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平均主义？还是平均主义改造农民——关于农村集体化运动与中国农民研究的反思 16页

　　农民平均主义？还是平均主义改造农民——关于农村集体化运动与中国农民研究的反思内容提要：本文认为，平均主义不是农民阶级的主义或农民主体的意识，个体农民劳动者却是平均主义的“克星”；农村集体化运动是一场以平均主义全面改造农民的运动，也是中国农民不断抵制平均主义改造的运动；以“一大二公”为目标的平均主义追求是中外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与贫民思潮和战时平均主义结合的产物。关键词：集体化运动；平均主义；改造农民20世纪的历史巨人毛泽东一生研究与重视中国农民问题，尤其关注低层贫苦农民的疾苦；但他推动的集体化运动和在农民问题上的严重失误，则是他对平均主义的执着追求①。这在学术界大致已是一个不争的史论。长期以来，社会与学术界在研究与分析农村集体化运动的平均主义失误时，大都认为集体化运动或毛泽东的平均主义是农民平均主义，是受农民阶级思想的影响，或者说是集体化运动的领导者迎合了农民的平均主义。然而，就我长期的考察来看，事实恰恰相反，失误的关键是集体化运动立足以平均主义改造农民阶级的主体。(一)在学术界，平均主义被通称为“农民平均主义”或“农民意识”②，甚至称之为“农民阶级的主义”[1]；20世纪50-70年代中国农村集体化运动或“一大二公”运动则被认定是受农民平均主义的影响，是农民平均主义泛滥的结果(《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刊》，1990年，第2期，第90页)。然而，大量历史事实告诉说明，平均主义不是农民的追求；集体化运动所追求的“一大二公”式的平均主义则与当年中国农民主体的追求相背道。众所周知，我们通常说的农民，都是指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个体农民，这种农民个体生产者，在我国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直到现在仍然是我国农民的主体；而我们通常所说的平均主义，在经济上说，一般是指平均社会或集团的主要财富。而财富的平均，一是将财产“公有”、“共有”或“均占”\n，反对或取消财产的明确私有产权；一是将财产或成果均分，不管投入多少，劳动好坏，效益如何，人人均分或均享财富与成果；集体化运动或毛泽东当年追求的平均主义观，则是社会生产资料单一公有制基础的劳动大呼隆，收入分配“平均化”和物质生活的“同步富裕”，是具有“一大二公”特色的社会理想平均主义。它们的共同本质都是否定财产私有和谋求社会财产与社会生活的平均化，即追求“公产”、“共有”与等级内结果的“平均”。可是，个体农民是一个什么属性的阶级呢?它产生于原始公有制或奴隶主公田制的瓦解过程中，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劳动剩余增加条件下，对原始公有制或奴隶主公田制革命的产物，其本质属性是土地等财产的私有化。这诚如毛泽东所说：“私有”是农民的“天性”[[i]]，而这种私有“天性”却正是“共有”、“公产”的对立物。个体小农经济产生之后，它作为一个生产单位，一方面将劳动好坏与劳动报酬紧密相联，另方面则与同时空不同层次的商品经济共存，自身就具有自发的竞争激励功能、求富向上的欲望和与商品经济相结合的市场基因；同时，随着整个社会经济、商品交换与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发展，通过市场纽带的作用，它还曾是孕育资本主义胚胎的母体，表现出其与商品经济的适应、转化功能。在这里，个体农民私有财产的天性、自发求富的竞争激励功能和连接市场的基因以及它的适应、转化功能所表现的是竞相努力增殖私产的本性，它不仅与平均主义难以共存，而且就是平均主义的“克星”。可以说，个体农民作为小生产者，生性决定了它与平均主义的根本对立；个体小农作为一个生产单位，绝不是追求平均，而是谋求发财与发展，贫农希望成为中农，中农再想成为富农，发财致富同样是它的“天性”，列宁说：在商品经济的作用下，“小生产是每日每时地、经常地、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ii]]，其体现的本质就在于此。因此，真正事农耕作的农民本质上与平均主义实在不是一路货，走的也不是一股道。如果说当年广大农民影响了集体化运动及其领导者毛泽东的思维与决策，首先就应该是农民的私有“天性”、市场基因以及竞争激励功能，而不是平均主义。从50年代完成土地改革后中国农村来看，农民的主体意识和现实追求与“一大二公”道路的价值取向则根本不能对接。根据唯物主义的观点，人们的客观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人们的意识必须从“一定时期的物质经济生活条件来说明”[[iii]](p83)“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n去解释[3](p573)。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生活在一定社会中的人们，之所以可能产生平均主义主张或意识，一般是在两种情况下：一是整个社会或社区处于极端贫困状态，没有人民生存之外的剩余产品存在；二是社会财富占有处于极端悬殊，极少数人占有了社会最大部分的财产，贫富矛盾极端尖锐。那么，具体看土改完成之后中国农村情况如何呢？第一，就单个农户而言，通过激烈的农村土改斗争，以土地等生产资料为主的财产基本是按农户人口平均拥有，这是中国历史上农村财富差距最小、甚至是没有什么差别的空前未有过的平均时期；第二，就中国整个农村来说，因为长期战争的结束和获得土地的刺激使中国农民表现出空前的劳动热情，广大个体农民劳动者你追我赶，空前展示了长期被压抑的发家致富的本能，使中国社会经济迅速恢复到战前水平；第三，进入1954年，农村的中农户（按相对于当时标准的中农）已上升至2/3，大部分贫农户也在向中农靠近，整个农村呈现一个中农化趋势；第四，同时，随着农产品不断增加，农民们表现出日益挤身商品市场，参与竞争的强烈要求[[iv]]。这些正是农民几千年来梦寐以求，求之不得的“艳阳天”。但是，相比与集体化运动及其领导者毛泽东当年所追求的“一大二公”目标，农民的上述追求与发展都是“资本主义的自发倾向”，是在重新制造“贫富分化”或“两极分化”[2]。为了阻止这种自发倾向和所谓的贫富分化，应该“趁热打铁”，将广大农民尽速引向“一大二公”的集体化道路。可以说，当时农民的竞相发家致富意识与“一大二公”式的平均主义意识，真是南辕北辙。显然，以土改完成后中国农民的“经济生活条件”和农村社会的“物质生活矛盾”分析，中国农民主体所追求的发家致富与增殖私产的意识，决不会与“一大二公”式的平均主义相吻合。--------------------------------------------------------------------------------[1]参见毛磊等著：《对平均主义界说的若干理论思考》一文（见《江汉论坛》1990年第3期第27页）和《中国的平均主义》（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页。[2]关于50年代初期，中国农村是否出现“两极分化”的问题，学术界已有不少文章提出了否定的意见。请参见《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3期苏少之文和《四川大学学报》1988年第6期田利军文。在正常而非特殊（指战争、天灾时期）情况下，任何社会和任何阶级都可以分为许多相对不同的阶层；而以贫富论之，则均可分上、中、下三等，且都是中间大，二头小，也必然存在相对贫困的最低层。要求财富平均的意识是社会各阶层物质生活悬殊不均的产物，也是其它各阶级的下层贫民所共同的意识；在当年的农村中，自然也有那处于农村最下层的少数贫苦农民尤其是“赤贫”，他们完全可能产生平均意识的，是比较容易接受“一大二公”式平均主义的。毛泽东当年常讲的农民走集体化的积极性，除个别农民“先进”\n分子外，指的就是当时还是相对贫苦的这部分下层农民的积极性。所以，“一大二公”运动的实践中无疑有农民的积极支持者和参与者。那么，当时这部分下层贫苦农民的数量会有多大呢?根据国家统计局54年对全国21省14334户农家的调查资料测算，当时农村的中农户（按当年农村生活水平与划分标准）大约占2/3，处于上升的贫农户占20%左右，真正的困难户只在10%以内，生产生活下降户更是少数[[i]]。也就是说，当年可能追求与支持“一大二公”式平均主义的下层贫苦农民只是10%以下的少数。其实，即使如此，若是那老实巴交的务农农民，长期习惯于劳动致富，即便比较困苦，但清楚劳动才能改变贫穷，只要能有劳动的机会，也不会去幻想“共产”与“平均”的，更何况当时的那种平均还要打破他们的私有制“天性”呢?这一点，长期与农民打交道的邓子恢最是清楚。他说，对于集体化，“客观上存在着农民……的抵触情绪”[[ii]]；又说：走集体化道路，即使通过教育，个体农民“也不是如此容易的，连贫农在内也不是马上相信”[[iii]]。据此，我们就可能断定，即使当时能赞成或影响集体化运动及其领导者毛泽东追求“一大二公”式平均主义目标的下层贫苦农民，充其量也只能是极少数了。在整个集体化运动走向“一大二公”与维持人民公社体制的实践中，还体现了广大农民对被受平均主义改造的抵制与斗争。尽管集体化运动始终使用了阶级斗争这柄利器，以政治斗争运动经济变革，但是，农民仍然在一次次抵制“一大二公”式的平均主义，冲破平均主义的束缚。例如：合作社初期，入社农户仅占到农户的15%时，农村就多次出现过抵制“共产风”的“生产力起来暴动”[[iv]]；高级社化之后，立即出现的是农村的“闹社”、“退社”风潮以及“包产到户”的萌发；60年代初，有所谓的“单干风”泛滥，各地农民普遍要求分田单干，“包产到户”；还有那以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户贫苦农民为代表的暗中“包产到户”与单干之举，以及广大农民长期以消极怠工方式的普遍抵制；最后是全国农民的家庭大包干；等等。这一桩桩，一件件，实在都是广大农民对“一大二公”式平均主义的抵制和冲击，也是农民自发激励功能、求富向上欲望与“一大二公”式平均主义矛盾斗争的确切体现。所以，邓小平说：冲破人民公社体制，实行家庭大包干，“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v]]。当年，抵制“一大二公”式平均主义的广大农民们，毫无选择地被“教育”和引导着走向了“一大二公”，怎能又被指控为平均主义的始作俑者、并进而影响集体化运动领导者的平均主义意识呢?理论界、知识界当年“舆论一律”，以“一大二公”批农民的自发倾向与发家致富意识，几十年以后，才蓦然顿悟“一大二公”\n原本是空想平均主义，可又怎能将这空想平均主义诬称为农民平均主义呢？把集体化运动所体现的或历史巨人毛泽东所追求的平均主义认作是农民的追求，这种认识是学术界把古代民众抗暴起义领导者的社会追求作为农民平均主义或农民意识误读的延伸。众所周知，对中国历史上的抗暴起义，一般都称之为农民战争，而战争领导者所宣示的平均主义目标都有称之为农民的追求，这在学术界是基本没有疑义的定论。然而，如果我们进一步对参加古代社会抗暴起义的基本群体作具析，这个结论也会动摇。其实，被称为古代农民战争的民众抗暴起义，参加者主要包括了三个不同的群体和追求：其一，是社会空想主义者及其对社会平均主义的追求，他们大都是一些不得志的中下层知识分子，或是从政府中排挤出来的失意知识分子，也即是游离或被排挤于政府之外的中下层知识分子，黄巾军的张角、白莲教与红巾军的刘福通、太平天国的洪秀全以及文学作品《水浒传》中塑造的宋江、吴用和卢俊义等就是他们的典型代表；他们有文化和一定的理论水平，习惯于思过去、想未来，有自己的理想追求，往往是起义的发动者或领导者，起义中所包括的各种社会平均主义在内的纲领、口号大都是他们的创造。其二，是一些加入起义队伍的绿林侠士、盗贼、土匪(如响马、草寇等)及其游民或流氓无产者群众；他们也因其原有生涯所致，大都善战、勇猛、敢为而在起义队伍中一时颇具影响，许多人往往成为军事头目，在客观上无疑也具有反抗暴政与反抗压迫和剥削的造反精神；然而，他们习惯的是一种以我为用的“游民”或“流氓”式平均主义，并常常凸显其“游民”或“流氓”平均主义的作为(即抢掠均分财物，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同财共享，即所谓的“有福共享，有难共当”)。其三，是广大反抗专制暴政和超经济强制的破产农民，即贫民、难民、饥民、灾民，他们是历次起义中的基本群众，是一般的芸芸众生；他们的目标不是表现在追求什么纲领、口号，而是需要实实在在的劳动权与生存权。因为历次起义的基本群众大多是抗暴的农民、由农民破产而来的贫民、难民、饥民，所以史学界便笼统将旧式的民众抗暴起义称之为农民战争，并将起义中各阶层的追求都认作农民的追求，进而将起义中由领导者或流氓无产者突出并表现出来的平均主义称之为农民平均主义或“农民主义”。然而，这种所谓的农民战争，实际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农民战争，从指导思想上讲，甚至可以说主要不是农民战争，社会空想平均主义和以我为用的流氓式平均主义根本不是农民那老实巴交者的追求。其实上，历史上的农民参加起义，从经济上分析，无非在三种情况下爆发：即“有田无法耕”或“耕田无法生”或“无田可耕”时爆发，而这三种情况基本都是专制、“暴政”与自然灾害相结合时发生。在“\n天灾人祸”的双重打击下，这些参加起义的基本农民群众，实都是一些已破产或半破产的贫民，而且大部分都已沦为了流民或难民。他们反对专制强暴和超经济强制，他们打富济贫，开仓济贫，要求均田、均税，目的都是为解眼下的燃眉之急，以免冻馁死亡，即为了自身的基本生存权和作为个体私有者的劳动权，与社会空想主义者的“公产”、“平均”和流氓式平均主义是根本不同的。他们的“均平”也不是整个社会财富的平均，而是基本劳动权或生存权的“均平”。他们希望有一个好皇帝，是要这个皇帝保护他们应有的生存权，保护他们“不受其它阶级侵犯”[[vi]]。与其说他们的斗争是平均主义，倒不如说他们的斗争是特定环境中的生存挣扎。他们参加起义，并非异想天开地追求或接受“公产主义”与“平均主义”(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浪漫与空想的基础)，而是因为当时已处于破产地位的一无所有，只希望借助这种斗争免遭死亡，恢复昔日小农的生存地位；一旦他们再成其为私有小农，一旦社会空想主义者将其政策推向社会或流氓式平均主义泛滥，即普遍受到包括他们在内的广大农民的抵制与反对[1]。可以说，把太平天国领导者那样的社会空想主义者们所追求的“公产”、“平均”理想认作农民思想或农民主义，把流氓式平均主义也当作农民所为，这是理论界和史学界长期对农民阶级的一大误解。自然，这种误解也导致了毛泽东的平均主义是受农民影响这一结论的形成。--------------------------------------------------------------------------------[1]太平天国起义被历史学家称之为旧式农民战争的最高峰，但由洪秀全们制定和颁布、并且是这次起义最具代表性的《天朝田亩制度》，却因遭到起义民众和广大农民的抵制与反对而被迫放弃它的实行。二(一)已经凝固的历史却告诉我们：以“一大二公”为追求的农村集体化运动，不仅曾经使中国农民“一哄而起、高潮迭起”，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而且还整整维持了20余年。然而，深入对这场运动加以分析考察，它实际却是一场以平均主义全面改造中国农民的运动。立足于追求“一大二公”社会模式与解除中国农民痛苦的毛泽东，对中国农民与“一大二公”\n式的平均主义存在尖锐矛盾的本质属性，倒是有着深刻的洞察。还在20世纪20年代，毛泽东就撰写了《中国农村各阶级的分析》一文。这是他第一篇专门分析与研究中国农民问题的论文。他在该文中深刻而生动地指出：农民小资产阶级“对赵公元帅礼拜最勤”，“发财观念极重”，对“那些受人尊敬的小财东往往垂着一尺长的涎水”，总想爬上更高一层的地位[[i]]。30年代初期，毛泽东在他推动的没收一切土地和实行土地国有政策遭到农民抵制时[[ii]]，则进一步深刻地认识到，私有是农民们的“天性”；他们“无时无刻不在盼望着不可求得的资本主义前途”[1](p492)。他虽从夺取革命政权首先要争取农民支持的战略策略出发，主张暂时先满足广大农民对土地所有权的渴望，但同时明确指出：土地平分之后，还会出现新的不平，并在此后发布的许多土地决议和土地法令中规定，土地革命之后仍然可以重新平分农民的土地[1]。只有走前苏联“实现集体的社会主义的土地生产”道路[1](p492)，使所有的农民“都无产阶级化”，实现“没有剥削”，人人平等[[iii]]，才是农民的“真正出路”与“黄金前途”[1](p495)。至50-60年代，毛泽东对农民的追求与自己的理想之间的巨大差距的认识更加清晰，并反复强调，农民作为“劳动者”可以走社会主义道路，具有革命性，但作为追求财富的“私有者”和发财致富的“个体劳动者”，表现出的是资本主义的“自发倾向”；“是不稳固的，时刻向两极分化”“如果听任这种自发倾向发展下去，就会使农村资本主义的阵地加强起来，社会主义阵地削弱下去。”[[iv]](p228,213)因此，他多次发出严重警告：“农民中的资本主义倾向是严重的。只要┅┅稍微放松了对于农民的政治工作，资本主义倾向就会泛滥起来”[[v]]；土改后的这几年中，“农村中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一天一天地在发展，新富农已经到处出现，许多富裕中农力求把自己变为富农”[[vi]]“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vii]]；农民作为私有财产者与个体劳动者“闹单干”所表现的“自发倾向”问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2]；我们进行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就是使小私有与个体劳动的农民“小生产绝种”[[viii]]。应该肯定，毛泽东关于农民私有属性及其农民家庭经营可能产生差别与分化的认识，他对自己心目中所追求的理想与农民存在着严重对立的分析，等等，都是非常准确的。他从消除社会不平均并为广大农民开辟脱离苦难的“黄金前途”的主观愿望出发，主张“趁热打铁”，通过集体化运动对中国农民的进行“革命”改造，也正是他上述理想认识的指导下展开的。对农民作为“劳动者”与“私有者”或“革命者”与“私有者”的两种属性或曰“两面性”施行分离手术，是集体化运动及其领导者毛泽东对农民进行“革命性”\n主观改造的基本思路。毛泽东等人认为，农民“劳动者”这一面可以走社会主义道路，具有革命性；而“私有者”这一面是要倒向资本主义，是落后的或具有反动性。他从改造农民并把农民塑造成一心为公的“圣人”的主观愿望与要求出发，希望可以取农民之长，削农民所短，对农民“劳动者”与“私有者”的两重属性进行分离手术：一方面，摘除农民“私有者”的基因，要农民放弃小私有，放弃对自己劳动产品拥有权，成为一无所有的“无产者”；另一方面，强化农民“劳动者”的基因，让他们集中一块，共同为“集体化”而劳动，变成“狠斗‘私’字一闪念头”的集体主义者。手术的具体方案就叫“一大二公”。然而，非常可惜的是：“劳动者”与“私有者”是农民“一身而二任”的基本属性，是无法人为分离的。除特殊非常时期的环境外，农民在为实现其“私有者”和“私有性”而劳动的时候，在劳动产品(除税收以外)能归自己自由支配的时候，他们的劳动就是努力的、积极的；反之，他们就会消极怠工，甚至诉之革命。显然，“私有者”或“私有性”正是农民成为劳动者与革命者的动力之所在，是取消不得的。只要是合法的，不但不能取消，而且必须用法律加以保护。也正是如此，改革开放后的中共中央便在十五大正确地认定：农民的个体劳动和私营经济都是社会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集体化运动及其领导者当年未见于此，其对农民的主观改造就必然与农民的追求相背离而陷入空想。必须正视的是，尽管“一大二公”模式的平均主义与中国农民的追求相背离，但在集体化运动以平均主义对农民进行改造的进程中，广大农民确有“一哄而起，高潮迭起”实在表现。这其中的深层原因更应值得关注。如前所述，毛泽东熟知农民热衷家庭经营，有个体劳动致富的自发激励功能，并具有财产私有的“天性”。但他同时更加清楚，农民众多而分散，经济上的追求发家致富与政治上的被动性、可塑性实是同一枚钱币的两面；历史上，农民们总是历代社会精英“改朝换代的工具”[[ix]]；现实中，如果组织策略得当，农民则可以教育与改造成“一心为公”的劳动者。毛泽东深知这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所以他非常重视策略的正确应用。就当年毛泽东改造农民的高超策略措施而言，第一项策略：以阶级斗争和政治教育为武器，教育引导农民转变思想。具体是运用长期在农村革命中发动组织农民而形成的一套工作方法，即“访贫问苦，物色积极分子，扎根串连，团结核心，进行诉苦，组织阶级队伍，展开阶级斗争”[3]和“抓二头，带中间”[[x]]的策略办法，进而通过各种形式的读书学习会、忆苦思甜会、批判批斗会展开思想教育，并常常将其与惩治地富反坏右的公审会相结合，“向农民群众不断地灌输社会主义思想（即“一大二公”思想——\n引者注，下同），批评资本主义倾向”(即农民的“自发倾向”)[[xi]]；同时，政治上是以贫划线、唯贫独革、唯贫独美；对农民从思想意识上由外到内、由内到外进行“彻头彻尾”的教育改造。于是，农民的个体经济积极性与资本主义自发势力混同起来，农民家庭单干劳动作为走资本主义道路批判，农民从事农副产品贩运、工副业生产被当作搞资本主义投机倒把打击，一部分农民生活相对富裕成了两极分化，引导劳动者对劳动物质利益的关心成了物质刺激，按劳分配则是资产阶级法权，等等。结果，农民的“自发倾向”被批倒批臭并受到羞辱而无处藏身，农村形成了穷则革命、穷则光荣的下层贫民优势，广大农民群众被引导着放弃私有观念与“自发倾向”意识。第二项策略：取“趁热打铁”、步步深入升级策略。毛泽东敏锐地抓住土改斗争高度掀起的阶级斗争与政治斗争氛围，力主“不断革命论”，土改之后，立即“搞互助组、合作社……一个接一个，趁热打铁，中间不使冷场[4]，不能隔得太久，不能断气[5]，要“一鼓作气”向前行，使分散被动的农民来不及反应便不能不适应平均主义即前苏联集体化模式的改造现实。这样，平均主义对农民的改造运动，便在上述教育与斗争并用、步步登高与快速发展结合的高超策略运作下得以全面展开。身处中国农村土地改革之后暴力革命与阶级斗争的浓重火药味还正弥漫的大背景，面对集体化运动领导者毛泽东等组织运动农民那高超而娴熟的政治斗争策略，那生性追求发家致富和财产私有、但被动性与可塑性极强的农民有无接受改造的选择就可想而知了。通过高超的策略措施在中国农村大地全面推动的集体化运动，正是当年毛泽东以平均主义改造农民的集中反映。毛泽东为促进农村“小生产绝种”和“一大二公”理想的早日实现，在全国土改刚刚完成之际，便对农民小私有者展开了全面的“革命性”改造：首先，通过合作化运动的“一鼓作气”、步步登高，快速以单一的集体所有制废除农民那仅有的一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并将那历来与农民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商品市场缩小到最小的限度；随之，人民公社刮起的“共产”台风，进一步向农民家庭“共产”，农民家中的自留地、牲畜家禽，甚至房屋、农具、衣被、存款等也囊括其中，所有制关系上单一化，(“唯一的经济基础”)、生产劳动集中化，产品分配工分化(平均化)，流通领域官办供销化，以至农民的衣食住行都在控制之内，农民们真正尤如大机器的一个个零件，“小私有”被彻底地解决了，成了名副其实的“无产者”；就是在公社体制无法为继而被迫退回到“队为基础，三级所有”，并开放农民的部分“小私有”、“小自由”的情况下，毛泽东还对农民的“私有观念”与“自发倾向”仍然耿耿于怀，转而在那场“\n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中，推动广大农民在“灵魂深处闹革命”，“狠斗‘私’字”于闪念之间，痛割“资本主义尾巴”，以继续朝着他认定的人民公社理想社会迈步前进。集体化运动二十多年的史实表明，面对阶级斗争的锐利武器和政治运动的冷酷无情，思想教育与批判斗争相结合，“阶级斗争”就真正是“一抓就灵”，那依附性与可塑性同样极强的中国农民，不仅接受了改造，而且还常常被引导成一哄而起，高潮迭起；几亿中国农民为“一大二公”模式的平均主义实实在在地束缚了20多年。然而，当平均主义的“大锅饭”做成之后，却应了农民世代相传的一句古谚：一个和尚挑水吃，二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经过平均主义改造的洗礼，具有私有“天性”和勤劳致富品格的中国农民，一面是“恐私”、“怕私”，“恐富”、“怕富”，谈私色变，谈富色变；另一面是私欲随身，日夜想富梦富；口头上是“斗私批修”、“灵魂深处闹革命”，实际则“身在曹营心在汉”，“两种劳动”(集体大田劳动与自留地劳动)“两样干劲”（叫做“生产队里磨洋工，自留地里打冲锋”），表面干集体，心中想自由。以老实巴交著称的中国农民，其心灵也被改造运动严重扭曲。经过改造之后的公社农民们，原有的自发激励功能、发家致富功能被阉割了，剩下的只能是对平均主义改造运动的适应转化了。他们从追求发家致富转而被迫安于贫困，进而习惯于安贫；市场对他们来说更为陌生，财富的源泉在于劳动创造这一真理也逐渐被他们遗忘。大家琢磨的是如何将锅里已有的东西分得匀些、更匀些。显然，集体化运动以平均主义改造中国农民的实践说明，“一大二公”导致了对农民意识的漠视和对个体农民的仇视，使农民的利益得不到基本保障甚至遭受严重的剥夺，进而阻碍了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走向了运动领导者主观愿望的反面。因此，如果说集体化时代中国农民的主体受到了平均主义空前的改造，倒是绝对的恰当！[1]见1931年2月、1933年6月、1947年9月发布的有关土地政策的文件[2]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8月6日下午）[3]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记录（1959、12-1960、2）。[4]毛泽东：《杭州会议的第一次讲话》（1958年1月）。\n[5]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谈话》（1958年1月）（三）集体化运动的领导者毛泽东出身农民，并在农村度过了重要的青少年时期。如果集体化运动的平均主义追求不是受中国农民主体的意识影响，倒是中国农民主体在集体化运动中受到平均主义的空前改造；那么，集体化运动或毛泽东这位历史巨人的平均主义理想又源自哪里？集体化运动的平均主义到底又与农民群体有何关系呢？运动的主权领导者毛泽东自己对平均主义的认识又如何？这也是我们应该回答的重要问题。作为农民出身的中国知识分子，集体化运动的领导者毛泽东受中国社会古典平均主义的影响是明显。众所周知，出身农民并在农村度过了少年时代的毛泽东，吃斋念佛而心地善良的母亲对他影响很大；他从小感知广大农民所受的压迫与剥削之苦，尤其同情那农村最下层的贫民、“赤贫”。然而，毛泽东更是一个浸润中国传统文化的、农村乡间少有的“知识分子”。他熟读经史，喜爱“三国”、“水浒”，敬仰历代传统治国精英，崇拜近代湘籍名臣。这使他能通古今，思未来，就连韶山冲首家“小财东”家庭的优越背景[1]也无法阻止他摆脱农民的思维与超越农民的生存追求。来到省城长沙的青年毛泽东，其涉猎的书籍与获取的知识更为丰富，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从“礼运篇”到“大同书”，由“患不均”到“均平篇”，由“大同”社会到地上“天国”……在他接受的思想与知识中，似乎有一个连贯一气的东西把他深深吸引，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孜孜追求的至善尽美的“大同”理想。“大同者，吾人之鹄也”，“立功、立德、立言”当“尽力”于此[[i]]。无疑，中国历代知识分子及其社会精英这种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的思想和执着追求真理的精神，是我们民族与社会的脊梁；他们描绘的人人平均的社会蓝图，也是一种美好的人类理想，是一种精神财富。但是，中国传统知识界长期习惯于商品经济不发达社会的“静止”思维，以“大同”等理想社会为追求，总是把整个社会置于静态发展之中，是一种具有浓厚空想平均主义色彩的社会理想。这种空想的不可操作性已为中国几千年的社会发展和历代革命者、改革家的实践所证明。毛泽东这位执着追求真理的知识精英与革命家，同样生活于一个市场经济不发展的社会，受到它的影响也是强烈的。其实，他成为共产主义者后，并不是这种影响的消失，而是找到了“阶级斗争”作为实现理想的武器。1949年，当他领导的革命即将胜利前夕，他自信地说：“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但“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言下之意，他已找到了到达大同之路。也就在这同一篇文章中，他曾三次用“大同”\n来比附新中国将要建立的理想社会，他批判的是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而不是传统“大同”方案中贯穿的空想因素，相反，他因为革命的即将胜利，强调要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人类的“大同境域”；他在构想人民公社蓝图时曾说，前人的乌托邦理想不仅将被我们实现，而且要被超过；他甚至称张鲁的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2]。虽然，革命分两步走的理论与策略，使毛泽东第一步的革命能不断绕开空想的迷彰而置身于坚实的基础上，并成就了其惊天动地的伟业，然而，古典“大同”理想中的平均主义影响一直在他的头脑中存在则是可以肯定的。五四前后，在中国青年知识分子中盛行的西方空想社会主义对集体化运动领导者毛泽东的影响也是非常突出的。在西欧近代社会，空想社会主义也是中下层知识分子设计的美好社会蓝图，是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不成熟的阶级斗争相联系的，是一种善良愿望和主观空想相结合的产物。它与中国古代的“大同”理想相交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五四运动前后，西方社会主义思潮以俄国为中转站，经俄国革命者的理解传入中国，各种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也在其中。当时，中国青年知识分子中流行的新村主义、工读主义等等，很大程度上都是受到这种空想社会主义影响的。他们的主张大同小异，都追求财产公有，人人体力劳动，各尽所能，各取所需[[ii]]；只不过前者是在乡村，后者是在城市，作一比较，相似之处很多。这两种思潮都一度成为青年毛泽东追求的社会理想。1918年，他拟在岳麓山办半工半读的工读同志会；次年又多次计议建立“新村”；1920年他参与发起上海工读互助团筹备会，并决定在长沙办工读互助团，或称“自修大学”。史学家均认同此时的毛泽东成为了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但这又正是他在深受中国古典平均主义影响的基础上，同时经受了西方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影响并有上述经历之后完成转变的；随后，他认同前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作为理想社会的目标追求，在新的共和国建立后又一再以赞赏的口吻谈起当年这种生活的经历，都体现其理想中除具有中国知识分子古典平均主义理想追求的影响之外，还带有西方空想社会主义的烙印，表明他早年所受的空想社会主义影响并未因其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而完全消失。农民阶级的意识与集体化运动体现的或毛泽东所主张的平均主义思想也并非毫无联系。这种关联就是农民中下层贫民尤其“赤贫”的平均意识问题。它是集体化运动领导者毛泽东追求“一大二公”式平均主义的现实社会基础。如前所述，农民可为几个阶层，其中农村中最低层的贫农、特别是“赤贫”，他们生活之惨苦，境遇之低下，实在令一切革命者为之动容。他们为生存计，自然\n可能产生平均的要求；如果能平均财富，对他们有得无失，且形如雪中送炭。毛泽东自幼生于农村，成为共产党人之初主要分管农村工作，随后则长期领导与生活在农村根据地，十分明了广大农民的疾苦，尤其同情农村下层贫农、“赤贫”的悲惨遭遇和基本要求。同时，毛泽东当年的革命夺权斗争只有先在农村兴起，并处于非常残酷的阶级斗争时期，革命难以发动，首先能动员起来的总是那些下层最贫穷的农民积极分子或“赤贫”。他们一无所有，“穷则思变”，敢做、敢为，对旧制度的“一些破坏的工作只有他们做得出”，而且，他们在阶级搏斗中表现得勇敢能战。毛泽东长期身临其境，对他们自然产生一种强烈而深刻的印象，认为他们“最革命”，是农村革命的“先锋”和中坚力量，并赞许他们“样样正确”，让他们“站在一切人之上”，“指挥一切”，不准别人批评他们[[iii]]，以便在农村“树立贫雇农权威”[[iv]]。而事实上，由于上述政策与环境，这种贫雇农权威也实实在在地在农村中形成并曾长期存在。这样，在农村中，下层贫农尤其是“赤贫”的平均意识就鲜明地突显出来，并反过来淹没了其他农村阶层的思想，从而成为毛泽东眼中的农民思想和意识。集体化改造开始之时，农村是一个“中农化”的趋势，但从物质生活状况来看，仍然少不了上中下三等级。毛泽东仍然以原有的阶级斗争观点看待集体化，甚至认为这是一场更为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他根据以前推动革命的经验，进一步以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分析土地革命后的农民，从中农中又划分出“新中农”、“老中农”、“上中农”、“下中农”，甚至还曾再分出“中中农”[[v]]，以得出农村60—70%的农民还是的贫苦的或不富裕的；他们中虽有许多人因觉悟不高，暂时还是观望，也会动摇，但同更富裕农民相比较还是容易接受社会主义的，只有那20—30%左右的富裕农民是真动摇和想走资本主义道路。于是，毛泽东把下层贫苦农民与较富裕的农民作为对立面，然后又根据过去根据地内在激烈的阶级斗争面前和在贫雇农威权下，中间动摇的农民必然倒向下层贫农一边的经验，得出了“大多数农民有一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的结论[[vi]]。其实，如前所述，当时能够接受“一大二公”式平均主义的农民绝对是少数，可这少数却成了毛泽东心目中的农民阶级。如果说，集体化运动和毛泽东追求的“一大二公”式平均主义是受了50年代农民的影响，那么“农民”二字应的含义就应限于少数下层贫苦农民。可以这样说，下层贫农尤其是“赤贫”积极分子的平均意识是毛泽东平均主义思想的社会基础，并影响了集体化运动对“一大二公”目标的追求，而作为当时运动主导者的毛泽东，其“一大二公”式的平均主义理论及其政策则进一步助长了农村下层贫民或“赤贫”\n的平均意识。毛泽东认农村下层贫民或“赤贫”为“最为革命”，并成功地组织起亿万农民队伍，打烂了旧世界，成就了辉煌的功业。然而，时势变迁，面对建设一个新世界，仍然由下层贫民说了算，以穷为革命，其结果自然可想而知。在认识、对待与使用下层贫苦农民尤其是“赤贫”问题上，可谓集中体现了毛泽东一生在农村社会变革中的荣与辱。另外，长期的战时军事共产主义政策与生活，也与空想社会主义原则没有截然不同的界限。战时平均主义是在一种特殊政治环境中，尤其是在战争军事时期，处于受攻击、被“围剿”的弱小军队或造反者在特定环境中的必然产物。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领导的革命，正是依靠了形同共产体制的战时平均主义，才在极端艰难困苦之下，维持了全体革命者的基本生存和战斗团结，振奋起高昂的革命精神，支持了长期的革命战争，从而迎来了辉煌的胜利。长期适应这种传奇式的特殊经历，不能不使毛泽东对战时平均主义表现出某种程度的眷恋。然而，战争既是特殊的政治，也毕竟已经过去；人们的社会意识毕竟要由和平建设时期的社会存在来决定。战时平均主义没有错，更不应脱离当时的特殊环境去指责与批判战时平均主义，但对这种特殊的战时平均主义不能留恋不放，更不能推行于和平建设时期。建国后，毛泽东的脑际中总是辗转于战争年代，叹息那战时平均主义的可贵和难以保持[[vii]]；“一大二公”狂热中的“共产风”、大食堂、军事化等等，正反映了战时平均主义惯性对毛泽东的清晰影响。许多学者都论述过毛泽东曾经批判过的平均主义问题。是的，毛泽东本人确曾有批判和纠正平均主义错误的经历与实践，其中主要的有：1929年批判和纠正过红四军内部的“绝对平均主义”；1942年批判过青年知识分子中的“绝对平均主义”；1948年批判过土地平分工作中的“绝对平均主义”，纠正过部分侵犯中农利益、破坏工商业和乱打乱杀的左倾错误；人民公社受挫之后，他还带头刹风降温，批判“共产风”、“平调风”，并对当时空前猖獗的平均主义进行过有限度然而却是有成效的抑制；等等。但是，我们在看到上述事实的同时更应该注意，毛泽东对平均主义的批判有三个问题：一是提出了“绝对平均主义”[[viii]]的概念，批的是“绝对平均主义”，实际是流氓式和盲动式的平均主义。这就把对平均主义的批判局限起来了，仿佛平均主义没有错误，只是不能“绝对”。二是就事论事地批平均主义，即在某些工作直接受到平均主义严重危害而无法进行时对其进行批判[3]。这是一种被迫性的认识，批判仅是工作遭受严重挫折时的一种暂时的限制或战略性的退却而已，随着具体问题的解决或困难的缓解，对平均主义的批判不仅停止，而且很快旧病复发。三是以社会平均主义批判农民的平等意识，即以\n“一大二公”式的平均主义批判土地革命与土地改革中农民依据当时“重新平分土地”政策实现土地平分的一些具体做法，尤其是批判农民的私有土地或财产的观念，批评他们的主张只是一时的平均，很快将重新产生不均，只有走向“一大二公”的“黄金前途”[4]，才能达到真正的平均。显然，正是平均主义批判中存在的上述三个问题，所以在毛泽东的思想中，平均主义从来就没有真正得到过深刻的反省，尤其是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空想平均主义理念则基本没有认真进行过清理。于是，平均主义便得以通过社会精英层的主导而实现对农民的全面改造，长期捆住农民的手脚，迟缓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在中外历史上，毛泽东对农民的组织与发动，无疑都是空前的和成功的，其成就的功业也是辉煌的；他一生重视农民问题和社会贫困问题的解决，关注并致力于广大中国农民的解放，为中国农民问题的解决与现代社会的健康发展留下极其重要的经验教训。然而，我们必须正视，真正解放农民，应该走出中国传统政府平均主义的治国思维[5]，既重视农民力量的发动与组织，更应时刻关注站在广大农民的立场上与否，即要关注是否能准确认识与发现农民，尊重广大农民的利益与选择，代表广大农民的利益，从而不断推动农村生产力的解放。否则，以主观理想目标改造现实农村社会，美好理想也将变为主观空想，导致适得其反的效果。农村集体化时期，数亿被全面发动与组织起来的中国农民，20多年中深受平均主义改造之苦而长期丧失基本活力，是我们应认真吸引的历史教训。[1]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所经营的农民家庭，由贫致富，成为韶山冲的富农，成为当地有“小财东”之称的首富。[2]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58、8、21)。[3]参见毛泽东：《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1929、12）、《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给江西省苏维埃政府的信》（1931、2、27）、《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48、3）和1962年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等。\n[4]参见毛泽东主持制定的《富农问题决议》（1930、6）、《土地问题与反富农策略》（1931、2、8）、《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1953、12、16）等；毛泽东的《组织起来》（1943、12）、1949年3月《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1949年6月《论人民民主专政》和合作化运动中有关批评农民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讲话、报告。[5]中国向以农业立国，所谓中国传统政府的治国思维：是立足于“不患贫而患不均”，长期采取“抑强削尖”与“抑商”政策，把社会经济的发展与社会贫困问题的解决两个问题“一锅煮”，体现的是静态发展的治国思维；而在市场经济发达的西方社会与现代市场经济社会，政府则将发展社会经济与解决社会贫困问题置于两个领域处理，即通过市场竞争发展社会经济，通过税收等宏观经济政策建立社会保障体系，解决社会贫困问题，展示是动态发展的治国思维。中国政府目前正致力于实现向动态发展治国思维的转变。[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