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言文也可以这样学 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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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2-08-27 发布

文言文也可以这样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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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言文也可以这样学评民国时的文言文教材——《开明文言读本》   这个周末,在旧书店淘到一本好书:《文言读本》(以下简称《读本》)。编者的名头很响:朱自清、叶圣陶、吕叔湘。上海教育出版社1980年的版本,九成品相,装帧朴实,摸在手里很舒服。文言文的选本,今人古人的我都有一些,放在床头翻翻已经足够,还愿意为之掏钱,并非买书癖发作的缘故。到80年代,编者之一的朱自清先生已经故去30多年,这个选本还挂着他的名字,自然会有民国的痕迹,其他两位编者,也是大师级的老学者。民国、老辈子的腕儿,足够让人动心了。  这是一本为中学生编写的文言文教材,底本是民国39年开明书店出版的《开明文言读本》。中国青年报社高级记者、总编辑业务助理张建伟就是《开明文言读本》的受益者之一,他说:“‘文革’砸烂‘封、资、修’,古文属‘封’,书店里不准卖,课堂上不准讲,我如今能有点文言知识,创作时能写点古人言语,皆拜这套《开明文言读本》所赐。”作家叶兆言更说:“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哪位中学语文教师,竟然未读过他(吕叔湘)的《开明文言读本•导言》?”孤陋如我,真是惭愧,庆幸自己没有省这几块钱。   书是繁体竖排的版式。目的是“为了使读者逐渐熟悉繁体字,以后读古书的时候不至于感觉困难”,好像为了给繁体竖排找个理由,前言里还特意说明“有了简体字以后排印的古书用繁体字的也很多”。到了今天——又过了近三十年——给小孩子看的书,繁体竖排的更是见不到了。   说到繁体,这本旧书里夹的一个小文物很有意思。这是一张1968年“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党员干部大会入场券”。原文就是这样,至于到底是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大会,还是中央举办的大会,谁也弄不清楚。抬头照例有最高指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底下是时间、地点以及“每卷一人,不准转让,列队入场”的提示,其中“们、论、马”三个字是繁体,其他是简体。还有个“场”字更有意思,露脸三次,次次不同,通行简体、繁体和第二批简体都出来了。从别扭的文法到混乱的字体,这张两指宽的小纸条清楚地告诉人们,它真是“文化革命”的绝好标本。   \n《开明文言读本》是当年开明书店汇集一些名家编印的系列国文教材中的一套,原计划出六本,实际只出三本,我买的就是这已出的三本缩编之后的本子。可惜我没有建国前的原本,不知道缩编了哪些课文。80年代初出这个缩编本,并不是后死者缅怀故人之举,而是因为建国三十年了,居然“还缺少性质相同的书可以代替”。我在网上找到一篇文章,对《开明文言读本》有这么一段评价:“惜先生(叶圣陶)受当时的大众语运动影响过深,未能由语言文字的自觉而进于文化的自觉。…….缺少了文化的自觉,即便是让文言文教育在白话文教育之外自成一系,也是难以为继的。这大概是开明读本终不为当局所取的原因之一吧。”(于述胜,刘继青:《课程改革应保持必要的文化张力》)这篇文章鼓吹“把中国文化经典以完整的文化表象、具有连续性和系统性地纳入现代课程,使之成为中国文化综合课程”,很有点意思,但它对《开明文言读本》的批评,我不能苟同。这里的当局,当指建国以后的政府,民国时代并没有统一教材的硬性要求,当时中学里很多高手教师都是自编讲义。我没有专门研究过语言学史,对大众语运动与语言教育的关系不甚了然,但因为读书和工作的缘故,官方的中学文言教材和教法时都亲密接触过,那些东西显然更谈不上什么文化的自觉,还是表面上吸纳一切,实际上隔离一切的抽象知识的堆砌,内在精神和文化价值日益贫瘠。粗略对比一下就明白了。   《读本》开篇是吕叔湘先生长达三万字的《导言》,用的就是底本的《导言》,分别谈了“文言的性质”“语音”“词汇”“语法”“虚字”五个方面的问题。这都是专业性很强的问题,但读来一点儿也不枯燥。比如他说文言和语体的分别,简单的标准是:“能用耳朵听得懂的是语体,非用眼睛看不能懂的是文言。”在解释为什么其他民族很少有类似我们的“文言”时,他没有用诸如“表音、表意文字”这样的术语,而是用大白话加举例子的方式来说明汉字本身的特点导致了“文言”的产生。接下来,编者详尽地把选文中涉及到的“词汇的今古异同”“语法知识”和“虚字及用法”用分条的方式列举出来,选文中所涉及的知识点,也一一对应地标上索引序号。这些做法说明编者心中时刻想着方便读者自学。虽然我们天天鼓吹学生自学,但这种细微的体贴,今天的教材还没有完全学到。   关于选文标准,前言里摘引了一段1948年的《编辑例言》,其中说到:“我们把纯文艺作品的百分比减低,大部分选文都是广义的实用文。我们不避‘割裂’的嫌疑,要在大部书里摘录许多篇章;我们情愿冒‘杂乱’的讥诮,要陈列许多不合古文家法义法的作品……我们为什么不能这么做?”这样有个性、充满自信的宣言,搁在三十年前叶、吕二先生新写的规规矩矩的前言里,已经有鹤立鸡群之感,但在六十年前,却是印在给中学生看的教材上。再看看今天的教材,总让想起那个叫焦挺的梁山好汉。   书中一共选了三十二篇文章,从体裁上有小品、佛经、笔记、序跋、小说、古风、近体律绝、家训、政论等等,作者则上至先秦,下至鲁迅、蔡元培,各代都有。我留心了一下,民国新学人所痛诋的“选学妖孽、桐城谬种”一派文章,无一入选。在后面一些篇幅里,编者还特意编排了一些白文,供学生断句和标点。点读白文,是古代语文教学的必备教学法,学文言,不学到自己大致“\n明句读”,是很难抓住其精髓的。现在的教材,已经放弃了这个传统,理由是现在出版的古籍都是已经标点了的,没这个必要让学生学这些。这几个编者,要么是大师级语言学家,要么是既有旧学根基、且在新文学上负有盛名的现代作家,他们的意见,也敌不过这个简单的理由。   每篇课文后面有作者及篇题、音义、古今语、虚字、语法、讨论与练习等内容。现在的教材也有这些内容,尤其是语法和虚字篇幅极多,中学六年,本本如此。中学里的文言文教学中,每个单元都会专门安排虚词、语法、今古词义的课程,到了高三,这些内容更是编成专题反复复习和训练,每次上这样的课,大家都昏昏欲睡,很多人在高中就因为这样的学习败坏了阅读文言的胃口。《读本》却是这样安排的:“从第一课到十五课,这六个项目全有,从十六课起减去三、四两项,希望读者自己去辨别古今语的异同,认清虚字的用法,从辨认中达到熟悉。从二十六课起又减去语法和练习,只留作者及篇题、音义和讨论。”编者以让学习者能够自己理解文章为最终追求,逐渐将“硬知识”一步一步推往幕后,最后编印白文,以训练学生点读收篇。孰高孰低,教过书的都能明白。   更让我感兴趣的是课后的讨论。里面除了很多“炼字”的提问,诸如某某词或者某某表达有如何效果等,更穿插了很多直接与文法相关的介绍,有很多有意思的见解。直接抄两个例子:   评鲁迅的《痴华鬘题记》:鲁迅的文言另有一种风格,和一般“古文”大异其趣,他糅合汉魏文的整齐和笔记文的朴素,而又很能调和。在这一篇里随便举两三例:第一段“然卷帙繁重,不易得之”不作“不易得也”,第三段“尝称百喻,而实缺二”不作“而实缺其二”;第四段“今则已无阿迦陀药,更何得有药理?”不用“乎”或“哉”——这些地方都可以见出他跟所谓古文家取径不同。   评林嗣环《口技》:作者是清初人,多少继承了晚明的作风,那个时代的作家竭力摆脱唐宋“古文家”的束缚,尽管在词汇方面守着文言的范围,在文法章法上却不愿意拘束,口语的、佛经的、时文(八股文)的特色都会被他们改头换面的运用进去。到了桐城派起来,又就重新钻进“古文家”的樊笼里去了。   \n短短的百来字生动的评论,信息含量很大,汉魏文如何整齐?笔记文如何朴素?什么是晚明作风?口语的、佛经的、时文的特色又是什么?古文家的古文的特点在哪里?学生如果疏通了课文的基本词句,必然会对这些点评产生好奇,一来会去回味点评里提点的这些韵味,二来会想进一步想了解与之相关的文法文风有什么样的面貌。这种解读,其实承继了古代文法批评的传统,追求在考镜源流中意会其神韵。知识与理解融汇一体,学生学到的不是那些割裂的知识(如我们的教材和考纲中所单列的那些文学常识),也不是个别的篇章,而是建立在文史涵养基础之上对文言文各种体裁和风格的审美体会。这样的点评,非大家不能为之。   我不知道这本书后来有没有再重印,网上售卖的版本都是我手头这个本子。三十年前,叶、吕二先生淡淡地说:“《开明文言读本》的编者还有朱自清先生,现在改编问世,他已经看不见了。”到今天,这两位先生也已经作古,而绝大部分希望学一点文言的人,连改编本也很难看见了,注水的古籍白话本和胡乱解读经典的书却到处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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