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浙江公务员考试《申论》真题及答案（A卷） 4页

‎2019年浙江公务员考试《申论》真题及答案（A卷）‎ ‎　　一、注意事项 ‎　　1.本题本由给定资料与作答要求两部分构成。考试时限为150分钟。其中，阅读给定资料参考时限为40分钟，作答参考时限为110分钟。满分100分。‎ ‎　　2.监考人员宣布考试开始时，你才可以开始答题。‎ ‎　　3.请在题本、答题卡指定位置填写自己的姓名，填涂准考证号。‎ ‎　　4.所有题目一律使用现代汉语作答在答题卡指定位置。未按要求作答的，不得分。‎ ‎　　5.监考人员宣布考试结束时，考生应立即停止作答，将题本、答题卡和草稿纸都翻过来留在桌上，待监考人员确认数量无误、允许离开后，方可离开。‎ ‎　　二、给定资料 ‎　　材料1‎ ‎　　2014年6月22日，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的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宣布，中国大运河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46个世界遗产项目。作为一个大跨度整体联线型文化遗产项目，中国大运河是指我国自春秋时期开凿邗沟以来，先后在隋唐宋时期以洛阳为中心的南北大运河、元明清时期以北京为中心的京杭大运河及其延伸段浙东运河的总称，是世界上开凿时间最早、规模最大、线路最长、延续时间最久的人工运河。‎ ‎　　中国大运河北至北京、南抵杭州、东达宁波、西到洛阳，流经6个省、2个直辖市共35座城市，主线总长3200千米，流经市域面积31万多平方千米。大运河与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等五大水系相交汇，串联起中国历史上的七大古都，连接了陆上与海上的丝绸之路。《中国大运河申遗文本》这样评价大运河的价值：“它实现了在广大国土范围内南北资源和物产的大跨度调配，沟通了国家的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促进了不同地域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在国家统一、政权稳定、经济繁荣、文化交流和科技发展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　　大运河改变了中国的地理环境，形成了一个南北东西全方位的大水网。大运河的原始功能是运输，而货的运输与人的流动，直接带动了运河沿岸经济的发展、文化的繁荣和城市的崛起。如唐代繁华的都城长安，是运河西部的终极，南北均归于此;运河重镇济宁，是全国南北物资交流的集散地;江北扬州，城池之大、货物之多、生活之繁华、交通之发达，当时堪称天下第一;名城苏州，处于江南运河的中心位置，航运繁忙;大运河的起运点杭州，是当时全国最富庶的郡县之一。‎ ‎　　材料2‎ ‎　　随着申遗的成功，中国大运河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2017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通州视察时强调，要深入挖掘以大运河为核心的历史文化资源，保护大运河是沿线所有地区的共同责任;同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又进一步作出了“大运河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流动的文化，要统筹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的重要指示。‎ ‎　　2019年4月，浙江省委书记车俊在调研我省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工作时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决扛起浙江担当，精心保护大运河遗产，有效传承大运河文化，合理利用大运河资源，把大运河浙江段建设成千年古韵、江南丝路、通江达海、运济天下的水乡文化精典呈现区、运河文化精品展示带和水生态文化精彩示范段，努力在全国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中走在前列。‎ ‎　　材料3‎ ‎　　在历史脉络中，“运河”名称的由来与变化，是不同历史节点所勾连的历史进程的反映。从典籍记载来看，早期运河多称沟或渠，如邗沟、灵渠等，天然河道则称水，如黄河就被称为“河水”。尽管运河历史悠久，滥觞于灵渠、邗沟，甚或更早，但运河名称的产生以及“专称”的确定却是中古以后的事情。汉代“漕渠”名称出现，特指汉武帝时在关中开凿的西起长安、东通黄河的水利工程。《说文》曰：“漕，水转谷也。”即通过水路转运粮食。至隋唐时期，具有漕运功能的人工河多被称为漕渠，又因该时期“河”字已不再是黄河的专称，所以“漕河”一词也出现了，用来指称漕运河流。如唐杜佑《通典》记：“天宝二年，左常侍兼陕州刺史韦坚开漕河，自苑西引渭水，因古渠至华阴入渭，引永丰仓及三门仓米以给京师，名曰‘广运潭’。”宋代“漕河”名称广泛使用，但同时“运河”一词开始出现，《四库全书》所列宋代文献中有94种使用了“运河”的名称。“大运河”的概念也首次在南宋江南运河段出现，据南宋《淳祐临安志》载，“下塘河，南自天宗水门接盐桥运河，余杭水门，二水合于北郭税务司前，……一由东北上塘过东仓新桥入大运河，至长安闸入秀州，曰运河”。这里所说的大运河指的是江南运河。可见，这一时期，运河已然成为一个特有名词，指称某段人工河，但前须加地名指代。值得注意的是，从文献所记录的名称分布来看，“运河”一词多出现在江淮和江南区域，包括龟山运河、扬楚运河、浙西运河等商业运输、贸易繁荣的河段。‎ ‎　　元明清时期“运河”开始指称南北贯通的京杭大运河。元代已有“运河二千余里，漕公私物货，为利甚大”的说法，但使用并不广泛，相反“运粮河”一词在北方区城多用来指称漕运河流。明代正史文献虽亦称运河，但一些专书、地方志仍多用漕河之名。《明史·河渠志》《清史稿·河渠志》中，都列“运河”专篇，指北至北京、南至杭州的运河，但两者又有不同。前者列运河篇，但称“漕河”，且将运河每一段河道都加上漕字，使之有“白漕、卫漕、闸漕、河漕、湖漕、江漕、浙漕之别”;后者则直接称运河：“运河自京师历直沽、山东，下达扬子江口，南北二千余里，又自京口抵杭州，首尾八百余里，通谓之运河。”雍正四年官方正式设置北运河的管理机构后，多使用通惠河、北运河、南运河和江南运河等说法。近世以来，民间则往往将其称为“京杭运河”或“大运河”。2014年运河申遗过程中，又将隋唐、浙东两段运河与京杭运河合称为“中国大运河”。‎ ‎　　材料4‎ ‎　　《中国运河文化史》一书中写道：“中华民族的文化是多元一体的文化，随着运河的南北大贯通和迅速开发，运河区域的社会经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兴盛与繁荣，这不仅为运河区域文化的发展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而且也促进了南北文化、东西文化的交流和中外文化的大交流，使各种地域文化和外来文化相互接触、融会、整合，形成独具特色的运河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大运河最本质的功能是沟通，大运河文化最根本的特征是交流，是在沟通和交流中形成的包容开放的精神底蕴。‎ ‎　　对中国来说，大运河是活态的文化遗产，它不仅是一条人工开凿的运河，更是文化线路和中国民族大融合的见证。从隋唐到元明清到近现代，“大一统”一直是中国政治经济格局的主流，这多少有赖于大运河的文化融合作用。大运河在实现物资交换和人员交流的同时，大大削去了地域文化的不平衡，弱化了大疆域、多民族的文化冲突。以大运河为轴，就南北向而言，燕赵文化、齐鲁文化、吴楚文化、越文化得以兼容并包;就东西向而言，巴蜀文化、湖湘文化、中原文化、三秦文化及三晋文化等得以互相融合。‎ ‎　　大运河很大程度上消弭了区域地理环境和经济发展水平等的不同造成的文化差异，通过文学艺术的传播增进了交流。典型的例子就是“国粹”京剧的形成。乾隆年间，四大徽班进京，嘉庆、道光年间又同来自湖北的汉调艺人合作，逐渐接受昆曲、秦腔的部分剧目、曲调和表演方法，并吸收了一些民间曲调、北京土语，逐渐发展形成这一独特剧种。后来京剧的传播又远远超出了北京一城一地，在大运河沿线都有着广泛而深入的影响。‎ ‎　　大运河两岸人们的生活习俗、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也在交流和碰撞中相互影响，潜移默化地相互改变。康熙时期组织编纂《全唐诗》，沿运河两岸搜集资料，编好后走运河到杭州印刷，印好后再运回北京;沧州人纪晓岚前往福建汀州任主考官，他就把河北的风土人情、奇闻异事讲给闽人听。正是在这样的南北融合、东西交汇的过程中，大运河沿线乃至更广大范围内的全体中国人磨合出了相通的伦理道德和情感性格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