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文言文避讳现象研究 3页

高中文言文避讳现象研究吴伟伟南宋人岳珂在其著作《桎史》中记载了这么一件故事：承平时，国家与辽欢盟，文禁甚宽。辂客者往来，率以谈谑诗文相娱乐。元祐间，东坡实膺是选。辽使素闻其名，思以奇困之。其国旧有一对曰：“三光日月星。"凡以数言者，必犯其上一字，于是遍国中无能属者。首以请于坡，坡唯唯，谓其介曰：“我能而君不能，亦非所以全大国Z体，’四诗风雅颂'，天生对也，盍先以此复之？”介如言，方共叹愕，坡徐曰：“某亦有一对，曰：，四德元亨利”使睢吁，欲起辩，坡曰：“而谓我忘其一耶？谨悶而舌；两朝兄弟邦，卿为外臣，此固仁祖之庙讳也。F吏出不意，大骇服。（卷第二“东坡属对"条）辽使提出的上联，难就难在“数字"与其所限定的“事物（名词厂的搭配。按照语法分析，出句是个同位词组,“三光口月星"，换言之,即“（三）X'iA、B、C”，“口月星”是并列结构，可以写作“日月星”。对句也必须“结构相应”，构造同位词组“（非三N、0"（与X、A、B、C字面不同）。对此，苏东坡充分显示出了其敏捷的文思和过人的才识「讽^雅'“'颂''涵盖了《诗经》中各种不同类型的诗歌，而其中的“雅"又可分为“人雅''与“小雅"，故可以统称为“四诗覽至于“四德元亨利"，按照北宋理学家程颐解释《周易•乾卦》“乾，元亨利贞”的说法「阮亨利贞，谓Z四德。元者万物之始，亨者万物之长，利者万物之遂，贞者万物之成。”显然，苏东坡的下联在内容上是残缺的，有遗漏的，这正是辽使“睢吁，欲起辩”的原因。然而辽使最终恍过神来，“大骇服''，正是因为明白了苏东坡所运用的技巧——利用了宋仁宗的庙讳。宋仁宗，名赵祯。“祯"与“贞"属于嫌名，而这在宋代自然是要避讳的。庙讳，指皇帝本人及其父祖名字，在屮国的封建社会属于国讳，亦即举国臣民，甚至包括皇帝本人，都必须遵循的避讳，不能直接写岀或说出，而必须用其他字来代替。“避讳为中国特有之风俗，其俗起于周，成于秦，盛于唐宋，其历史垂二千年"，避讳现象在中国古代非常地普遍，所谓“入竟而问禁，入国而问俗，入门而问讳"，涉及到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避讳的方式也有很多，如空字、缺笔、改咅等等，而用的最多的，是改字法。这也出现在高屮文言文屮，今查“苏教版"与“人教版”高中语文教材，存在避讳现象的文句列举如下：1•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2.将有作，则思知止以安人。——以上魏徵《谏太宗十思疏》3.儿世儿年,標掠其人。4•秦爱纷奢，人亦念其家。5.使六国各爱其人，蜃阅跃芮儿皇骨尷窗挛莹翱瞰耍圮峯？\n——以上杜牧《阿房宫赋》6.以子之道，移之官理。7.我知种树而己，官理非吾业也。&吾问养树，得养人术。——以上柳宗元《种树郭橐驼传》以上8句按其避讳对象的不同，可分为两组。其中，第1、2、3、4、5、8句避唐太宗李世民讳,改“民"字为“人"字;第6、7句避唐高宗李治讳，改“治”字为理，字。两者的共同之处在于，均为避唐代帝王庙讳。历代避讳制度，宽严各异，并无定制，但其立法制诏却有着共同的参照，那就是传统儒家经典中的礼仪制度，其中最重要的，应该是《礼记》上的经文。《礼记》作为儒家“三礼"之一，在唐代列入“九经二到了宋代又列入“十三经"，对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产牛过深远的影响。其有关避讳的观点，收入《礼记•曲礼》的上下篇中，如《曲礼上》：“卒哭乃讳。礼不讳嫌名，二名不偏讳。^诗书不讳。临文不讳。庙中不讳。"（东汉郑玄注：“嫌名，谓音声相近，若禹与雨、丘与区也。偏，谓二名不一一讳也。孔子之母名峯攵在,，言在，不,称'徵'，言'徵'不称'在乂如《曲礼下》:“卒哭乃讳，生事毕而鬼事始已。既卒哭，宰夫执木铎以命于宫曰：’舍故而讳新。’自寝门至于库门。二名不偏讳。夫子之母名，徵在'，言，在,不称,徵,，言，徵,不称,在,。”唐代的避讳制度，自然也是借鉴和改进了Z前各朝代的避讳制度而形成的。相关的律令，在各种典籍屮有着明确的记载。对比三篇高中语文教材中的文言文，试分析如下：一、魏徵的《谏太宗十思疏》，写作于唐太宗贞观年间。其中的避讳之举，符合《唐律》的规定。如《唐律•职制律》云：诸上书若奏事，误犯宗庙讳者，杖八十；口误及余文书误犯者，笞五十。即为名字触犯者，徒三年。若嫌名及二名偏犯者，不坐。嫌名，谓若禹与雨、丘与区。二名，谓言征不言在，言在不言征之类。（疏议曰：普天率土，莫匪王臣。制字立名，辄犯宗庙讳者，合徒三年。若嫌名者，则礼云“禹与雨”，谓声嫌而字殊；“丘与区"，意嫌而理别。“及二名偏犯者"，谓复名而单犯并不坐，谓孔子母名徵在，孔子云“季孙之忧，不在颛臾二即不言徵；又云“杞不足徵"，即不言在。此色既多，故云“之类"。）因其属于臣子向帝王进谏的文书，所以需要避当朝帝王的名讳。但是《唐律》实际上是在唐高宗永徽年间，以《贞观律》为基础编纂修改而成的《永徽律》，所以对于唐太宗一朝并不完全适用，尤其“为名字触犯者”一条，我们可以找到的例子就有当时的大臣虞世南和李世勣名字中的“世”字，以及当时中央\n机构尚书省六部中的民部，其中“民”字并不避讳。而唐太宗自己对于这一点，也显得十分宽大，君臣相安无事。据《唐会要》卷二十三：武德九年六月，太宗居春宫总万几。下令曰：“依礼，二名不偏讳。尼父达圣，非无前旨。近代以来，曲为节制。两字兼避，废阙已多；率意而行，有违经诰。今其官号人名，及公私文籍，有-世'及，民’两字不连续者，并不须避。”所以当时所避讳的只是“世"“民"二字连用而已。而李世勣改名李勣，民部改称户部，则是唐高宗即位以后的事了。据《旧唐书?高宗纪》:贞观二十三年七刀丙午，改治书侍御史为御史中丞，诸州治中为司马，别驾为长史，治礼郎为奉礼郎，以避上名。上以贞观初不讳先帝二字，有司奏Fh“先帝二名，礼不偏讳，上既单名，臣子不合指斥。’‘上乃从之。二、柳宗元《种树郭橐驼传》，写作于唐德宗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文中对唐太宗与唐高宗庙讳均进行了改字避讳，改“民”字为“人”字，这在他日后的《捕蛇者说》当中也有体现，如“以俟夫观人风者得焉同寸，改“治“字为“理"字。《礼记•王制》云：“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大祖之庙而七。邙余太祖为不桃之祖外，大抵七世以内则讳之，七世以上则亲尽，迁其主于桃，而致新主于庙，其已桃者则不讳也。其时距离唐太宗为为六世，距离唐高宗为五世，故行文避讳。三、杜牧的《阿房宫赋》,写于唐敬宗宝历元年（公元825年）。依据是作者在《上知己文章启》文中所说:“宝历大起宫室，广声色，故作《阿房宫赋》。"文中有“儿世儿年，標掠其人"句，则“民"字已讳称“人”字，而“世"字似未避讳。按《唐会要》卷二十三：（唐高宗）显庆五年正月一日诏「'孔宣设教，正名为首。戴圣贻范，嫌名不讳。比见抄写古典,至于朕名，或缺其点画，或随便改换。恐六籍雅言，会意多爽；九流通义，指事全违。诚非立书之本。自今以后，缮写旧典文字，并宜使成，不须随义改易。”及《FI知录》卷二十三：《册府元龟》：“唐宪宗元和元年，礼仪使奏言：’谨按《礼记》S：既卒哭，宰夫执木铎以命于宫曰：舍故而讳新。此谓已迁之庙，则不讳也。今顺宗神主升衲礼毕，高宗、中宗神主上迁，请依礼不讳。‘制可。"文宗开成中，刻石经，凡高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