利益确认从本质上看就是发现主客体之间潜在的价值关系，对可能的价值形式加以选择和确定的过程。武术散打运动的利益确认作为对主体需要的全面审视与选择，同时就是对于武术散打运动满足主体需要可能性的多方位、多层次的考察和预测，它不再以主体自身为尺度，而是以武术散打的属性及功能是否满足主体需要的可能性程度作为确认的尺度。武术散打的利益确认是主体对于主客体间可能价值关系的预测，而当利益确认具体化为武术散打追求的价值目标时，就将导致了武术散打的价值的发生。武术散打的价值是指武术散打这一主体的特殊活动方式，以其自身的属性和功能，在使主体的需要得到满足的过程中对于主体所产生的效应，所获得的主体认定的结果或是一种认识的存在方式。武术散打的功能是自身固有的特性，而武术散打的价值是武术散打作为客体在与主体形成主客体关系的基础上，以自己的属性和功能对主体需要所产生的效应。武术散打的功能是武术散打的价值的内在基础，是实现武术散打的价值的前提。当主体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武术散打活动时，武术散打的功能就得以表达和发挥，并在实现主体需要的过程中体现出对主体的价值。武术散打的功能它是固有的，只是在与主体的不同需要或具有不同需要的主体发生作用关系，使主体的需要得到满足时才会具有不同的价值。52\n因此，本研究以中国武术的历史发展为背景，以武术的价值需求和价值取向为主线，从各个时期武术价值属性变化的角度，重点探讨武术散打运动的发展之路，不仅能够了解武术散打发展的历史，武术散打的价值认识和价值追求，更重要的是能够为武术散打的发展提供有效的价值尺度，运用价值理论研究武术散打运动对于人类社会的意义。2.文献综述2.1价值的定义价值，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用到的词，这个词表达了人们对于事务的一种态度。价值(value)的本意是“可宝贵,可珍惜,令人喜爱,值得重视”。在西方语言中的表述含义基本上是一致的。“价值”在英文中是value，在德语中是wert，在法语中是valeue，它们都来源于古代梵文wer，wal(围墙,护栏,掩盖,保护,加固)和拉丁文valus(堤)，vallo(用堤护住,加固,保护)，取其“对人有维护、保护作用”的含义演化而来。在经济学中，“价值”表示商品交换的社会尺度。价值在伦理学、美学、社会学、教育学和科学技术等学科和领域也为人们广泛使用，价值一词代表着有用、美、宝贵、重要、有意义等含义。关于价值的定义,主要有属性说、主观说和关系说，反映了人们对于价值概念的不同理解和认识。价值理论的“属性说”是从事物自身去寻找其价值最终不变的存在和尺度。认为有价值者(物)自身的存在和属性是价值最根本的表现，事物的价值是不随事物同他物的关52\n系而改变，只是在这种关系中表现出来，将价值归结为事物本身，这是客体论的价值理论思维。价值理论的主观说是从主体的主观认识出发，认为事物或对象的价值，只是取决于主体的情感、兴趣、欲望等心理趋向，只要主体认为某事物是有价值的，该事物就是有价值的，这是主观论的价值理论思维。价值理论的“关系说”是从主客体的关系角度来认识价值的。“关系说”认为价值是客体的属性和功能在满足主体需要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关系，“关系说”较为准确的反映了价值的本质。价值的基本含义是指客体的属性同主体的需要、能力及其发展相适应、相一致。作为需要满足者的人是主体，包括人在内的能满足主体需要的对象是客体，客体具有自己的属性和功能，主体具有自己的需要和尺度。当主体将自己的需要指向能满足需要的对象时，价值关系就形成了并且深深的影响到主体的实践活动和认识活动，即创造价值、实现价值和认识价值的活动。价值活动的出发点是主体的需要，主体需要决定价值目标、决定实践的目的。主体需要是主体价值活动的内在动力，是价值的内在尺度，能满足主体需要的客体，具有内存的潜在价值。价值以主客体之间的价值关系为前提，通过客体对于主体的效应而体现。研究中国武术散打的价值，应以价值理论作为基础，从武术散打实践活动中的实际问题出发，立足于我国社会发展转型时期武术散打发展和变革的实际需求，既研究其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有关价值问题，也研究转型时期现实的武术散打价值问题。可以这样认为：主体为了使自己的需要得到满足，与客体之间52\n产生了一定的作用关系，使客体在满足自己需要的过程中产生效应，这种效应就是客体对主体的价值。在客体相同的情况下，客体价值主要取决于主体。具有自身功能的中国武术散打与主体发生某种关系或作用，如：成为主体满足政治、军事那方面需要的工具，以满足主体在政治、军事等方面的需要，在政治、军事等方面产生相应的效应，使主体需要得到满足，这样，武术散打就具有了政治、军事等方面的价值。本质属性是决定一事物与他事物相区别的属性，有的属性不仅为本类事物所具有，而且他类事物也具有，对区别某一事物不具有决定的意义，这些属性就是事物的非本质属性，比如价值属性。中国武术的本质属性是技击性，脱离技击性的本质就不能称其为武术。武术的价值属性是武术的外延，随时空的变化而发展变化的。中国武术有军事战斗性、治安防身性、娱乐性、健身性、竞技性、思想修身性、文化价值性、艺术欣赏性等，它们都属于武术的价值范畴，这一类性质都是武术的价值概念。中国武术是武术散打的上位属概念，武术的发展规律对武术散打发展道路的研究具有普遍指导意义，2.2研究背景散打又称散手，一种中国武术徒手对抗的格斗形式。按照其历史发展阶段可分为古代散打和现代竞技散打。古代散打在历史时期有不同的称谓，如相搏、手搏、白打、卞等，由于这种对抗形式多在擂台上进行，因此在民间多以打擂台称之。现代武术散打是两人按52\n照一定的规则，运用武术中的踢、打、摔等攻防技法制胜对方、徒手对抗的现代竞技体育项目，它是中国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散打的发端可以追溯到上古时代。那时，人们为了保障自身的生存安全，在与自然抗争和各部落间的搏杀中，逐渐总结提炼出一种徒手格斗的基本技能，同时辅用于器械格斗，这应该说是散打的最初形式。随着格斗经验的不断积累和人们认识能力的不断提高，使得这种技能愈加丰富和完善。尤其是在漫长的冷兵器时代，为这种徒手格斗技能的传习和发展提供了应有的条件。因为作为军事格斗中的一种形式，长期地服务于这个时代的社会与政治，也就必然引起人们对其使用价值的重视，为此也能够使其在这一历史时期内逐渐建立起一套攻防有序、表现东方民族睿智的散打技术体系。但是，这个“体系”不仅作用于军事斗争，它还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人们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以及精神需求的增长，被赋予了更多的生活内涵。首先，作为军事格斗术中的徒手对抗技能，自然具有了保护个人安全和防身自卫的功能。其次，习练散打必然能练就强健的体魄，所以又具备了健身的功能。第三，在有长久“人治”传统的中国社会里，散打被直接用于惩恶扬善，不失为一种简捷明快的处事方式，能够起到局部平抑平民的不平衡心理的社会调节功能。第四，长期地习练散打也能起到陶冶情操、完成人格塑造的作用。也正是基于这些原因，使得散打在民间有着广泛而深厚的社会基础，成为一种能被接受的、具有娱乐性质的活动项目。52\n但是，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殊背景和诸多的历史原因，散打运动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长足的发展。原因之一，是我们的民族对本民族的生态作息强调的是“安居乐业”和“耕读传家”，希望的是“孝治天下”和“贵一道而同风”，注重的是人际间的“和谐”关系，“公平竞争”的意识淡薄。原因之二，是经两汉以后的历史统治者把“孔学”奉为正统思想，注重“以德化育天地”，进而熔铸了中华民族“好仁恶杀”的民族性格，其结果武术的发展必然不会再以散打作为其主要形式。原因之三，是历代统治阶级大多对武术，特别是民间武术，采取贬抑态度，也使散打的发展受到限制。但尽管如此，由于散打的多元化的价值取向，被广大民众普遍接受，仍以顽强的生命力在民间广为流传和延续。散打运动真正得以全面发展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在1979年以后。由于国内“武术热”的兴起，为全面继承和发展武术这一古老的传统文化遗产，当时国家体委决定按照竞技体育的模式首先在浙江省体委、北京和武汉体育学院三个单位进行武术对抗性项目的试点训练，以取得成绩后再全面推广。1975年5月，在广西南宁举行的全国武术观摩交流大会上作了首次汇报表演，并于同年10月的第4届全运会期间，国家体委又调浙江、北京体院、武汉体院和河北散打队在全运会石家庄赛区进行了公开的表演。1980年10月，国家体委又调集散打试点单位的有关人员开始拟定《武术散手竞赛规则》（征求意见稿），通过试验修改，于1982年1月制定了《武术散手竞赛规则》（初稿），并按此规则在北京举行了全国武术散手邀请赛。52\n自此，散打本着“积极、稳妥”的原则，每年都举行一次全国性的武术对抗性项目（散打）表演赛。1988年的表演赛，首次采用了设擂台的方式。1989年，武术散打被列入了国家正式的锦标赛比赛项目。1991年，经国家体委审定，《武术散手竞赛规则》正式出版，并实现裁判员、运动员等级制度。1992年，在河南焦作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武术散打工作会议，确定了武术散打的发展方向。1993年的第7届全国运动会把武术散打列为全运会正式比赛项目，这意味着武术散打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目前，全国各省、直辖市和各行业体协、解放军等三十多个单位组建了散打优秀运动队，散打运动在全国范围得到蓬勃发展。为了让世界了解武术、让武术走向世界，中国武术研究院和中国武术协会于1988年10月举办了首届国际武术节，并在深圳会场首次举行了国际武术散打擂台邀请赛。来自15个国家和地区的近60名运动员参加了为期三天的七个级别的角逐，我国派出了5名队员参加了比赛，分获5个级别的冠军，这是首次向世界展示武术散打的风姿。自此之后，我国又于1990年在北京举办了“迅华杯”国际武术散打邀请赛，这是国际武术联合会成立后第一次全面检验成员国开展武术散打运动情况的活动，也预示了武术散打被各国认可和接受的可喜前景，也为世界武术锦标赛的设项提供了可靠的依据。1991年，国际武术联合会在北京举办了第一届世界武术锦标赛，散打被列入表演项目。这次盛况空前的国际散打大聚会，标志着散打项目确立的良好开端。在此后每两年一届的世界锦标赛上52\n，散打都被列为正式比赛项目。此外，在历届的亚洲武术锦标赛上也把散打列为正式比赛项目。1998年在泰国举办的第13届亚洲运动会上，散打也开始被列为正式比赛项目，并设立了5个级别的金牌。我国的散打运动员在历届的国际、洲际大赛中都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与此同时，为了让更多的武术爱好者都能了解散打，国际武术联合会和中国武术协会还组织编写了大量的国际武术散打教材，多次举办各种类型的国际武术散打教练员、裁判员学习班，同时还派出大批的专家、教练员道各国取推广普及散打项目，甚至帮助组建和训练所在国的国家队参加世界各类散打比赛。通过这些都无形中提高了各国武术散打的技术水平和知名度。目前，世界上已有七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或准备开展散打项目。散打现在已越来越得到各国人民的接受和喜爱。各洲和各国的武术组织还通过各种形式经常举办洲际和本国的武术散打比赛，有的洲已把散打列为洲际武术锦标赛的正式项目。所有这些，都为武术散打真正走向世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了使武术散打能够更加健康全面地发展，近年来国家体委武术运动管理中心、武术研究院和中国武术协会做了大量的工作。首先是加大了散打科研工作的力度，在各直属院校和各地专家、学者的大力支持、协助下，散打科研着重从四个方面入手，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一是生物科学队散打技术发展的指导与应用；二是探讨了散打教学与训练的科学化问题；三是讨论散打与传统文化、武术套路的相互关系以及对散打发展的影响；四是对散打发展趋势和发展战略的研究和探讨，制定出总体的发展规划。尤其是1996年以来，国家体委武52\n术研究院在成都组织制定了对散打技术框架和理论框架的初步构建意见，以及这次全国武术散打教练员岗位培训教材的编写，标志着武术散打已初步建立起它的体系框架并日趋完善成熟。其次是为了推广和普及武术散打运动，培养武术散打的技术骨干，国家体委武术研究院自1989年4月在北京举办首届全国武术散打教练员训练班以来，先后多次在各地举办过各种类型的教练员培训班。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各行业体协、各体育院校都选派了大批的武术散打骨干参加了类似的培训或轮训，参训人数达数百人之多，使武术散打得以在全国推广和普及，为建立和发展更多的高水平运动队，在技术上和组织上作了充分的准备。随之，是较为科学地制定了散打竞赛规则。自1982年制定了第一部武术散打竞赛规则以来，国家体委武术研究院又多次组织专家学者，针对散打运动的规律与现状，探讨如何利用规则的导向作用，保护散打的技术特点和正确引导技术的发展。同时还根据各个不同时期的技术水平，分别制定了1990年、1996年、1998年等几个不同阶段的裁判规则，这样既顺应了散打运动的发展形势，又确保了散打运动继续顺利的开展。再之，是加强项目的管理。为了做好项目管理工作，国家体委武术运动管理中心严格了举办各种层次、各种类型竞赛的报批程序和批准条件，加强了对运动员的资格审查和注册登记工作，制定了端正赛风和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系列措施，并且正在着手准备建立段位制、会员制和多种竞赛体制，以及逐步完善散打医务52\n监督制度，所有这些都为细化和健全项目管理工作奠定了基础。以上所有的一切都标志着武术散打运动朝着规范化、系统化、科学化的方向迈出了坚实的一步，虽然，目前武术散打运动的发展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已初步形成了基本理论、基本技术、基本训练方法的体系框架，但目前最迫切的问题并不是技术体系是否完整和规范化，而是在我们确立散打运动框架和引导其发展的时候在思维方式上始终没能突破传统的束缚。理论研究水平的严重滞后于散打实践的现实极大地阻碍着散打运动的进一步快速发展，通过查阅大量相关的武术散打文章资料，发现以技术、战术、规则和产业化发展进行研究的文章占绝大多数，而从整体把握，从价值规律这方面进行探讨武术散打发展规律的文章几乎是空白。文化底蕴的认识的不足与价值功能评判的模糊，既无法为武术散打提供一个明确的发展方向，又不能为其描绘出一个清晰的未来图景，因此，武术的理论研究有广阔的空间。52\n3.研究方法3.1文献资料法3.2专家访谈法3.3对比研究法3.4逻辑分析法52\n4.结果与分析4.1中国武术的历史发展及其价值属性特征中国武术在其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呈不同的特征变化,按时间的推移,我们可将武术的发展按以下三个时期进行阶段划分：古代武术、近代武术和现代武术。其相应的价值属性特征也随各时期社会需求产生不同的变化。4.1.1古代武术及其价值属性特征：武术是中国的一种文化。武术作为一种具有完整的、稳定的内涵结构和价值结构的文化系统，它必然地不容置疑地浸透和蕴涵着它本身所赖以产生、形成和发展的那个特定历史环境和文化背景的全部基因和成分。也就是说，我们研究武术要将武术视为在某一特定历史需要、动机和价值取向支配和趋动下各种历史文化因素的总和，是一种文化的合力和选择。作为完整文化意义上的中国武术文化，大致应具备以下结构性特征和因素：一，拳种、套路和流派的形成。二，武术的多种功能和价值在社会上得以认同和确定。三，武术的文化结构（包括道德、观念、精神、理论等）基本完成。按此，我们可将中国古代武术的发展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武术文化萌芽形态中华武术，源远流长，在漫长的原始社会，伴随人类文明的出现，武术亦开始萌生、发展。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类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决定其他的一切活动。武术的萌生，从一开始便是由生产活动所决定的。生存竞争中技击的萌芽原始时代，人群生活在莽莽荒原中。“52\n人民少而禽兽众”（《韩非子。五？》）。《淮南子。览冥训》说：“往古之时，猛兽食？民，？鸟？老弱。”《山海经》记：“封？？蛇，皆为民害。”人类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中，首先是人与兽斗，在这种严酷的斗争中，武术技击开始了萌芽。人们在与禽兽的斗争中，必然逐渐形成奔跑、跳跃、闪躲、滚翻、拳打、脚踢等等技能，在不断的运用实践中，必然有搏斗经验的积累，经过若干万年的逐步积累，终于形成了搏斗的技巧、攻防的姿态与动作，伴随这些动作技巧的掌握，逐渐产生自觉运用这些技巧的观念。于是，技击技巧与武术意识萌生了，这便是原始武术在生存竞争中的起源。原始战争促进武术的萌生在原始人群的生存竞争中，人与兽斗固然是技击萌生的因素之一，而人与人斗、原始战争的出现，则与武术的萌生有更为直接的联系。原始人群之间为争夺食物、领地而发生争斗，男性为争夺女性或女性为挑选男性而产生性选择的争夺等，这些现象发生的非常普遍，而且由来已久。《吕氏春秋。荡兵》说：“未有蚩尤之时，民固剥林木以战矣。”又说：“争斗之所自来者久矣，不可禁，不可止。”这说明早在原始部落之间发生大规模战争之前，原始先民之间便为争夺头领地位而争斗了。至原始社会末期，氏族之间出现了战争，形成原始部落之间有组织的战争，更加速了原始武术的形成。古籍传说黄帝与炎帝的战争、黄帝与蚩尤的战争、夏禹伐九黎、三苗的战争等等，这些战争有力地促进了技击技术的发生、发展。武术开始萌生的另一个重要标志，是人们的战52\n斗意识、竞争意识的出现。《晏子春秋》：“凡有血气者，皆有争心。”《淮南子。道应》：“争者，人之所本也。”这些古籍的论述认为具有竞争意识是血气男儿的本性。原始时期的战争，更强化了人们的战斗竞争观念。有一则歌颂先民战斗精神的著名神话：“刑天与帝争神。帝断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称赞了刑天不屈不挠的顽强战斗精神，故诗人陶渊明歌颂他“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原始宗教、教育、娱乐与武术的发端在人类原始文化形态中，原始宗教、教育、娱乐等活动常常是交织在一起的。这些多位一体的原始文化均与武术的发源有紧密联系。原始宗教的主要形式巫术与图腾崇拜，都常凭借原始武舞这一形式来体现。为适应原始战争的需要，原始人群要作战斗的演习操练，以熟悉战斗的击刺动作和应有的群体组合，于是在原始人群中萌生了武舞，或叫战舞。原始武舞与原始武术实为一体。人们在狩猎、战事等活动之前或之后，要跳武舞，幻想以这些击刺杀伐的动作来产生一种超自然的力量，以鼓舞士气，祈神保佑。武舞也是原始部落祭祀活动的重要内容。在近代某些尚处于原始状态的民族风俗中，我们还可看到原始宗教与武术的联系。如云南纳西族的祭神武舞“东巴跳”，数十上百人手持武器而狂舞。同时，原始武舞也是教育的一种主要内容。《周礼。地官。舞师》说：“舞师掌教兵舞，帅而舞山川之祭祀。”这虽然是西周的活动，但也反映了远古时期的遗风。在原始宗教活动中，还出现了与巫术相结合的较武内容52\n。据《世本》记：“巴郡南郡蛮…未有君长，俱事鬼神，乃共掷剑与石穴，约能中者，奉以为君。”这个部族以掷剑比赛的方式来乞神显灵，并以此确定部落首领，似可称是武术竞赛的萌芽。在原始时期多位一体的文化形态中，武术得以在其中萌发而共生共长，构成了原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它还只是处于萌生阶段，还没进入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体育活动范畴。武术文化初期形态从进入阶级社会的夏商开始到社会经济、文化高度发达的宋代，这一时期的社会发展特点为：一、生产力得到逐步提高，经济快速发展；二、文化学术繁荣，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三、战争频繁，极大地促进了社会尚武之风。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中国武术文化的各种因素开始具备和形成，中国武术走出了原始混沌状态，进入了武术体系初步形成时期。这一时期中国武术的发展呈以下特点：武术社会功能向多面性发展武术文化的重要标志之一是其社会功能的多样化。漫漫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军事斗争频繁，运用于阵战的军事武艺,伴随着作战方式的变化产生了很大的演变,而更突出的是武术的表演性、竞技性、娱乐性、健身性等社会功能的凸现。这种社会功能的多样化使武术突破了单一的军事武艺的局限，从技术到组织、形式到思想，均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与发展，使它从较为质朴单纯的军事武艺演变成色彩绚丽、丰富多姿的武术文化。第一、武术与军事武艺交互发展频繁的战事促进了社会的尚武之风及军事武艺的演进。正如《孙子》谓：“兵者国之大52\n事，死生之地，不可不察也。”,“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在冷兵器时期，战争的胜负很大程度取决于士卒的选择与训练，历代统治者都制定各种鼓励练武习射的法令，以求国力强盛。中国武术的本质属性是其技击性，它与军事武艺在根本性质上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其目的都是克敌制胜。因此，武术和军事武艺的关系呈现出复杂的状态。它们是同源之水，同本之木。原始武军事武艺的产生，也蕴含着武术的萌芽。当中国古代文化逐渐进入繁荣与成熟阶段，武术便开始从军事武艺的母体中脱胎而出，以具有鲜明特色的文化形态沿着自身的道路发展，但是当武术从其母体军事武艺中分化出来之后，并非从此与军事武艺绝缘，相反地，在整个武术发展过程中，仍然与军事武艺有着极为紧密的相互影响与作用。首先，从军事技艺的角度看，古代军事技术对古代武术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兵者，国之大事”也。自古以来，军事在国家生活中始终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历来都受到统治者的高度重视。为了满足国家对军事的需要，国家常常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来发展武备，想方设法地增强军事实力。对军事的重视必然导致对武艺的重视，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将士的选拔与训练。《孙子兵法·篡卒》中说“兵之胜在于篡卒,其勇在于制。”《管子·七法》中也说“为兵之数：存乎聚财，而财无敌；存乎论工，而工无敌；存乎制器，而器无敌；存乎选士，而士无敌；存乎服习，而服习无敌；故兵未出境,而无敌者八……”。战国时期的兵家吴起在与魏武侯议论如何选兵练兵时也指出：“一军之中,必有虎贲之52\n士。力轻扛鼎，足轻戎马，搴旗斩将，必有能者。若此之等，选而别之，爱而贵之。”《管子。小匡》记：齐王命令地方官吏“有拳勇股吰之力，筋骨秀出于众者，有则以告，有而不告谓之弊才，其罪五”。从上述引文中,我们可以看出,聚积财富,搜罗人才,训练精锐部队,制造精良兵器,常常是统治者的强兵治国之道。针对将士的选拔与培养，历代都有一系列的办法与制度。如战国时代齐、魏、秦的“技击”、“武卒”、“锐士”制度;始于唐的“武举制”;宋、明、清的“武学”等等。这些选拔军事人才、鼓励练兵习武的措施,首先对武术本身有重要的推广作用。仕宦利禄之诱，激发了更多的人的习武热情，尤其是出身寒微的下层平民与士兵，籍武艺入选军中，凭军功而晋升腾达，无疑具有极大的诱惑力。而且,在社会动荡时期,民间许多人习武大多是为了准备从军。其次,选拔武勇的条件与标准对民间习武的内容常常发生重大的影响，有许多本属军事技术的技艺，如“射箭”、“投石”、“翘关”等在民间得到了较大的普及。“寓兵于农”的军事政策进一步使各种军事技艺在民间空前的发展起来，这对后来各具特色的地方武艺的形成有不小的影响。与此同时，对士兵武艺训练的重视，使一些军事家自觉的对各种军事技术进行总结、概括，从而促进了武术与兵家谋略的结合,推动了武术训练理论、战术思想的发展。武术器械也是随着战争的发展而发展的。从人类文明起始,人类总是把自己生产力进步的最新成果运用于战争。战争方式的演变,直接影响着武器的使用与改进,早期一器多用的兵器形制被高度精练、便利所替代,如弓弩刀枪等,兵器的种类和数量由简单向复杂发52\n展。那些古老的、形制特殊的兵器,由于缺少临阵实用性而逐渐被军中淘汰,有的自此绝灭,有的被民间吸收、改造,成为民间“十八般兵器”库中的一种。总之,适应不同时期阵战发展需要而产生的长兵、远射、短兵器械,极大地丰富了后世武术演练器械的种类和数量,对中国武术蔚为壮观的各式各类器械的形成与发展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民间武术对古代军事技术亦存在重要的补充作用。拳法一直是民间武术的主体，虽然无预于大战，但能“活动手足,惯勤肢体”，是初入艺之门。因此，军事训练也吸收了不少朴实无华的拳法作为士兵活动身体，掌握器械技法的基础。同时，军队从民间征集士兵，有武技的人随时可能应召入伍，被选拔入伍的士兵常将其掌握的武技带入军中，那些适合军阵实战需要的技术自然被保留在军中，从而有助于军事技术的发展。而当大批将士解甲在军中，从而有助于军事技术的发展。而当大批将士解甲归田时,他们又会将其所掌握的军中技艺带回民间。明末战将陈王廷解甲归田后,“忙来时耕田，闲来时造拳”，便是其生动一例。古代军事技术与古代武术就在这样的双向交流过程中不断地相互吸收、相互促进,从而得到推广、发展和完善。第二、武术社会功能的多面价值初步凸现随着生产力的提高，社会对武术的需要逐渐从单一的军事功能扩展到其他用途。练武的目的不再仅仅是为了战场上的运用，也是为了表演和竞争的需要。远古先民在对原始武术的演练中，应该就有其娱乐的动机。而武术真正以娱乐性作为一个重要的价值取向，应当是进入阶级社会以52\n后的事。由于阶级的形成，社会分工的发展，娱乐开始成为人们的一种需要。秦汉时期，武术的娱乐性已初步形成.”秦始皇并天下……郡县兵器,聚之咸阳…讲武之礼，罢为角抵。”这里的“讲武之礼”，指的是春秋战国时的军事武艺活动，这时候开始由“礼”向着“戏”的方向发展，成为百戏表演的重要内容。当武术形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化形态后，它就有了自己的文化归属和特点，而这种归属与特点早在战国秦汉时期已经表露出来。比如，“两两相当，角力、角技艺”的角抵（相扑），是考察古代武术的一个重要内容。《汉书.刑法志》中记：“春秋之后，稍增讲武之礼，以为戏乐，用相夸示，而秦更名为角抵，先王之礼没于淫乐中矣。”这条材料一方面说明古代角抵虽滥觞于军队的讲武之礼，另一方面也表明这类活动具有很大的观赏性，不是军事技术的再现。即使象《庄子.说剑》篇中描写的血腥斗剑场景，也不是军事征杀，而为“两两相当”以供娱乐的早期武术活动形态。所以，庄子笔下的剑术理论被后来武林人士视为圭臬而并不受到军事理论的重视。武术技术向多样化发展为了适应武术社会功能的多面性需要，武术技艺必然向多样化发展。武术技艺的多样化，首先体现在民间武术的发展上。军事阵战武艺与民间武术的分途发展，是武术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从社会载体看,古代武术广泛流行于民间社会,由于特殊的滋生、成长环境,很早就出现了脱离军阵实用的倾向,其内容与功能都朝着庞杂化的方向发展。而军事技术则主要依存于军中,始终受战争需要的制约,为实战服务。战场上最大限度的杀伤52\n敌人,保全自己,取得胜利是其唯一的价值目标。这种价值取向、目标追求上的分歧导致了古代武术与古代军事技术在技击特性、技术方法、器械形制以及社会功能等方面的迥然相异.首先，军事技术是用于“开大阵、对大敌”的军阵群斗,在技击特性上强调临阵实效性和集体性,不提倡个人勇力。即使是以“技击”闻名的“齐人”,荀子也认识到“其技也,得一首则赐赎锱金,无本赏矣。是事小敌毳,则偷可用也;事大敌坚,则涣焉离耳,若飞鸟然,倾侧反覆无日，是亡国之兵也。”《孙子兵法·军争篇》亦把“勇者不得独进”立为一条法令,“有非令而进退者”便要治其罪。由此可见,军事技术在技击上讲究的是纪律严明的“束伍”和“齐勇”,反对只讲个人勇力的“匹夫之勇”。相比较之下,民间武术中虽然也保存有不少有实用价值的东西,但主要是用于小规模的“私斗”和“比场中较艺,擒捕小贼”之类个对个的格斗,缺乏直接和普遍运用于军阵的价值。它的格杀技巧总是以人自为战的设想来发展的,因而比较偏重个人的勇力技艺。这种技击上的集体性与个体性的不同,使军事技术与民间武术在技术方法、器械形制上表现出巨大的差异。具体而言,技术方法上,军事技术讲究简洁实用,排斥花套、花法,动作较为单一。通常以简洁实效,便于掌握的击、刺、戳等为常见内容。“临敌便捷,可望常胜者,无过‘大封大辟’为最上。”明·戚继光《纪效新书·赏罚篇》教育士兵说,“凡比较武艺务要俱照示学习实敌本事,真可对博打者,不许仍学习花枪等法,徒支虚架,以图人前美观。”何良臣在《阵纪》中也指出“52\n花刀、花枪、套棍、滚杈之类,诚无济于实用,虽为美观,抑何益于技哉?是以为军中之切忌者,在套子武艺。”这些训示都是从练兵的实效出发,强调了军事技术的临敌实用性。中国古代战争历来讲究“阵战”,“千百人列队而前”,“丛枪戳来,丛枪戳去,乱刀砍来,乱杀还他,只是一齐拥进。转手皆难,焉能容得左右跳动。”因此,民间武术中那些闪辗腾挪、吞吐收放、指东打西的花招、花法,在战场上不可能也不允许派上用场。同样,军队中的兵械形制、规格、装备也是与大兵团作战方式相适应的。远射、阔刀与长柄格斗器械,由于在战阵中切合实用,所以一直是军中之主要兵器。如“长枪锋要轻利”,“狼筅要利刃”,弓箭手要负“铁镞三十枝,大腰刀一把,解首一反”等等。武举中的“刀、弓、石、马步射”等武考内容也均是从纯粹的军事角度出发,与行军作战直接相关。民间武术则不然,首先在它的发展过程中,除了保持有一定的攻防技击实效之外,还由于不断受到杂技、舞蹈、戏曲的影响,逐渐演化出“周旋左右,满片花草”的“套子武艺”,从表演、观赏的角度出发,增添了许多“无预与大战之技”的虚花招法。从而在技术体系、器械形制上日益朝着多样化方向发展。即使是某些具有攻防效用的内容,也由于是从小规模的“私斗”发展起来的,与大规模的军阵实战相距甚远。《纪效新书·论乡兵》中“或曰:如今乡兵所执所习,亦可用否?戚子曰:……如乡兵所执,名为镗、叉、钯者,横头用,无刃、铁梁,柄头用平顶铁箍,长不逾眉。其所习之法,又前后左右回头跳舞,双手平拿,两头所余不过一尺。平日在乡党争斗,每打必胜,逆自谓无敌,虽有他师教以正彀,皆不听,盖渠用之利52\n,习之成,信之深故也,殊不知此器此习乃乡中互相争斗用之,彼此皆然,且恐以刃伤人,得罪必重,故只用此物打伤,就或打死,终非刃杀之意。其贼来也,利刃长锋二丈有余,乃身寸余应刃而毙。以一尺无刃之物,而当一二丈利渺之锋,就能见肉分枪,亦只格得他开去,不及我身幸矣,便终日对局,岂能跳过一二丈之远以中彼哉?就使中彼,不过打一击,苟不中在头额,便能死人否?贼亦得返刃于我也,逆而执之,反为所误。”这一段论述生动地说明了用于“乡党争斗”的民间武艺与“真杀实搏”、“杀贼救命”的军旅武艺之间的差距。在器械武艺方面,许多被军中淘汰了的兵器技艺依然在民间得以寄存,继续发展。最为典型的就是剑与剑术。剑自东汉以后,基本上从军队中淘汰,然而它在民间却广受欢迎,经久不衰。其它许多兵器也是如此,如流行锤等。其次,由于受古代导引、养生思想的影响,武术还衍生出许多“侨举翕张,以作其气”的健身技法和功法,在习拳练武的同时兼习导引行气,这就使民间武术在社会功能上突破了军事技术的束缚,向多元化的社会功能发展。“练形以合外,练气以实内”,“神与气合,气与身合”,强调形神俱练,内外互导的有序配合,这些都是军事技术所没有的内容。由此可见,民间武术对军阵实战的疏离,使它在内涵与外延上都较军事技术更为繁杂、丰富,从而呈现出迥异而迷人的特质。军事阵战的根本特点是集体性和技术运用的单一性，与其相反，民间武术则呈现出以个体性为基本特征，并由此产生出技艺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虽然二者在运用方式上存在差异，但其价值取向是一致的，即强烈的实用性。52\n武术意识向自觉性、理论性发展中国武术开始成为一种文化形态，其重要标志之一便是自觉性武术意识的出现及武术理论的初步形成。所谓自觉性武术意识，主要表现为武术竞技意识、武术伦理意识以及武术理论认识等方面。人们这时有一种从事武术活动、参与武艺的较量，以追求战胜对方的满足感。这种通过武术活动来体现人们自我实现的愿望，便是武术的竞技观念。把通过武艺竞技取得胜利与人们的英雄观、欢乐满足感、荣誉感及审美感等一系列社会心态联系起来，这便是武术获得多方面社会功能的心理契机，也是武术竞技能实现多方位社会需求的基础。同时在竞技意识中也能反映出武术的伦理观念，表明伦理意识是武术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即对武德的重视。随着武术多功能发展及技术日趋复杂完善，从实践中来的武术理论也开始逐渐形成。如《庄子.说剑》等等。武术文化完整形态武术在明清时得到了空前的发展,特别是在清代是武术集其大成的时代,如在《体育学院专修通用教材·武术》中写到:“明、清,是武术集大成的发展时期。流派林立,不同风格的拳术、器械,都有了空前的发展。”在《中国武术史》中也说:“就在武术逐渐退出军阵的同时,民间逐渐兴盛,进入了多渠道普及和蓬勃发展的新阶段。”明清两代是中国武术集大成、大发展时期，流派林立，不同风格的拳术、器械都得到了空前发展。既有不同风格,又有共同的技击运动规律的拳种日益丰富,同时武术理论也日益完整。这一时期开始建立了完整的武术体系。这一时期最大的历史特征就是火器52\n的逐渐广泛运用导致军事武艺的逐渐弱化，民间武术得到蓬勃发展。火器的运用促使武术军事功能的弱化从唐末到明代,用于军事的火器逐渐发展,并且发展的速度越来越快,这是经济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的结果,是军事需要推动的结果,是事关“国之大事”,由国家行为来推动军事技术发展的结果。火器日益进步,在军事中的作用日益加强;相反,冷兵器则无大的改进,在军事中的作用日益消退,冷兵器面临着退出军事舞台了。火器的出现和进步,以及广泛地使用改变着军事的整个面貌,真正的军事家对此是不能视而不见的。在明代火器已相当发达,而为了适应抵御外敌的需要,当时的军事家们都在努力地改进火器,以提高作战的能力。在戚家军出现以前的几年里,明军和倭寇作战多次失败,除了其他原因之外,就是使用传统冷兵器的明军遭遇到了使用轻便火器———鸟铳的倭寇。据史料记载,嘉靖三十六年(公元1557年),与倭寇勾结并当了倭寇首领的王直(一称汪直),被浙江总督胡宗宪诱降。胡宗宪命王直造鸟铳,中国始习此技。火器经欧洲人加工,又回到了中国。在王直投降前后,戚继光是胡宗宪下面的一员参将,并且参加了对王直的围堵。他对王直等制作和使用鸟铳、佛狼机的方法,是十分注意的。这些火器在《纪效新书》和《练兵实纪》中,都有详细的说明和图解。戚继光根据实战的需要,对鸟铳等火器加以创造性的改进,使这些火器不论用之于训练还是用之于作战,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7]戚继光认为:“诸器之中,鸟铳第一,火箭次之,南方则大炮、火箭、鸟铳,皆为利器。”(《练兵实纪·杂集卷之·储练通论下》)52\n我们可以从戚继光的十八卷本《纪效新书》到其后来改编的十四卷本《纪效新书》的变化更能看出火器的运用对军事武艺的巨大影响。范中义先生在校释十四卷本《纪效新书》时说“《纪效新书》十四卷本是戚继光晚年的作品,成书于万历十二年。”“十四卷本《纪效新书》成书晚于十八卷本《纪效新书》,也晚于《练兵实纪》,是戚继光晚年亲自‘仇校’付梓的一部兵书。戚继光写十八卷本《纪效新书》时,只不过是统领几千人的参将,而‘复取《纪效新书》仇校’时,已是身经百战、统领过几十万大军的指挥官,不仅有南方抗倭的经验,而且有北方练兵御‘虏’的经验,是一个成熟的军事家。从这一点看来,十四卷本《纪效新书》比十八卷本《纪效新书》的价值更高。”[1]曹文明先生在校释十八卷本《纪效新书》时也说:“《纪效新书》还有十四卷本传世,此本是戚继光于万历十二年集中十八卷本《纪效新书》和《练兵实纪》的精华形成的,内容较十八卷本丰富,理论性更强。”而在十四卷本的《纪效新书》中删去了十八卷本中非常著名的“拳经捷要篇”,这既出人意料之外,也是在意料之中的，这正说明了当时军事装备发展所引起的军队编制、军事技术、军事训练等许多方面的变化,两种版本对照为我们提供了当时军事变化的真实情况,同时也为古代军事对武术的发展的巨大影响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在“拳经捷要篇”中戚继光已清楚地提到“拳法似无预于大战之技。”本来就“是以此为诸篇之末”,因为拳法在军事训练中本无大的作用,所以也可以说戚继光写“拳经捷经篇”时就是把它作为“附录”52\n的,随着火器的进一步的改进,冷兵器已失去了它原来的地位,更何况原来就“无预于大战之技”的拳法呢?虽然戚继光在十四卷本《纪效新书》中已删去了“拳经捷要”,但在军事训练中肯定还是会使用“拳”作为训练的辅助内容和手段,但已变得更为次要了。民间武术的蓬勃发展武术在古代最主要的社会价值就在于技击,特别是技击技术在军事中的应用。火器的发展使武术逐渐失去它在军事活动中的价值,也就是说武术实际上失去了它存在的主要意义和依据,也就意味着武术面临着被历史淘汰的局面,新的东西不停地代替旧的东西,历史就是这样无情。在人们能够生产铜以后,就用铜制造兵器,石兵器即被淘汰;在人们会造纸以后,竹简也就失去了它的实用价值,成了考古的文物。火器逐渐在军事中取代冷兵器而占有主要地位以后,使用冷兵器的技术也在军事生活中失去它原来的位置,在这种情况下武术面临两种选择,要么彻底地消亡,成为一种历史的陈迹;要么就在它原来较为次要的社会价值中寻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存在的依据和发展因素,从它本来就有的某些内容和运动形式中进行筛选,并吸收一些新的内容,探索新的发展道路。对于武术来说它是自它武术进入一个新的领域,在原来的基础上得以继续发展。经过这样发展的武术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武术,不再是以技击实用为主要内容和价值的武术,而是一种新的武术。从另一个方面考虑,我们也可以认为冷兵器从军事装备中退出来是为中国武术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机遇,因为只有基本上脱离了军事生活的武术才能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否则它就只能被捆绑在52\n军事的战车上驰骋于广阔的天地之间,而回旋表演于这一战车的小舞台之上,只能以一种简单、实用的军事技术为其存在的主要内容和形式,以是否符合实战的需要作为评价技术好坏的主要标准,发展必然受到很大的局限。同时由于武术失去了作为国家安全和阶级镇压工具的作用,也就使武术逐渐不再像以前那样受到国家的重视和在民间开展的限制,这样武术就有了更加贴近老百姓生活的机会,一般老百姓也因此而有了在武术领域里更加充分发挥自己才能的可能,这些条件毫无疑义地是更有利于武术的发展的。(此时期民间武术发展情况)古代武术价值属性特征分析一部中国古代战争史也可以看作是一部中国古代武术发展史。频繁、残酷的军事战争和当时的社会环境提供了中国武术繁衍发展的土壤，社会的需求直接导致古代武术紧密围绕军事运用而发展变化。虽然在后期火器的逐渐使用导致了武术军事价值的弱化，武术的发展转入民间，并得到空前发展。虽然其运用范围和表现方式出现巨大转变，但其价值取向还是一致的，即强烈的实用性，而健身、娱乐、竞技等价值属性还未得到充分的认识，附属于武术的实用性而处于初步发展时期。4.1.2近代武术及其价值属性特征：武术的军事价值进一步弱化两次鸦片战争的失利特别是甲午战争中中国的全面溃败，沉重地打击了清政府和国民的自尊心，在西方火炮的打击下，也至使武术在实际军事运用中的进一步弱化。1895年，清政府命令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编练新建陆军，完全放弃了52\n旧式兵器而全面开始使用枪炮，军队中的武术训练也退居从属和次要地位，而代之以大量的西方体育项目。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入侵，中方惨败的结果，使人们对西方、日本的学习不再局限于科学技术，而上升到政治制度和精神文明。整个社会人心思变，呈现一种“必须向西方学习”的共同心理趋向，(社会尚武思潮的形成即是其写照之一)?。这种矫枉过正的传统思维定势使人们对传统文化、传统技术的兴趣转向西方文明。正如麦克乐所说:“政治既经革新，凡事争效西法。绿营裁撤，各军队均改外国操法，不复专事武术，保甲亦废，民团亦多用火器，各省镖局虽仍其旧，亦不如往昔之盛。各富商巨绅响之须武士保护者，近亦自置火器，不复专恃武术。”麦克乐.五十年来中国之体育及武术.见:最近之五十年.申报馆五十周年纪念.)可见，游离于极大自信与极端自卑之间的人们的思变心理和“必须向西方学习”的观念导致了武术军事功能的衰落。当然，义和团运动的失败也在广大民众中产生了“武术不如洋枪”的自卑心理，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冲击了武术(包括军事武术)的发展。军国民思想对武术的影响军国民教育思想是通过对学生和全民众进行尚武精神的培养和军事素质的训练,使人们具有军人的品质和体质,以达到抵御外事、寓兵于民的教育思想潮流。军民国教育思潮提倡尚武,其目的是为了增强人民的体质,坚毅人们的品质,并非是用武术去对抗西方的火枪大炮,尚武的落脚点落在体育上。所以,在军民国教育思潮的影响下,武术的传播与推广以体操或西方的体育方式进行,从而加速了武术的体育化进程。52\n清末民初,为了拯救民族危机,一些有识之士力求借鉴西方施行的尚武精神教育,主张对学生和全民众进行尚武精神教育和基本的军事训练,以抵御外侮、重振国威。梁启超在1903年3月,专门为他所作的《新民说》中加写了《论尚武》一节,其中指出:“彼日本区区之岛,兴立仅三十年耳,顾乃能一战胜我,取威定霸,山气然雄立于东洋之上也,曰惟尚武故。”他认为西欧各国强盛的原因之一,就是实行尚武政策,进行军国民教育。梁启超描述说:“及其就傅之后,终日伏案,闭置一室,绝无运动……且复习为娇情,绝无自营自活之风,衣食举动,一切需人,以文弱为美称,以赢情为娇贵,翩翩年少,弱不禁风,名为丈夫,弱为少女。”梁启超指出,经过这样的文弱教育,成年后再吸食鸦片,结果是“血不华色,面有死容,病体奄奄,气息才属,合四万万人,而不能得以完备之体格。”军国民教育思潮的形成,是克服中国传统的“文弱”教育弊端和效法西方实施军国民教育,以达强体御侮的需要。为了改变中国“重文轻武”传统教育弊端,中国有识之士极力向国内介绍有助于培养尚武精神和增强体质的西方军民国教育主张。蔡锷指出:“军国民主义,昔滥觞于希腊之斯巴达,汪洋于近世诸大强国。欧西人士,即妇孺之脑质中,亦莫不深受此义,盖其国家以此为全国国民之普通教育,国民以奉斯主义为终身莫大之义务。”军国民教育思潮促进了武术在学校教育的发展在军国民教育思想的影响下,加速了学校武术的发展,促进武术从价值观到运动锻炼思想,从教习到表演和竞赛方式都向着科学化与规范化的方向演进,使传统武术开始了适应现代社会的变化过程。52\n马良从1901年起开始创编、传授“各科新武术,并新武术各科专书”。在1901年后任山东驻军要职期间,出版了《中华新武术》教材,包括《率角》、《拳脚》、《棍术》和《剑术》四科,并在军中大力推广“新武术”。1916年教育部派员考察了“新武术”,并组织审查了《率角》、《拳脚》两科。1918年教育部通令将“中华新武术”列为全国各大、中学堂正式体操的内容,1919年经国会辩论通过,成为全国学校体操的正式内容。“新武术”实际上是从各种武术套路中抽取基本动作,归类整理,再编排连接成新的套路,其“教材及教授法,概受瑞典式体操之影响。”由于比较适合集体教学,所以受到教育界的欢迎。以“提倡尚武精神,养成健全国民,并专事研究中国旧有武术使成系统”为宗旨,1917年组建了“附设体育讲习所”,1920年经教育部批准更名为北京体育学校,社务改为“纯粹研究体育”,“以研究体育,振兴尚武精神为宗旨。”它的成立促进了武术被列为学校体育课程的进程。1915年武术被正式列入学校体育课程,促使武术按照学校体育的要求,改革教法,将原来师徒相承的传习法改变为课堂式的团体教练法。同时也促进了武术教材的编写,一些原来散存民间靠口传身授的武技,被整理成规范的图解教材,并且出现了宏观介绍武术的《国术概论》、《国术育理论》等书籍。时人评论道:“教育界能注重于体育实自此始;吾国旧有武术得加入学校课堂,亦自此如。”1924年,体育研究社与马良等共同举行“全国武术运动会”,与会的有南北各地武术家400余人,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将武术作为体育活动举行的大型竞52\n赛,在中国武术发展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它表明武术界内部已经在“体育”的基础上统一了对武术的认识。武术进入现代教育的范畴,更有利于古代的武术向科学化、规范化方向发展,也加速了武术体育化的进程,同时也促进了竞技武术的发展。在中国传统文化孕育下形成并开展起来的中国武术,在与西方运动项目并肩前进的过程中,开始借鉴西方运动竞赛形式来发展武术的考试方法与竞赛制度。为了适应新形势的需要,随着西方文化在中国的演进,民族工业的兴起,资产阶级改良派对“竞争”“进取”精神的提倡,表达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的强烈愿望,同时正好迎合了饱受列强欺凌、追求成功与武术胜利的华夏民族的心态,因而能够引起人们思想上的共鸣,潜移默化地促使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变迁,这些思想对武术向竞技化方向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军国民教育思潮促进了武术的社会化军国民教育最大的影响,是带动了当时社会风气的改变。随着军国民主义思潮迅速在全国高涨,推行军国民教育的社会团体纷纷创立,上海等地成立“体操会”、“体育会”和“尚武会”。如上海人士“有鉴于国民躯体赢弱”,于是“发起组织体育会,锻炼体魄,研习武课,冀城于城之选。”1911年,宁波国民尚武分会以“提倡武风,挽救文弱”为宗旨,其体操团则明确强调“实行尚武,养成健全军国民。”1909年,霍元甲应友人邀,旅居上海,创办“精武体操学校”,精武体育会“以提倡武术,研究体育,铸造强毅之国民为宗旨。”为了满足社会需要,精武会不断组建分会。精武会对向社会宣传武术、宣传精武精神,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说明军国52\n民思想推动了武术民间团社的发展。与“新武术”不同,精武体育会不是另创体系,而是致力于传统武术的整理与推广。1915年和1924年的《中国精武体育会章程》规定,该会“以倡导武术,研究体育,铸造强毅之国民为主旨”,不争门户短长,对各流派武术兼收并蓄。该会还编写了各派武术教材和书利,并在全国推广现代体育项目。精武体育会在新文化运动中开始向全国发展,20世纪20年代逐渐发展到东南亚,20年代末期国内分会已达42个,会员超过40万,对武术在新社会条件下的生存和发展作出了独特而巨大的贡献。近代武术价值属性特征分析随着火器的逐渐广泛运用和战争形式的巨大变化，武术的军事实用价值已找不到其社会生存的着落点，而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需求下，武术其他固有的价值属性得到发掘，健身强身价值和振奋民族精神的教育价值提升到最显要的地位。4.1.3现代武术及其价值属性特征：武术的广泛普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武术成为人民体育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得到了蓬勃发展。1949年10月由政务院批准筹备成立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朱德同志在体总筹备会议讲话时指示:“要广泛地采用民间原有的许多体育形式”。筹备委员会主任冯文彬在工作报告中指出:“要开展武术活动。”1952年毛泽东同志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写了“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题词,给新中国的体育发展指明了方向;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周恩来、刘少奇、陈毅、贺龙等,对武术的继承发展都曾作过重要指示。1978年52\n邓小平同志还题写了“太极拳好”的条幅赠送日本友人。这一重要题词不仅是对中国武术的褒奖,也是对世界武术界的巨大鼓舞。新中国成立后,群众性武术活动得到了蓬勃发展。武术为丰富人民群众的业余文化生活,增强人民体质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国家体育总局局长伍绍祖同志指出:“武术不能简单的看成是一个单一的体育项目,它几乎是城乡经常从事体育活动的一半。”为了推动武术的群众活动,1984年在北京召开了“千名优秀辅导员”表彰奖励大会,在全国产生了强烈反响,充分调动了广大武术工作者的积极性,出现了群众习武的热潮。各地建立的各种形式的武术馆(站、校)就有1万多个。全国以武术作为健身主要手段的人数约6千万,他们通过习武达到健身、强身、修身的目的,这是人民的愿望。1992年开展了全国武术之乡的评选活动,共有35个单位被评为首批“全国武术之乡”。1995年在山东召开了首届“社会武术工作会议”会上交流了经验,表彰了群众活动开展好的单位,从而推动了群众武术活动的开展。1996年又进行了第二批武术之乡的评选;1997年开展了“全国先进武术馆校的评选工作,有一批馆校达到了标准,受到了表彰。武术只有全面进入大、中、小学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普及。凡有条件的地方,特别是“武术之乡”和争创“武术之乡”的单位,应率先将武术推进中、小学校。为了贯彻落实“全民健身计划”,武术运动管理中心,还组织了群众性竞赛活动如:“全国武术之乡”、“全国武术馆校”、“革命老区”、“少数民族”等形式的武术比赛,推动了群众武术的普及和提高。从1997年开始,国家正式推行“中国武术段52\n位制”,使广大习武者更有浓厚的情趣从事武术活动。这项工作的实施得到了武术界的欢迎和支持。竞技武术的蓬勃发展1953年在天津举行了“全国民族形式体育表演及竞赛大会”,武术项目是这次大会的主要内容,有145名运动员做了三十三项目的表演。1956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运动竞赛制度暂行规定(草案)》,把武术列为表演项目。同年在北京举行了十二个单位武术表演大会。这是武术走向正式比赛之前迈出的关键性一步。1958年起草了中国第一部《武术竞赛规则》,在1959年全国青少年运动会和第一届全运会上均采用这个规则。从此,使武术进入了竞赛的轨道,促进了武术技术的发展。“文化大革命”期间,武术活动受到了冲击。从1972年开始,全国性的武术比赛和表演活动才开始恢复。对以前的竞赛规则也进行了一些修改和补充。此后,每年举行一次全国性的比赛。竞赛的形式、种类、规模都有了很大发展,更适应了武术发展形式的要求。1994年开始举办“全国大学生武术比赛”,武术在“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全国大学生运动会”、全国农民运动会”和“全国运动会”都被列为正式比赛项目。1985年颁布了《武术运动员等级试行标准》。尤其是散手运动,近20年来有了很大发展。从1979开始对散手进行试验以来,就得到了武术界的关心和支持。1982年在北京举行了首届“全国武术对抗项目邀请赛”,这次比赛的成功,大大推动了散手运动的发展。并每年都举行一次全国性的比赛交流。1988年在兰州举行的散手表演赛中,第一次采用设台的形式比赛。自此,武术以擂台52\n形式进行比赛被确定下来,体现了武术的特色。1988年的“国际武术节”期间,在深圳举办了“国际武术散手擂台邀请赛。”采自15个国家和地区近60名运动员,参加了三天的角逐。中国队在比赛中表现了较高的技艺和武德,受到了各代表队的好评。1989年在宜春举行了第一次散手正式比赛——“全国散手擂台赛”,比赛使用了1990年正式出版的《散手竞赛规则》。这是散手运动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散手比赛的器材也有了很大改进,现在的比赛已采用了电子计分器,提高竞赛的质量。1991年武术散手被决定列为第七届全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虽然只设一块金牌,但这对散手运动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第八届全运会,武术作为唯一的非奥运会项目,金牌有了大幅度增加,武术套路从6块到12块,散手从1块增加到7块。八运会参加散手比赛的单位增加到近30个,使比赛更加激烈,但也促进了散手技术水平的提高。现在全国性散手比赛不仅有男子项目,同时也设置了女子项目。国际性的武术比赛均将散手项目列为正式比赛的内容。尤其是1998年在曼谷举行的第13届亚运会,除武术套路项目参加比赛外,还将散手设了5个级为正式比赛内容,这里散手第一次列入综合性运动会的内容。中国队获得了五个级的全部冠军,这对武术界是个很大的鼓舞。从总体上看,散手运动已初步形成了系统科学的组织程序,较完美的竞赛体制和竞赛规则及裁判法;培养了一批散手教练员,裁判员和运动员,使这项运动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加快了走向世界的步伐。武术的国际推广1982年全国武术工作会议提出:要积极稳步52\n把武术推向世界。按照这一方针,1984年10月中国武术协会邀请了12个国家和地区的武术组织的负责人,在武汉市举行了国际武术座谈会,并参观了在武汉市举行的全国武术比赛。座谈会上,大家一致意见,由中国武术协会牵头,尽快筹备成立国际武术组织。1985年8月22-26日在西安举行了第一届国际武术邀请赛,有12个国家和地区89名运动员参加了比赛和表演。经国务院批准,在大会期间成立了国际武术联合会筹委会。1986年11月2-4日在天津举办了第二届国际武术邀请赛,有20个国家和地区145名运动员参加了比赛。1987年在日本横滨举行了第一届亚洲武术联合会,同时举行了第一届亚洲武术锦标赛,(现在已举行了四届)。除套路比赛外,散手也被列为比赛项目。1988年10月13-15日举行了“中国国际武术节”,分别在杭州、深圳举行了套路、散手的比赛,有31个国家和地区202名运动员参加了比赛和表演。1990年在北京举行的第11届亚运会上,武术被列为正式比赛项目,这也是武术第一次登上国际综合性运动会的殿堂。1990年10月3日国际武术联合会在北京正式成立,各大洲也成立了洲际性组织。为了完成第11届亚运武术竞赛的任务,中国武术协会受国际武联筹会的委托于1989年完成了七个竞赛套路的创编任,并被以后的国际性比赛采用。1999年国际武联将在香港第五届世界锦标赛期间,审核第二套世界锦标赛竞赛套路。国际武联秘书处组织编写了“国际武术推广教程”,并通过了国际武联技委会的审定。现在世界武术锦标赛已举行了4届。武术还被为52\n第11届、12届、13届亚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第13届亚运会开始增加散手项目)。1994年10月国际武联被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接纳为会员。1998年11月2日国际武联向国际奥委会提出申请报告。1999年在汉城召开的第109次国际奥委会大会上,6月18日决定,承认国际武术联合会。国际武联主席伍绍祖同志讲:国际武联被国际奥委会承认,这表明武术已迈入了国际奥林匹克运动的大家庭。武术不仅在中国得到蓬勃的发展,而且在国际上也受到了越来越多国家的青睐和支持,可以武术已冲出亚洲,并走向了世界。现代武术价值属性特征分析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为了满足社会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武术的价值属性又一次做了适应性的转变，武术的健身、娱乐和竞技价值提升到显著的位置，而其实用性价值除了在特定的环境中还有所保留下，基本失去了其繁衍生长的土壤。纵观历史，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武术的演进和形成是有一个历史过程的。首先是原始社会从生产和狩猎技能中孕育了武术的各个要素，而后作用于军事战斗技能并得以规范和精练。最后，随着娱乐和健身的社会需要，随着战争形式的演进和火器的使用，从军事战斗技能中分化成为一个专门的体育运动项目。其价值属性的特征变化也带有明显的时段性，随着社会需求的变化而不断做着适应性的转化，从最初的军事实用价值为主导逐渐过渡发展到以健身价值、娱乐价值、竞技价值并重、实用性为辅的方向。52\n4.2武术散打运动的发展4.2.1武术散打运动的属性分析4.2.1.1散打的本质属性从原始人类同野兽作斗争中成功的一拳、一腿、一劈、一刺的武术萌芽状态，到明清武术集大成时期，以及现代武术的普及、提高和发展。武术的技击功能从始至终的贯穿于整个武术发展史之中，是武术的精髓所在，是武术经久不衰魅力无穷的关键。武术散打作为中国武术的下位种概念，其本质属性都是一样的，即技击性。不管时代如何变迁、散打的外延如何发生变化，其本质属性技击性是不能改变的。丢失了技击性，武术也就不能称其为武术，散打也就不能称其为武术散打了。技击性的传承武术散打首先是在传承了中国武术的技击精髓基础上发展的，它并是凭空创造的，也不是无源之水，它是以中国武术为母体，在其营养的滋润下才得以繁衍壮大的。《释名》载：“相搏，搏谓广搏以击之也。然举手击要，终在扑也。”关于相搏的技击方法，在《荀子。议兵篇》和《资治通鉴。秦记》中载道：“若手臂之捍头目，而覆胸腹也。诈而袭之，与先惊而后击之，一也”。按《荀子集解》注：“先击头目，使之而后击之，岂手臂有不救也”。以上记载，虽属譬喻，但可悟出拳术搏击中的一些道理，如有进攻，有佯攻，有格挡防守，也有击上打下的战术运用等。在秦时，从“相搏”发展而来的“手搏”比赛就已比52\n较正规。1975年在湖北省江陵县凤凰山一座秦墓中出土了一件木篦，其背面侧绘有“手搏”比赛的场面：画面上有三男子，均上身赤膊，下着短裤，腰间束带，足穿翘头鞋；右边两人正在进行“手搏”比赛，左边一人，双手前伸，为比赛作裁判；台上部还有一帷幕的飘带，表示这种比赛在台上的帷幕中举行。参赛双方，一方横击对手头部，另一方闪躲后弓步冲拳还击头部。《汉书。甘延寿传》载：“延寿试弁为期门。”孟康注曰：“弁，手搏也。试武士用手搏，以手固实用之术也。”唐人颜师古认为：“手搏为卞，角力为武戏”，表明手搏是不同于角抵，而是综合运用踢、打、摔、拿的搏斗技术。这些都很明显的提出了手搏乃实用之术。从这些表述我们已可看出古代的相搏、手搏已依稀有现代武术散打的影子。技击性的创新虽然现代武术散打延承与传统武术的徒手技击术，但并不是简单的、纯粹的历史重现，而是在传承的过程中不断适应时代的变化，呈开放姿态积极摄取对其发展有益的因素，在继承的基础上勇于创新。首先我们对千姿百态的传统击法进行具体分析，在实践中理解消化，对其中优秀的东西加以肯定的同时，对一些不符合本项技术特点的东西加以否定。比如传统散打过分强调体现自己的风格，交手时讲求形象地表现各自的流派体系，注重招法的实用性而不能有效避免伤亡等。另外，由于“崇道德、尚礼义”的伦理传统在散打竞技中也有体现，交手时一般采取“究寇勿追、点到为止”的原则，一招之内如有高下，即胜负立判。这样就不能全面地检验一个人的技术和身体素52\n质的潜能，无助于技术的改进与创新，长期下来容易使人们产生“一招败、招招皆必败”的心理，不能辩证地对待胜负，无形中为武术的神秘性又增加了一分“浓”度。为此，我们根据“实用”的原体，打破了传统的伦理观念，对传统击法进行科学的抽象，舍去表现各门派的“形象”和危险技术的运用，对动作技术进行改造，付诸于新的形式，再在不断地训练和比赛中反复论证。散打新的技术体系表现为动作短小、简捷、攻防转换快，更符合人体生物力学原理和运动学原理。技术运用时不讲究门派、“架式”，自然而然，为我所需。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散打已开始步人“舍形取意，以无形为形”的境界。新的技术体系的建立，说明了辩证否定的自然选择过程。不过这样“自然选择”决不是被动的，任意的随波逐流，而是按照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能动地创造新文化，新技术，使多少年来一直处在稳定阶段的传统散打技术构架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应该说是更高层次的积累。根据系统论的观点，从系统的构成与环境的关系来看，可分为开放系统和封闭系统两大类。我国社会长期以来处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中，人们由于耕稼而产生了务实和容易满足的民族心理，使得文化交往信息流量相对说来既少又窄，社会结构呈现出封闭的趋势。这就容易滋长妄自尊大，盲目排斥外来文化的思潮，同时也减少或失去了比较、选择、创新的机遇，文化的发展就可能滞缓。传统的武术散打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没有得以长足的发展就是明显的例证。正是由于封闭体系内部要求秩序性、封闭性，使传统散打技术的基本构架多年不变，习武者的思想观念和技术的构成在系统中被规定好了52\n“位置”，不能越出特定的规矩和范围。其结果自然就缺少了开拓精神，僵化了学术思想，也就谈不上技术上的创新与学术上的建树了。在科技发展的日新月异的今天，武术散打如果再仅仅靠祖宗留下的“章法”是肯定不能走向世界的，开放、交往、吸取外来文化势在必行。近年来，国家在对包括技击在内的武术进行整理的同时，又把跆拳道、空手道、拳击和泰国拳等介绍引进过来。我们本着极取“精华”为我所用的原则，对渊源不同，性质不同的传统的和国外的搏击技术加以比较，彼此协调，不断提炼修正，逐渐融合，组成了现代散打体系。这个新的体系较之传统的是协调，不断提炼修正，逐渐融合，组成了现代散打体系。这个新的体系较之传统的是一个质的飞跃，也较之旧体系更符合人们的需要。没有交流的文化是没有生命力的，也不可能产生兴旺蓬勃的民族文化和构造出中国的现代武术散打体系。4.2.1.2散打的价值属性防身价值散打运动作为一种极具激烈对抗的体育项目,其竞赛形式是一种生活中攻防格斗的模拟与升华。散打运动踢、打、摔等技术手段,也是人们对抗自然、反抗攻击、防卫的主要徒手形式。价值功能的萌芽状态应该是从人类自卫生存的手段和方法开始的。原始人群在“鸷鸟攫老幼,猛兽食颛民”的恶劣环境下生活,只有靠与巨兽犬牙相交,使其“骨肉腾飞”以求保护自己或摄取食物。初级的拳、脚技能等简单的攻击方法成为原始人类生存的重要条件。到了原始社会末期至夏商时期,萌芽状态的格斗形式不仅是人类战胜自然的重要方法,也为部落战争提供了训练部落成员的手段和技能。应该说格斗52\n为战争服务,战争又促进格斗技术的形成与发展。据《礼记五制》记载:“凡执政论力,适四方,赢股肱。”夏商同时代,天子选征出从战武士,要考查其武技和勇力。到了后世,这种格斗方式逐步系统化、套路化,形成中华武术运动,成为士兵近身搏斗的主要防卫手段。平时的和平时期,人们开始模拟战时情形进行演练和竞争,以致使其具有较明显的体育特征。我们现在所开展的散打运动正是武术运动员锻炼真打实摔能力萌生的一种有效的手段和方法。散打中的技击术是武术技术方法的提炼,是格斗经验的总结,是最佳人体攻防动作的组合。通过长期踢打摔拿技术的长期训练,起到自卫防身的效果。现代社会还未真正的完善,社会还很复杂。因此,寻求一种自我防卫的有效手段已成为不少人的愿望,而散打的技击术恰恰能满足这种社会需求。可以说,社会原因促进武术自卫防身价值功能的深化,成为人群或个体服务于某种特殊使命的重要手段。健身价值在散打运动的发展过程中,我国运动生理学、运动仿生学、运动养生学等相关学科也迅速发展,并在某些领域有了重大突破。散打运动吸收了其中诸多精华,大大扩展了健身价值功能。这一健身价值功能的逐步加强,正为大众所认识,为未来散打运动的普及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持。自然科学揭示和验证的散打运动的健身作用,主要表现在散打对神经系统、心肺系统、运动系统、内分泌系统等几个方面的积极影响。从散打运动的对抗过程来看,双方之间的联系与作用是运用手段方法(即攻防技法)作用于对方。这一过程对于神经系统信息的产生和反馈的速度(反应速度)及各种生理器官的承压52\n强度都有着很高的要求,长期的训练和比赛会使上述生理器官系统的功能得到有效的强化和提高,表现为“眼、手、身、法、步”都快于常人。另外,散手运动对机体生理、生化方面的影响是全面的。除上述几个方面外,散手对于维持体内环境理化因素的恒定,加强酶的活性以及改善消化系统的功能有着积极的作用。总之,长期进行散打训练,能发展人体的速度、灵敏、协调、柔韧、耐力、弹跳等综合素质,提高内脏器官的功能,促进身体全面发展,增强体质,提高人体的适应性,延缓人的自然老化。竞技观赏价值在激烈的散打对抗中,充分将技击之巧、力量的美、速度的美、柔韧的美、灵巧的美表现得淋漓尽致,从而使人们在奋发抗争、锐意进取的意味中获得美的观感愉悦。运动员合理利用拳、腿、肩、膝等肢体器官完成勾踢、扫腿、抱摔等技击动作,其中显现的丰富经验,智慧的火花,给人以赏心悦目和极大的认同感,并最终让人获得启迪教育和乐趣。回顾散打运动全过程我们可以给出如下的程序:散打技术研究,试验开发→修订规则,表演竞技→完善规则,正式比赛。这个程序中的技术研究、试验开发、完善规则,都是为表涵竞技,为正式比赛服务的。有了系统的科学研究,以揭示散打运动的规律;有了规则的及时修改,就会保障散打运动观赏性的提高。当然,当前散打运动的观赏性还远没有完全发挥出来,存在着展示习俗、搂抱时间过长等不良现象。但是,只要我们深刻地认识到观赏性对于散打发展未来的重要意义,我们就会在如搂抱的中止时间,消极进攻方的处罚等规则方面加以改进。同时,在擂台包装,护具的改进以及媒体的广告与直播52\n方面下大力气予以加强,一定会迎来散打运动走向世界、进入奥运会的美好明天。4.2.2散打的价值评定随着社会由自然经济、工业经济过渡到现在的知识经济时代，其现代社会环境下所造就的人们心理失衡、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增加，以及体育功能的价值转变与转型(如政治功能的弱化)，“新世纪体育将以突出娱乐因素作为发展手段培养人类健康身体的方式来提供快乐，努力保持人类作为一个生物物种的生存活力。”胡小明新世纪体育的走向———娱乐与健康[Ｊ]体育与科学,2001,(4)。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阿拉木图会议的宣言中指出，现今健康问题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因此，体育娱乐化、健康化、人文化逐渐成为当今体育舞台的主导趋势。而体育价值内容的转向无疑也同时影响着武术散打的发展方向，并使其溶入了这一有机发展体系之中。如近年来武术文化体系的重新思考和研究(特别是儒家文化的人文思想)、武术木兰拳的创立和飞速发展以及2001年世界太极拳健康大会的召开等都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可见，以健康、娱乐为价值追求的武术散打发展模式是现阶段顺应社会和国际体育环境下的又一大发展趋势和走向。从目前的社会和国际发展趋势来说,传统武术价值体系的定位原则应以健康娱乐为价值趋向。而技击价值则相对服从于整体价值系统的内在结构原则。娱乐体育渗透于武术散打的发展既可以从参加或观看激烈的散打比赛作为欣赏获取娱乐健康的身体刺激和精神享受，也可用于解脱现代社会的“内隐性张力”而获得健康52\n的有效的积极途径、方式。但无论其“技击”价值在社会中以如何形式或方式实现，它最终的价值归属和定位应以满足社会和人们和各种价值功能需求，在社会与人之间进行和谐的能量流动和转换。从而以多种方式来实现自身的价值和带动自身的正负面发展。在以健康、娱乐为价值追求的社会环境下，传统武术散打所追求的技击实用性显然已不能满足当今社会的需求。如果还是一味要求武术散打在狭隘的实用格斗道路发展，必注定它会被社会所遗弃。那么既要保持武术的本质属性技击性，又要适应人们的现实需求，是当代武术散打发展所必须遵循的根本原则。既然当前人们对武术散打的最主要价值认定是它的竞技性以满足身心的娱乐，那散打就必须遵照这个现实，努力挖掘其固有的价值属性特征――竞技性，找到二者最佳的契合点，使武术散打既能满足社会的需求，又能以竞技性为龙头来带动散打其他价值属性的全面发展。4.2.3散打的当代发展突破传统思维戚继光在自述中如此解释《纪校新书》，说：“曰‘新书’，所以明其出于法而不泥于法，合时措之宜也。”“出于法而不泥于法”，继承传统又不拘泥于传统，这正是现代武术散打发展之要求。传统武术的本质属性技击性，是指“传统散打之性”：这种性质的特点是有许多伤害性极大的功法，公开比武沒有安全保护措施，私下切蹉点到为止，缺乏现代竞技体育科学合理的规则性，依照这种本质属性，我们称这样的散打为传统散打。而现代武术散打的本质52\n属性虽然也是技击性，但这种性质的特点是在一定规则下的，遵循公正、公开、公平的原则，使比赛具有规范性、可比性、公正性、观赏性、可操作性并注重对手双方的人身安全的现代竞技体育项目。传统散打强调的是克敌制胜的实用性，而现代散打追求的是克敌制胜的竞争性，二者在价值取向上并不一致。由于以实用为主要性质，传统武术散打追求不择手段、运用一切方法去打败对手。而对人体关键脆弱的要害部位进行攻击更能取得一招致胜的效果，因此传统武术擂台比武伤害事件时有发生，常常需要订生死文书；或者像解放前有些地方比武，规则条款上写明“打死人法律责任自负”等等；或者友好切蹉私下比武，为了避免伤害也需要点到为止。这些都严重的阻碍了技艺间的交流，也是现在很多传统武术项目不能有效开展竞技比赛的最大障碍。突破传统思维，就是对以实用性为主的传统散打采取扬弃姿态，并不全盘否定，也不是简单地历史重现，而是有所取舍的，摄取对现代散打发展有益的养料，按照社会需求和武术散打的发展规律，摒弃不符合时代潮流的东西。就传统的扬弃而言,总是充满着分歧与争论,主要表现为新、旧价值观念的更替。因为价值观念是具有相对稳定性的观念形态,是经过长期积淀而形成的,常表现出一种习惯定势,改变需要一个过程。作为武术散打在其继承与发展中,同样面临这一问题。具体表现在一种“唯技击论”的价值观念指导下的价值评价，这里的技击论指的更多的便是技击的实用性。于是便有了“散打是不是中华武术”52\n的疑问。这是以有无“技击实用性”这一价值尺度来评价现代武术散打的优劣的,表现出一种对“传统武术”模式难以割舍的情怀。但今天的世界毕竟不同于武术萌芽、产生、发展形成时期的哪个世界,武术自身的作用和价值与昔日产生的年代已经截然不同了，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历史事实,这就决定了对武术散打要继承,必须走改革之路;要生存,必须使它能够服务于现代社会及人们的需要;要推广,必须用一种现代人们乐于接受的方式来表现。现代武术散打开展的时间还并不长，相对于几千年的“传统武术”的发展来说,“现代武术散打”只能算作是刚刚起步。如果一味地用旧的思维、旧的价值体系来评价现代武术散打只会对其发展起阻碍作用,故只有突破旧的思维模式，构建一种新的价值体系才能为武术散打的生存、发展与创新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历史的发展规律和实践证明,传统武术的技击实用性在现代社会已没有生存的土壤。因此,武术散打唯有融入体育之中,才能体现其社会价值。传统武术的“实用技击”价值观在体育这片天地里已然无法生存，伤残致死不符合体育宗旨，更不是现代武术散打的目的。作为中国武术的传承，只有从传统武术徒手技击中有所取舍，使散打更符合现代体育精神，“寓技击术于体育之中”，突出地反映出武术的本质属性———技击性，同时又明显地区别于使人致伤致残的“技击术”，不包含致人于死地的招法，才能使武术散打具有广泛的生命力,才能真正走向社会，走向世界。完善自身体系现代武术散打在其发展道路中，遭到人们最52\n多的置疑便是认为它是“拳击＋腿＋摔”，没能充分体现中国武术的特色，缺乏武术内涵。这其中自然有部分原因是传统思维的影响，但也说明了现代武术散打的发展并不尽人意，还存在很多缺陷。要解决这些问题，首先是要从武术散打自身出发，完善自身体系。丰富散打技术体系现代武术散打是脱胎于中华传统文化武术,因此它就不能不彪炳出浓郁的中华文化特色和民族风格。有人认为,武术散打作为现代竞技体育,更多应须体现出竞技的共性,其实不然,虽然同为竞技格斗运动,其技击规律也大体相同,但这毫不妨碍各民族的竞技带有各自民族的特点和风格[6]（孙豹隐.搏击艺术论[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101-105.。）中国武术一贯讲究“手眼身法步,精神气力功”,这“八法”也就较集中地体现了习武者应具备的技术要素:“一动无有不动,一静无有不静”;“牵一发而动全身,一触即发,一发即止”。1999年7月,美国夏威夷“中美对抗赛”上,美国运动员康·李所表现出的纯熟、漂亮的“剪腿”绝招并配合一些其它摔法战胜我国运动员的著名战例,倒是让我们从外国人身上体验到了传统功夫表现出的独特魅力。事实证明,传统技击可以而且完全能够运用到现代散打中去。中华武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它有着自己的、发展得较完善的理论体系和技击方法。武术素来讲究“八法”，即用来着重体现体表动作的“手、眼、身法、步”的要求和用来着重体现意念以及内脏器官方面的对“精神、气、力、工”的要求。例如八法中的“步”即步法，形意、八卦、醉拳等都是以练步而著称千世的拳种。在拳术要法52\n中，古代拳术理论家将步法放在首要地位。拳谱歌诀中也强调武术步法的灵活性和重要性，如“头打落意随足走，起而未起占中央，脚夺地位，就是神仙也难防”;“脚打踩意不落空，消息全凭后脚蹬，与人交勇无虚备，去意好似卷地风。”相比之下，拳击脚法则是两脚蹦跳不止，虽然移动迅速，但是离地脱根，既没踩意，又没蹬劲，在实际运用中也存在其弱点，而散打运动员不学习中国武术的步法只会采用西方的拳击步法，究其原因是运动员对武术中的步法既缺乏充分认识。俗话说:“练拳容易身体难。”身法有“吞、吐、闪、展、冲、撞、挤、靠”等变化，身躯是联系上下肢的纽带，运动中要求步随身行、身到步到。而不少散打运动员连传统武术技法了解甚少，根本谈不上身法的变化，当然就更谈不上武术中要求的“内外合一”了。可见必须对现行散打进行改革，使之能充分体现武术特点和发挥武术技击功能。虽然由于现代散打规则的限制,传统技击中的一些切实有效的技法不能够直接用于散打，但是我们可遵循科学的原则,运用现代科学手段对传统技击加以分析,并进行“改造”,使之既符合散打规则又能够运用到比赛中去,这样,就能更加丰富散打的技术体系,使之更符合民族的风格打法。发挥规则对技术的导向作用（建立科学的竞赛体系）规则是竞赛的准则和杠杆,具有导向作用,是技术发展方向的指南;反之,技术的发展又促使规则不断完善,两者既统一又矛盾,始终存在着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关系。自1980年原国家体委出台第1部竞赛规则52\n以来,至今已进行了6次大的调整,每次规则的改动都是散打竞技发展方向的指导,而每次新规则的实践又为规则的完善和散打运动发展提供了借鉴。虽然新规则频繁出台、新技术不断出现，但始终还是不能全面充分的体现武术散打的独特魅力，满足当代人的现实需求。如徐才同志所提出的，具中国特色的散手技术应该是技术型和灵巧型的，那么，在确定了这个核心目标以后，在制定散打规则引导技术发展的时候，就应该有所侧重，如果我们侧重于散打运动中人体极限的速度、灵活和技巧，就要在规则上对扭缠较力的打法加以限制，多鼓励技术性强的打法，这样不仅能充分体现武术散打灵巧多变的技术特色，也将极大地提高武术散打的竞技观赏性，满足社会的需求。5.结论5.1从武术的起源、发生和发展过程中，可以清楚的发现武术价值属性特征变化总是受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价值认定所左右。从古代时期武术的健身性、娱乐性、竞技性等价值属性依附于军事实用性的发展，逐步转化为现代社会武术以健身性、娱乐性、竞技性为主导，而实用性仅仅通过项目的表现特征反映出来，说明武术的价值取向必须符合社会的需求才能得到蓬勃发展，没有社会价值的注定要被历史所淘汰，。5.2当代武术散打的发展也必须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积极借鉴国外同类项目的成功经验，来确立当代武术散打的发展之路：用发展的眼光看待武术散打，辨证的分析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矛盾52\n，以现代竞技运动精神为宗旨，充分发掘武术散打的社会价值以满足人们需要，使武术散打成为全人类共享的精神财富。6．参考文献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