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另类”发展的范式——韩国新村运动与中国乡村建设 3页

　　寻求“另类”发展的范式——韩国新村运动与中国乡村建设　　然而，无论对于“主流模式”还是“另类模式”的倡导者而言，目前共同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是，尽管有许多学者预言一场由政府主导的全国性乡村建设运动或迟或早将要到来，也有一些民间性质的乡村建设实验在小规模地进行并在一定范围内产生了影响，各级政府领导和整个社会舆论也越来越关注日趋严重的农村问题，但我们暂时还看不到政府有任何“动起来”的迹象。也就是说，学者专家的理论主张如何才能变成政府的政策行动，目前还是一个问题。因此，如果要把韩国的新村运动引为成功的范例加以研究和讨论，首先令人关注的应该是其启动背景、组织和动员模式，以及在具体时空中得以递次展开并顺利进行的动力机制。　二、乡村建设运动之启动背景　　韩国新村运动启动时，政府主导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已经初见成效，人均GNP由1960年的85美元猛增至1970年的257美元，10年间翻了两番。同时，城乡之间的差距也在急剧拉大，乡村劳动者与城市工薪阶层的收入差距呈扩大之势，乡村人口开始大规模向城市流动。一般认为，这是当时的总统，自称“贫农之子”（sonofthepoorfarmer）的朴正熙发动新村运动的主要原因（ParkChung-Hee，1979）。而导致城乡差距扩大的原因，研究者的解释则各有不同。有的研究者强调政策因素，认为正是由于政府重视城市工业发展的政策，乡村部门长期受到忽略，政府各级官员普遍缺乏推动农业革新项目的热诚，农村中公共设施和生产基础设施投资严重不足制约了农村发展，而农产品贸易的市场条件又对农民不利，农产品价格相对于农民消费的制造品价格而言非常之低，导致了“农业生产几乎不能产生收益，农民长期以来从事农业生产而达不到维持生计的水平”（KimYoung-Pyoung，1985）。　　强调自然—\n人口因素的研究者则指出，城乡差距扩大的根本原因在于乡村部门存在大量隐性失业人口。按当时官方对就业的界定，每周工作1小时以上即为就业，因此农村人口的失业率在1971年只有1.5%，即乡村部门几乎为充分就业的。然而通过季节性就业指数分析发现，当时（1971年）按月统计的就业指数波动非常大，从12月份的72%到6月份的125%不等（均值为100），即12月份的就业人口只有6月份的57%，意味着乡村人口中存在严重的季节性失业问题。如果按一个人每天工作8小时，一年工作280天计算，则乡村部门的就业率只有65%（BanSung-HaulUndongMovement，2003）。　　问题一旦涉及到新村运动启动者个人的政治动机，往往会因为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而很难形成一个公认的持平之论。但可以肯定，新村运动之启动是出于当时韩国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政治意志，在这一点上是不存在什么争议的。早期（1970年代）的研究者一般都会强调，新村运动源于朴正熙总统的一个长期愿望，即“把传统落后的乡村部门变成现代进步的希望之乡”。在1970年4月举行的一次全国省部长会议上，他正式号召要搞一场以“勤劳、自助、合作”为精神主旨的乡村建设运动，并把这样一场运动命名为“新村开发运动”（SaemaulKaggugiUndong，orNeent；BanSung-H.　　其实，如果排除了通过一场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全国性社会运动来解决中国目前存在的严重农村问题这种想法，“主流”与“另类”是可以在中国乡村建设的实践中并存的。我们可以考虑这样一种方案：政府致力于解决“一国两策”问题，促进乡村城镇化和乡村经济市场化并落实基层民主建设。另一方面，中央政府在目前的政府扶贫基金管理体系上进行改组重建，成立中国乡村建设基金。有志于乡村建设的主流或另类模式倡导者，包括各种非政府组织、社会团体和个人都可以在争取到了一定的民间、海外或来自地方政府的资金后，向“中国乡村建设基金”的政府管理机构申请1：1或1：2的配套资金。具体的乡村建设项目由申请者主导并有众多志愿者的热情参与，而政府的基金管理机构只是与民间或地方出资者共同对项目进行监督与评估。如此意义上的乡村建设，将是一种政府提供财政资助、民间共同出力、由各种非政府组织主导、有众多志愿者热情参与、由多种多样小范围内的乡村建设实验所构成的乡村建设运动，如粱漱溟等人当年所做的那样。而且，这种方式也不排斥某些有条件的地方和基层政府主导的乡村建设，如当年阎锡山的地方政府在山西所做的那样。而对于“另类”发展模式的追求者而言，目前需要的不是寻求一个已有的成功范例，而是把自己的理论或理想付诸行动，创造出一个个适合不同地区具体情况的成功范例来。\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