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约翰卫斯理所领导的复兴运动看社会改革的动力》 6页

《从约翰卫斯理所领导的复兴运动看社会改革的动力》作者：陈启峰前言哈爱理的命题法国历史学家哈爱理（ElieHalevy）曾分析英国经历产业革命的震憾，却没有发生像法国一般的流血革命，他对此问题提出经典式的说明：“为什么在欧洲各国中，英国成为最不革命、没有严重危机和突然变革的国家？”哈爱理认为答案不在于英国的政治和经济制度，而在其宗教中，尤其是约翰卫斯理（JohnWesley，1703～1791）所领导的福音派复兴运动，对潜在的革命领导者具有主导性的影响。这个论点成为著名的“哈爱理命题”，成为解释18世纪和19世纪英国历史最持久、最吸引人、最有用的学说。一、约翰卫斯理的时代背景约翰卫斯理的生平18世纪大部份，正值英国政治、经济、社会、宗教大动、大变迁的时代。当时产业革命发生，乡村凋蔽，人口外流到都去。工人贱价出卖劳力，工时长、工价低、工作环境恶劣；工人子弟没有受教育的机会，成为廉价童工、女工。工人生活穷困，整天操作如牛马，精神苦闷，偶有空就嗜赌、酗酒，当时伦敦每六幢房屋就有一家是酒店。贵族生活却是穷奢极侈，视为当然；他们垄断国家的立法权和行政权，平民无置喙馀地。他们也操纵法律，成为压迫人民的工具其刑罚严酷，极不人道。更不人道的是，将非洲的黑人运出贩卖，也绑架本国人到外国为奴，儿童的死亡率高。社会道德败坏，妓院充斥、犯法、迷信、淫乱不断上升；官员索贿、腐败。当时的国教（圣公会）在贵族把持之下，已成为国家机构，徒具形式，既无属灵活力，又高傲而苛刻，更充斥着自然神论，空洞而言不及义。穷人与教会无关，甚少被关心。教牧人员良莠不齐，只图享乐、争权、营私。二、约翰卫斯理福音运动的基本特质1738年5月24日，约翰经历了“重生”，也展开了循道宗的奋兴运动，冲击着腐化而丧失活力的国教，尽管约翰终其一生苦恋国教而未脱离，但他死后循道家就别立门户她虽没有取代英国国教，但以自己的价值观感染了整个民族，并创造了“维多利亚道德风尚”，从而成为整个民族的主流思想。约翰卫斯理的复兴运动，并非独领风骚，当时有许多的复兴运动，但他的影响力能深远长久，其特征如下：约翰卫斯理不像一般的奋兴布道家，这些典型的灵恩布道家（如怀特斐德GeorgeWhifefield），其工作是建立在吸引人大量地皈依基督，约翰却是富有组织能力的天才大师，但并非建立一个庞大的传福音机构，而是将这些渴望求施恩的人组成班会（小组），再透过班会去吸收大量的成员。约翰的福音复兴运动，也不像一般追求圣洁、完全的奥派，只偏重灵性的追求，而离群索居，追求与世隔绝，但他所追求的成圣是“完全的爱”——对上帝和人的爱，深入基层群众去服事他人。约翰卫斯理是个既保守（正统）又激进的人，他一直活在矛盾中，他说：“在宗教方面，我尽量赞成越少革新越好。我喜爱的仍是陈旧的酒。”\n所以他不曾开风气之先，但却敏锐于圣灵的工作，一看到风气已开，就急起直追，再加上优越的组织能力，并以保守的心态守地实践坚持下去。就如户外布道是怀特斐德先开风气，他突破之后就继续四十年之久；班会、宗教会社、慈善工作、平信徒、证道……等，都是别人开创，他则是敏锐地抓住时代脉动，善用原有的社会结构（如宗教会社）和动力，付诸实践。卫斯理的社会改革与贵格会也回然有别。他优先关怀个人的灵性和道德，首要之务是把人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所以只在开始时受到严厉的反对而已，他一直把自己定位成“忠诚的反对者”，强调对原有社会的忠诚，因此能够有效地使工人接受某种程度的保守主义，成为“社会的凝结剂”，而未采取激烈的对抗。反之，贵格会则一开始就抨击社会，号召进行政治改革，要求结束社会的不公平、不平等和消除贫困，把自己放在对抗的地位，在政治、社会上备受孤立，使执政者感受到威胁。三、约翰卫斯理的社会改革信念约翰卫斯理他深信，“凡爱上帝的人必爱他的弟兄”这一真理。他认为若有人看见弟兄姊妹衣不蔽体，或缺少日用饮食，竟不给予救助，却告诉他们“平平安安地去罢！”那是很可耻的。所以在他传播福音的同时，也未曾忽视帮助穷苦无助的人民，解决他们生活上的困难。卫斯理的关怀层面很广，他主张“在社会成圣外，别无其它成圣”。所有的成圣都是社会性的，必须落实在人群当中，因为真正的成圣（或完全），是对上主、对人完全的爱。他说：“基督的福音不知道宗教，只知道社会；不关注宗教的圣洁，只关注社会的圣洁。”约翰被称为“平民的良友”，他总是对穷人耿耿于怀。他在给循道会牧职人员的公函中说：“我们甘愿将富人、贵人、伟人留给你们，只要让我与穷苦的人、粗鄙的人、卑微的人、无家可归的人单独在一起。”，“他们的情形令人心酸，在康华尔……我看到卑贱的民，流泪街头，面色苍白、两眼无神……”他也说：“在上帝面前，我是贫苦者的管家”，“富人或显贵蒙召是很好的事，希望上帝加增他们的人数！但若合乎上帝的旨意……如果我可以自己选择的话，我深愿继续（正如我迄今所做的）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原来当时英国的贵族、上流人士大约是国教徒，而商人及中产阶级则在独立教会聚会（如长老会、公理会、浸礼会），惟有最穷苦的基层人士是循道派教徒。循道宗的礼拜堂也是最简的建物，只求实用，不计外表。四、社会改革的动力约翰卫斯理的社会改革动力有好几方面，并非单一的因素所促成，包括如下：（一）福音主义所带来的新生命-不是有名无实的信仰有人认为：约翰卫斯理只是一个非常敬虔的人，火热而奋进的布道家，其成就不过尔尔，可是今日愈来愈多人认为，约翰理解到，要拯救世人，必须协助世人提升人性、克服原罪，但首要之务，就是广传福音，带领罪人脱离地狱，进入天堂。所以就约翰而言，社会改革只是福音运动的副产品。为什么“个人的重生”\n会引起社会的改革呢？原来约翰固然以游行布道、野外布道闻名，但他所传的福音，却是在激励人奉主的名去从事社会改革。福音的复兴使基督徒团体（社会）有新的良心，并复兴了新约伦理的核心：实践上帝为众人之父，人类一家的原则，并指出人比物质更重要，导引人心及思想，朝向在世上建立公义的国度迈进。循道宗的复兴，使他们抗议当代习尚的浮华、宗教的冷漠；他们的操守类似清教徒端庄严谨、不丝毫且，对罪恶深痛恶绝、不恋慕虚荣，不随从世俗，以致成为“盎格鲁撒克逊人历史中道德的分水岭”。所以循道宗的社会改革，是由内心火热的福音主义所发出的。（二）班会与宗徒会社不是孤立的基督徒约翰自从1738年开始其传道事工，其本身奋进的秘诀就是：把一些寻求上帝的人结合成小团，成为亲密的团契，不只是叫人悔改信主，而是要使归信的人改变成为圣洁的人，他十分注重信徒相互间的“互敬互爱”，使其逐步达到完美。他利用英国国教在40年前即设立的志愿社团宗教会社（这是引自德国的敬虔团），从事为穷人开办教育、分发证道及劝世小册、照顾病患及穷人、查考圣经及默想在这些基础上发扬光大，组成班会（Class）和小团（band）。班会由十二人组成，班长每周至少与班员见面一次，督促生活，给予忠告；并且收募奉献；聚会时分享灵性经验，彼此认罪、代祷、劝诫、分享，把圣经的教训落实在生活中，彼此立约相许、相爱，实施纪律。而小团是由已有赦罪确据的人参加，人数约六名，每人受团长督导，谈个人灵性状况，接受劝诫，弃绝邪恶，热心行善（包括救济穷人和使用一切恩典的方法）。卫斯理的班会系统，由平信徒负责，不单每过班会吸收大量的成员，也经由班会建立关怀互助的团体，让社会的基层人士，边缘人得到归属感和认同，对内忠诚，对外关怀社会。也让平信徒负责讲道，成为义务教士（LocalPreacher），这些“穷人”，虽然只是平凡的工人、技工，却证实他们的真才实学、品格高尚，提升他们的自尊、自信和自爱，也让福音的触角深入掘井业、工业、矿区。（三）成立各种社会关注机构不是遗世的信仰约翰卫斯理看到当时社会实况的需要，就起了怜悯的心，陆续兴办了许多慈惠的事业：他设立孤儿院于纽卡麦。他到每个地方设立团体，必同时设立老人院，收容年老无依的寡妇；也设立平民免费治疗所，写《简易医学》给患病无力就医的人，并提供药品。他为了帮助循道会中失业者，实行以工代赈的办法，使他们勤于纺织，若所得不足以维生，以团体补助其生活费；也设立习艺所，教授贫民谋生技能。也举办贷金-让人无息贷款30～120磅，纾解穷人的窘困，以免典当其维生工具，又贷款给经营小本生意的贫民和商人。他也写信给循道派的年会，希望同道能互相救助：捐赠多馀的衣服，并且每周捐一便士（或能力所及的款项），专为济贫之用。他又设立“陌生人之家”专门帮助非循道派的人。甚至于他的爱不以同道、同胞为限。在1759年10月，他听到英伦的法国战俘被囚于一斗室，没有衣被，深受感动。在晚祷时，他以“不可欺压陌生人”（出23：9）为题旨，并发起募捐，为法国俘虏添购衣物。（四）与同道发起人道精神改革监狱，解放黑奴及主张社会公义约翰卫斯理看见许多穷人因小小的债务而入监，按当时的法律，囚犯必须偿还债务方可出狱，但人既在牢中，又如何工作以还债呢？约翰同情穷人，乃筹措特别基金，帮助这类囚犯出狱。同时，他履次向议会呼吁修改法律，以解决穷人的困苦。\n从社会福利工作方面来看，约翰对当代英国社会的贡献非常重要：他打开了贵族和统治者的眼睛，叫他们看到穷人处境的悲惨、问题的严重，以后英国国会通过许多保护劳工及为穷苦大众福利着想的法案，此乃受卫斯理及循道会精神所影响。十八世纪下半叶，丑恶的奴隶贸易大张旗鼓，每年有六万名黑人被塞到英、法、葡等国臭气熏人的运奴船，经大西洋转往各地。当时信奉基督教的英国，信奉天主教的法国、葡萄牙竟不以耻，反觉崇高。当时只有卫斯理深恶痛绝，贵格会也极力反对。但真正使这件事成就的是“克拉判”派的社会运动。十八世纪中叶，循道宗与莫拉维教会的宣教士，开始在西印度群岛的奴隶中宣教，甚至冒死在“非法”逃逸的黑奴中传教。1787年福音派信徒在塞坛利昂建立被解放奴隶的避难所。约翰卫斯理主张解放奴隶，并写了很犀利的文章加以鼓吹。但仍无法撼动这些结构性的犯罪，那时“克拉判”派的韦伯福斯正如火如荼地反奴隶，约翰在1791年，去逝前三天，写信给韦伯福斯（WillianWilberforcr1759～1833），鼓励他说：“上帝兴起他，是为要成就荣耀的大事。”并鼓励他行为不可松懈。卫斯理与克拉判福音派信徒的工作，正如牡丹绿叶，相得益彰。一在基层作实际的草根运动，一在议会奔走疾呼，透过立法执行社会公义。克拉判是国教的教区，由魏恩牧师（JohnVenn）带领一群热心为善的平信徒，在十九世纪初领导主张废除奴隶制度。起初他们聚集是因为关心非洲黑奴的惨况，在国会的领导人是韦伯福斯，他们终于在1787年释放第一批黑奴，1807年废止奴隶买卖，1820年殖民地进行奴隶登记，终止偷渡，1833年奴隶得到解放。这批有有钱的福音派贵族（平信徒），虽有其当下的盲点，但他们为共同的信念、理念，一起计划、努力，有如从不休会的委员会，一起讨论种种错误和不公的国耻，他们关心的层面广及：奴隶问题，参与刑法及国会改革、普及教育主日学、单张分发、基督徒观察报；传播福音和工厂的登记等。他们也倡导反对决斗、赌博、醉酒、淫乱、斗兽，这是因为他们有坚强的福音信仰作激励和引导。卫斯理也指导早期美以美会（美国的循道宗）对黑奴问题的争议，在1739年的《教会法规》内明列“禁止买卖男人、女人或孩子的身体及灵魂，为要奴役他们”。1772年，他谴责奴隶买卖，说那是最恶劣的“流氓行为”。因此，在1784年的美以美会总议会，通过六条法规，以摧毁奴隶制：要求蓄奴的美以美信徒在20个月内解放之。此法规一生效，一切婴儿立时拥有自由。凡不打算守此法规的，允许他仍在12个月内退出。蓄奴者不准领圣餐。蓄奴者不准参加教会团契。除了解放奴隶外，不准任何转让、买卖，否则开除。这不但是循道宗对奴隶问题的正式立场，也成为社会的良心，比当时法律更前进、更早解放奴隶。约翰卫斯理在1770年，看到乔治亚学院将并吞当地的孤儿院而担忧，他认为不管从恩慈或正义的立场皆不该如此；世上没有比养育孤儿更慈爱的举动，与办学校或学院并不能与之相比。何况捐助基地和款项者是为开办孤儿院之用，只要此地有孤儿，就不应将此挪为他用。（五）与办教育枣设立学校及主日学校约翰卫斯理在伦敦及其它地方设立学校，以教育贫民子弟。他向京士活（Kingswood）的矿区传道，成绩斐然，移风易俗，使他们不但能和睦相处，也戒除酗酒、赌博之恶习。1740年，他在矿区设立一所学校，教导矿工子弟，使“他们的孩子也明了到和平之路”。1748年此校扩大为“传道人子弟学校”\n，（因传道人无力负担住宿学校），也就是鼎鼎大名的京士活传道子弟学校。设立清贫子弟学校，使得新一代的循道会友成为中产阶级，更保全了福音的果子，培养了下一代，使福音精神传承下去，也培育不少人才，这都是在政府举办国民义务教育之前。另一个改造社会的力量就是主日学运动。约翰早期在美洲宣教时就发起主日学校，亲自担任教席，回英后因忙碌而停止。1769年循道会姊妹会创立于上卫康皮，并呈报给约翰。主日学之父锐更斯（RobertRaikes）在报纸鼓吹主日学，受州官及国教的反对，1784年他发表了一篇计划书，并将此报再另附一封信给约翰，约翰将全部条款载列于其1785年正月号刊物上，鼓励循道会采取此计划。后来锐克斯因经费短缺而停办主日学校，循道会接办，改以义务教师制，从此义工教师遍及全循道会，更普及到其它教会。主日学校广受欢迎，促进了工人阶段的文化发展（会读、写、算），主日学教育，不但传福音，也包括那些“值得尊敬”的价值观勤奋、节俭、自律、修身，会社、班会结构以及平等主义，也促进了自治和自尊精神，尤其平等主义促成民主的精神，反对集权制。五、结论：对台湾处境的反省约翰卫斯理的时代，是社会急遽变迁、政治经济剧烈变动的时代，与台湾近二十年来的变化颇多雷同之处。尤其是在经济发展后的社会脱序、政府的腐败和人心的糜烂：色情、赌、瘾、掳掠、贪婪、诡诈……等不道德的恶质文化，基督教到底如何为这个社会注入新生命，走向社会的更新和成长。华人及台湾的教会，传统上仍保有福音派注重灵性，所缺乏的是由灵性的复兴转化成对社会的认同和忠诚，化成社会改革的动力，教会似乎仍停留在抽象的“清谈”及“个人道德灵性化”，只重个人伦理，缺乏社会伦理的关注其实伦理必然是社会性的，否则就不是伦理。卫斯理的福音运动，最令人惊叹的是他的实践力，他并非原创者，但善于洞烛先机，也善于利用原有的社会架构，然后赋与福音奋进的动力，并加上神学的意义，他是在“做”神学，成为当时社会的典，活出初代教会弟兄相爱，关注社会的生活。福音运动毋宁是一种生活方式。福音运动成为当时社会的典和良心指标，他们是以“班会”为核心的生活方式，透过彼此的交换、分享、务生、劝诫，以及对外的关注活动，彻底地活出圣经的伦理，进行民族性的改造，重新塑造新的风尚和价值标准。圣灵的果子都是很抽象的，需要以见证人（活生生的见证）方式去活出。台湾的社会的确病入膏肓了，我们的福音必须改革文化，改造心灵，这决不是“清淡”而已，必须活出来！否则只注重结构性的政策改革，再好的政策和制度，还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毕竟有好的政策，还需要有好的执行者，更需要有好的典去活出。典应走在政策之先，正如台湾那些奋进的商人，永远走在政府的政策之先，带动政策。台湾基督徒知识份子及中产阶级应有“克拉判”的精神，从事跨党派的运动，弃绝意识型态之争，针对台湾恶质政治生态，社会结构性的犯罪，共同努力建立制度化，不要让“好人在家中叹息，坏人在台上唱戏”。台湾和英伦都是海岛型的国家，我们需要有卫斯理、“克拉判”\n这种奋进的信仰，采取上层和基层改革的双轨运动。约翰卫斯理不但同情北美殖民地的遭遇，更是大胆的主张北美十叁洲有其主体性，他们有主张独力自决的权力，使得美以美会在美国开国一百年内，一直是美国最大的教派，而一直已大英帝国为意识型态的国教，不但处于尴尬，更沦为小教派。这不单是美以美会平信徒的开拓工作，更是对其斯土斯民的认同，与美国人民站在一起，真正的道成肉身，与他们成为生命的共同体。基督宗教到底要在台湾的处境中成为主流价值，参与台湾的苦难和成长。还是走向当年圣公会的路，这一点是值得台湾教会再思的。2011年9月1日星期四阅读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