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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疫情社会危机及应对路径 摘要：疫情一直伴随着人类社会，且会衍生社会危机，古代 社会的重大疫情更是易于形成严峻的社会危机。古代社会的疫情 往往会产生巨大的破坏力，发生的频率高、持续时间长，多发生 在人口密集、社会经济繁荣的地区，直接造成大量的人口减少。 古代疫情这一自然特性与当时社会状况结合，非常易于引发社会 危机，如物资与医疗资源配置、社会生产基础、社会心理等层面 的紧张与危机，甚至导致社会分裂甚至社会动荡。古代国家政权 在应对疫情及相关社会危机时的政策核心包括三个层面：有效防 控疫情；维护社会稳定、消弭社会风险；掌握疫情防控的主导权、 维护政权根基。古代国家政权应对疫情、社会危机的一般路径， 是由疫情的自然、社会属性决定的，而导致应对能力、成效等重 大差异的，是国家政权本身的活力。 关键词：古代疫情；社会危机；危机治理 一、文献综述及问题的提出 疫情是非传统安全中一个古老的议题，这一议题在不同时期、 不同地区受到的重视不同，但从未远离“人的安全”“人类安全” 的范畴，且这一威胁每次都以突如其来的方式袭击人类。古代与 当代，都非常重视疫情问题。（一）非传统安全视野中的疫情是 一个综合安全概念。安全，在一定意义上指免除了不可接受的损 害风险的状态。2014 年中国提出的“总体国家安全”强调安全 的综合性并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1]2020 年 2 月中国又突出 强调生物安全。安全问题是国际社会绕不开的议题。现实主义国 家安全观强调政治安全，与国土安全或是军事实力没有直接关系 的非传统安全问题被认为是从属于军事安全问题的。[2]自由主义 国家安全观认为，在资源、环境、人口等方面产生的安全问题已 经与国土安全、军事威胁等传统意义上的国家安全问题同等重要。 [3]建构主义则注重从“人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结构”[4]来分析 安全议题。二十世纪下半叶出现的“非传统安全”概念，随着时 代发展而不断被丰富。中国学者强调非传统安全的“非战争”“非 军事”“非国家中心”等特点，[5]突出与“人”相关的现实问题， [6]认为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在安全范畴内需要统一、综合[7]。 传染病疫情完全有可能导致一个国家陷入极其严峻的风险状态。 当疫情作为非传统安全问题进入安全问题领域，就意味着人类对 安全问题的认识无论在广度还是深度上都得到了重大拓展。截止 2020 年 2 月 13 日，在中国知网收录的文献中，以“国家安全” 和“传染病”为关键词进行搜索，有关中外文献仅有 7 篇，而以 “国家安全”和“传染病”作为主题进行搜索，有关中外文献仅 有 54 篇。但正如国外一些学者所认为的那样，国际关系理论需 要参与到卫生议题中。[8]疫情与国家安全关系的一系列议题受到 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如明末鼠疫与明帝国灭亡之间的关系，[9] 查士丁尼瘟疫对国家军事安全的打击等。疫情涉及的安全问题领 域包括社会秩序、社会认知、公众健康等，[10]疫情引发的生物 安全及其影响体现在经济安全、人口安全、国防安全和政府安全 等领域[11]。从安全化角度审视传染病等疫情问题成为国际社会 的普遍认识。国家需要从安全化理论的角度探讨公共卫生机制问 题。[12]安全化，就是把此前不属于安全领域的议题引入安全领 域，或者从安全视角审视此前非安全领域的一些议题，如将教育 议题纳入安全问题之中或从国家安全视角重新审视教育等各种 重大问题，还如美国将中美经贸、文化等一切关系安全化并以此 来制定对华战略等。（二）古代文献对疫情与安全的多视角认识。 古代世界对疫情现象及一般规律有了一些认识。《周礼》提到有 专门的医官，其责任包括处理“四时皆有疠疾”；《春秋》记载公 元前 674 年“齐大灾”，《公羊传》解释此大灾即重大疫情。古代 的人们很早就认识到疫情的威胁及某些自然规律，如一些反常的 季节现象与疫情的关系：“孟春行秋令，则民大疫。”“季春行夏 令，则民多疾疫。”“果实早成，民殃于疫。”[13]古代的人们认识 到，疫情是对人类社会的沉重摧残。公元 541 年西亚地区的一场 疫情中，民众像“葡萄一样被无情地搾干、碾碎，收获的季节居 然没有人收获谷物，城市的街道上也看不到人影，在叙利亚和巴 勒斯坦的一些村镇的居民甚至死绝”。[14]文艺复兴时期的一场疫 情导致田园荒芜、无人耕耘，酒窖洞开、无人问津，奶牛像是无 主似的在大街上闲逛，当地十室九空。[15]古代的人们也认识到 疫情的普遍性及其防护的重要性。疫情在中国古代史料中出现的 频率很高，疠、时疫、瘟疫等都是表达重大疫情的词语。人类历 史上多次惨遭疫情的大面积蔓延、肆虐，古代西方的“黑死病” 在十四世纪四五十年代的肆虐波及整个西欧。因而，疫情在古代 社会就已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16]《千金要方》中就很重 视对水源和居住环境、个人卫生方面的防疫防护。古代西方认识 到“来自瘟疫地区的病人或者死尸、甚至是没有生病者，都可能 引发瘟疫”[17]。只有研究疫情与生物安全、国家安全的联系， 以战略视角梳理疫情与非传统安全的关系，才能够有效防范在安 全领域中形成负面的“蝴蝶效应”。一直与人类历史相伴、不时 地猖獗泛起的疫情警示着人类：生物安全在国家安全中一直是重 要的组成部分。每个国家都需要从“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 全面提高国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18]这不仅是 2020 年全球重 大疫情所引发的思考，而且是人类医学通过长期探索认识到“同 人类争夺地球的统治权的唯一竞争者就是病毒”，[19]也是古代疫 情引发的多重危机给予人类的历史反思。无论是现实的疫情还是 历史上的疫情，不仅会推动人类探索新的医疗技术，而且会推动 国家、政府在社会领域更好地防范、应对疫情，更好地维护国家 与人类的生物安全，不断追求“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 乱”[20]这一“人的安全”“人类安全”的美好理想。人类历史上 多次惨遭病疫，造成大量人员死亡，甚至影响到朝代更替。古代 疫病多发，但也相应地酝酿出了许多有效应对措施，其中部分措 施特别是社会危机方面的应对举措，至今实用并能够启迪现代社 会如何更好地维护生物安全。 二、古代疫情的直接冲击与破坏 人类历史上发生过一些非常严重的疫情，如公元 165 年发生 的安东尼大瘟疫、公元 541 年发生的查士丁尼大瘟疫以及 1346 年发生的黑死病。[21]这些疫情在古代社会显示了对人类安全的 剧烈冲击力与破坏力。（一）扩散的地域广且主要在人口密集、 社会交往频繁的地区。古代疫情主要发生在人口密集地区。这些 地区的人口基数大、流动性强，疫情易于传播。疫情发生的这一 特点，在古代社会与当代社会都很突出。首先，城市是疫情的重 灾区。作为国家（政权）的经济、文化中心，都城及其附近人口 基数大，故瘟疫多发生在都城附近。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料中， 关于“都城”“都下”“都邑”发生瘟疫及其具体情况的记载较多。 魏晋南北朝、唐朝、宋朝、明朝，其都城及附近都发生过严重的 疫情。[22]中世纪的大瘟疫也突出地发生在大城市，许多大城市 人口死亡超过半数以上。[23]其次，古代经济发达、人口密集地 区是疫情发生的主要地区。如两汉时期的黄河流域，唐宋时期的 江浙及淮南地区，明清时期的湖广地区、江西、山东、陕西等地， 都是疫情发生的重灾区。这些地区正是人口密集、社会交流密切 的地区。中世纪欧洲的疫情也主要发生人口密集、经济社会交往 繁荣的地区。（二）疫情持续时间长、多有反复且发生频率高。 由于医疗手段、社会与政府的管控能力、地区间合作等方面的限 制，古代社会的疫情往往会持续很长时间。如查士丁尼大瘟疫持 续半个世纪；明末一次大规模鼠疫持续 11 年，直至明朝灭亡。 古代社会的疫情多有反复且发生频率高。如“中世纪大瘟疫”从 14 世纪中叶起反复发作，持续了近 300 年，在 15 世纪约每隔 10 年左右就会复发。[24]希腊城邦时期的雅典大瘟疫持续了两年， 且时隔不久又爆发了一次。两汉时期平均每 11.18 年就会爆发一 次瘟疫[25]；唐朝诗歌对疫情的描述贯穿于唐朝 289 年的历史[26]； 明朝平均 1.77 年流行一次瘟疫[27]。所有这些都突出地显示了古 代疫情反复发作、长期持续的特点。（三）导致大量人员死亡。 “疫，民皆疫也”[28]，“皆疫”二字表明古代疫情的传染性和死 亡率是极高的。如 468 年 10 月，中国北方豫州地区发生的一次 疫情导致 14.5 万人死亡。[29]1444 年冬季发生在绍兴、宁波、台 州的疫情在一个冬季就导致 3 万多人死亡。[30]查士丁尼大瘟疫 波及地中海周边诸多区域地区，高发时段每天死亡万人以上。[31] 君士坦丁堡城中的尸体堆积街头，幸存者甚少，以致掩埋死者都 甚艰难[32]。十四世纪中叶英国伦敦的一次鼠疫导致 1/3 的人口 死亡。[33] 三、古代社会对疫情管控的主要措施 （一）预防发生与防护控制相结合及应急报告制度。古代有 “治未病”的控防结合理念，我国战国时期和西方古罗马时期都 将疏通城市水道视为预防疫情的重要举措。我国殷商时期曾用刑 罚惩处向街道乱倒垃圾之人[34]；宋代认识到“疫之所兴，或沟 渠不泄，畜其秽恶，熏蒸而成者”，[35]并在城市中设有专人来收 取、清理日常生活垃圾和粪便；清代晚期出现了海港检验检疫制 度。当然，总的来说，古代社会的疫情预防能力非常薄弱，疫情 发生之初的警示、防护等举措便成为防范疫情扩散的第一道屏障， 并逐步演变成为重要的制度。在我国秦汉时期就已出现疫情报告 及相关责任追究制度，要求在疫情早期就实施隔离。[36]明洪武 年间发布过关于灾情奏报的规定：灾伤去处、有司不奏…有司极 刑不饶[37]。此后，这一制度被不断完善、强化，要求对疫情受 灾“顷亩分数”等“明确具奏，毋得先行泛报”、及时奏报。[38] 疫病发生之初的及时报告制度，有利于国家政府及时有效地展开 防控行动，增强应对措施的及时性、有效性，因而成为一项基本 制度。（二）疫情期间的医疗防护举措。我国古代有制度规定， 疫情期间政府的医疗机构应当向民众开放。宋代官方医疗机构中 的一些部门（如翰林医官院、惠民和剂局等）就有在疫情期间为 民间提供医药资源的职能[39]。明朝建立之初，政府设有地方医 疗机构———惠民药局，府、州县设有专业医疗人员，在疫情等 灾情中面向普通民众特别是“贫病者”“给之医药”[40]。中央政 府向疫情严重地区遣医送药，也是一项普遍性政策。隋唐时期就 有类似制度，如唐太宗时期，政府在疫情发生后会非常及时地向 灾区遣派医护人员。[41]到了宋代，这一制度更加规范化、固定 化。[42]1642 年（明末），中国出现了第一部系统研究瘟疫的著 作《瘟疫论》。作者吴有性（字又可）是一位富有社会责任心的 医生，他经常深入疫情流行地区，一方面救治民众、一方面研究 疫情传染病。《温疫论》在病理分析上有重大突破，它将疫情中 的病情与其他热性病进行区别，重视机体抗病功能，并认识到空 气接触、口鼻传染等传染途径，首次将疫情传染的病因与外科感 染疫病视为同一范畴。正是由于《瘟疫论》在病理认识上的突破， 催生了不少治疗传染病的新方法。此外，东汉时期的《伤寒杂病 论》、明代的《痘诊心得》中也有关于疫情防治的专门论述。（三） 有组织的隔离及制度。由于疫情传染的特性，隔离处置成为一个 关键性环节、基本手段，古代社会世界各地都重视这一举措。在 中国，这一举措经历了从观念到制度的过程。先秦时期就认识到 身患疾病就不能与人交往，以防止传染他人。[43]秦代法令中有 对传染病患者（包括罪犯）实施隔离的规定。[44]西汉时期，如 “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45]隔离安置措施逐步制度 化、完备化。到了清代，相关规定被进一步具体化，要求隔离者 远离京城 20 里路以外[46]。古代疫情期间，多安排专人收集、掩 埋尸体，以隔绝疫情传播，这既是防范疫情的需要，也是让死者 “毋使暴露”[47]。宋代的“漏泽园”是政府出资专门为疾病或 者贫穷者设立的公共墓地，当疫情发生时，漏泽园便成为疫情尸 体的掩埋地，此举能够有效防范尸体传播疫情。中世纪大瘟疫时， 英国对葬礼时间及疫情家庭隔离等都有较为明确的规定[48]，对 疫情严重地区（如东部郊区）也实行区域性强制隔离[49]，规定 疫区的人不能远离疫区[50]。《十日谈》中的十位青年男女就是因 佛罗伦萨流行瘟疫而进行了自我隔离。 四、古代疫情衍生的社会危机 疫情的发生及其扩散，会对社会、国家（政权）形成全面挑 战，会在医疗水平、社会秩序、国家治理等层面充分暴露各种问 题与紧张关系。事实上，每一次重大疫情都是对社会关系的严峻 挑战。（一）冲击医疗资源、物资等管控能力。古代社会的医疗 资源，与现代社会相比是非常紧张的。资源越是有限，其社会组 织能力越是易于产生、暴露流弊。在我国古代，每当疫情发生时， 皇权与权贵往往将有限的医疗资源优先用于统治阶层，其出发点 是保证皇权的核心力量、保持政府的运作。虽然这对于稳定政权 秩序来说是必要的，但因用于民众的医疗资源太少，政权的社会 基础会被严重削弱。显然，面对疫情，古代社会有限的医疗资源 在组织化有序分配中是很难平衡的。食物（有时还包括衣物）资 源，在疫情中与医疗资源是同等紧迫、重要的资源。疫情一旦持 续时间较长，古代社会中的食物供给就可能崩溃，这在古代疫情 中是常见的。政权防控疫情的一个要务或说所面临的最严峻挑战， 就是管控好食物资源。古代疫情中，政权的有效运转也会遇到重 大挑战，如“朝臣家有时疾，染易三人以上者，身虽无病，百日 不得入宫”，以至于“王者宫省空矣”[51]。而更严重的是，政权 的腐败以及政权最薄弱的环节，往往会在疫情中加倍地暴露。（二） 疫情与其他灾害并发全面引发社会危机。中国历史上大规模的瘟 疫发生往往与自然灾害相关联。“大灾之后，必有大疫。”[52]如 公元 291 年 7 月，秦、雍二州旱灾之后产生了疫情[53]；公元 330 年，“夏五月，旱，饥且疫”[54]。在自然灾害与疫情形成的灾害 链中，农业恢复往往很迟缓，人口大批减少，疫情后民众在体质、 心理方面也比较脆弱。“民必疾疫，又随以丧。”[55]疫情往往会 导致“民物大溃，上减和气，嘉禾不植”[56]，使大量人口死亡、 农业衰退、社会危机风险急剧上升。不论是古代社会还是医疗设 备较为完善的当今社会，大型的瘟疫或者传染病都会给一国经济 造成重大负面影响，隔离、经济运转的停滞等都会造成直接的经 济损失。如拜占庭六世纪的大瘟疫就曾造成大量人口死亡、基础 设施被破坏，直接经济损失达 3500 万金索利迪。灾害相连，会 对社会秩序形成巨大冲击。（三）社会心理与社会认同危机。唐 朝诗歌中有“疠疫忽潜遘，十家无一瘳”的疫病灾情描写。疫情 直接关乎生死，直接冲击心理安全，民众很容易陷入极度恐慌之 中，如“大疫，二兄俱亡，次兄毗复殆，疠气方炽，父母诸弟皆 出次于外”[57]。再加之疫情隔离、争夺有限资源等方面的压力 等，人们会感到绝望甚至崩溃、会感到“没有人能够逃避疾病的 侵染”[58]。因此，人们在疫情中会疯狂地“四处寻找上帝的惩 罚”[59]，如犹太人在中世纪的疫情中常常被谣言中伤，成为被 迫害及虐杀的对象。宋代江南经常发生严重疫情，民众在疫情中 往往向鬼神“求助”，甚至不信医疗而信鬼神，进而影响疫情的 有效应对，使得政府不得不专门出台禁止巫蛊之术的政策。[60] 疫情中的人们安全感非常脆弱，很容易被宗教安抚吸引，甚至正 常社会秩序也因此而会受到影响。（四）社会动荡与政治危机。 疫情持续过程中可能会引发严峻的社会动荡甚至政治危机，如思 想与认同危机、流民对社会秩序的冲击等。疫情等灾害在古代社 会给普通民众带来的灾难,有时远甚于阶级、阶层的对立与剥削。 而疫情等自然灾害与阶级对立（剥削）会相辅而行、互为作用， 将疫情灾害扩大化。[61]疫情及其防控进程中可能会出现重大的 思想冲击波。如黑死病疫情造成的巨大灾难曾动摇了民众对宗教 救赎的信仰，助长了人文主义思想、文艺复兴的兴起，助长了思 想解放———人们寻求对苦难的新的解读。在我国疫情中也往往 会出现宗教观念、意识的强化，这对世俗政权构成了挑战。疫情 中往往会产生大量的流民，而这一特殊社会群体的产生及长期存 在会成为社会安全甚至是政权安全的重大难题。[62]如疫情的蔓 延、持续曾是英国 16—17 世纪流民产生的重要原因。[63]流民是 一种失范现象及行为[64]，因为脱离社会整合、脱离原有的社会 角色，成为游离于社会管控（如法定的户籍管理）之外的群体， 使得流民群体中弥漫着排斥情绪的隔离型、消极心态[65]。大批 流民的长期存在为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社会动乱准备了条件。[66] 虽然流民社会危机直接演化为较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并不是一种 必然现象，但流民的存在会成为社会危机的“助燃剂”。疫情会 影响国家的军事实力特别是军队战斗力，如战争的国内经济基础、 [67]兵员与供给、士气等。[68]如英法百年战争就因疫情而被迫 暂停。战乱持续、朝代更替的东汉末年、明末清初，也正是中国 历史上疫情最为严重的两个时期。由此可见，古代疫情与国家政 权安全之间有着直接关联。 五、古代应对社会危机的举措 每当疫情来临时，古代政权（国家）会面临医疗与物质资源 不足、社会与政治资源衰减、社会治理能力脆弱等挑战。为了应 对这些挑战，古代国家政权以民生为基础、以政府为主导、以社 会稳定、政权稳固为目标，通过化解、遏制社会危机来维护政权 安全，其核心是推行“仁政”以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一）开 仓赈济灾民，维持民众的基本生存需求。除医疗救助外，为灾民 提供基本的食物保障也是疫情中一项最基本的政权（国家）行为。 我国隋唐时期就已形成疫情中开仓赈济的固定制度；金朝疫情期 间的“粥厂”在时间与空间场所上都被固定化，这奠定了后世的 “粥厂”赈济制度；[69]宋代在疫情期间的赈济，既有政府开仓 行为，也有得到政府支持的地方“义仓”；明朝的“粥厂”赈济 制度在管理方面更为严格，且扩大了救济范围，救济对象既包括 疫情灾民也包括贫困疾苦者。[70]古代社会疫情中的食物救济是 稳定社会秩序的重要举措。“军数征行，或遇疫气，吏士死亡不 归，家室怨旷，百姓流离，而仁者岂乐之哉？不得已也。其令死 者家无基业不能自存者，县官勿绝廪，长吏存恤抚循，以称吾意。” [71]统治者从“仁政”思维出发，通过“勿绝廪”保持食物的基 本救济、通过“存恤抚循”以达到“称吾意”的社会秩序。公元 275 年，西晋都城洛阳发生重大疫情，城中民众死者过半，政府 便在救济措施中增加了向疫区地方“赐丝”的内容。疫情中保障 人民基本生活的温饱供应，是稳定社会环境的要求，[72]可以快 速安抚疫区民众的恐慌情绪。（二）减税免赋、促进经济恢复， 维护民生基础。赋税沉重是古代农民抛弃土地的突出原因，[73] 而一旦农民离开土地，古代中国的农本经济结构就会瓦解。因此， 减免赋税是古代中国疫情后促进经济恢复、稳定社会的一个基本 举措。疫情会导致社会劳动力严重衰败，正常状态下的赋税政策 及标准远远超出民众的承受范围。中国古代普遍采取这一举措。 如汉宣帝曾在一次重大疫情后诏令“其令郡国被灾甚者，毋出今 年租赋”[74]。公元前 48 年，“关东大水，郡国十一饥，疫尤甚”， 汉元帝诏令“江海陂湖园池属少府者以假贫民”[75]，将减免赋 税扩大到增加农民的一些耕作权。明太祖曾提出一个基本原则： “凡四方水旱辄免税。”[76]清代在疫情中减免赋税的力度有所加 大，如 1667 年甘肃发生大范围的疫情时，康熙皇帝将“田赋丁 银并免”[77]。减免租税的方法，古代西方社会在疫情处置中也 会采用。伦敦大瘟疫时国王就曾下令减免赋税。[78]减免赋税关 乎民生，也关乎政权的经济基础，因此成为古代社会在疫情后恢 复社会秩序、社会发展的一种基本举措。（三）安置民众，恢复 社会安全感与社会秩序。疫情中的救济是临时性的，疫情之后要 迅速恢复被疫情扰乱的社会秩序，推动营造和谐宽松而又有凝聚 力、充满社会活力与创造力的社会关系与氛围。疫情后的社会秩 序恢复需要解决一些核心议题，这些议题多与“人”有关。首先 是安置疫情中流离失所、丧失家庭的老弱病残、妇女儿童。如中 世纪英国，就曾由政府出面为疫情中流离失所的大量儿童寻找监 护人。赤壁之战曾伴随着一场重大疫情，疫情后曹操特别重视老 年人、妇女、儿童的安置工作，注重为他们提供生活保障。[79] 其次是增加劳动力。重大疫情后增加劳动力是古代社会的一个突 出议题。其基本举措包括：一是增加人口。古代社会十分重视人 口增长，而疫情后会更加积极鼓励生育。二是大赦。被赦免、减 轻刑罚的人能够迅速转化为劳动力。三是放松对人员流动的管控， 包括放松对地主豪强收容“奴婢”“仆从”、扩张势力的管控，其 核心是增加人口自主谋生的机会，保存劳动力。四是国家（政权） 在疫情中也会停止一些大型工程，将劳动力集中在农田。再次是 安置流民。对疫情中产生的流民进行妥善安置，既是增加社会劳 动力的需要，也是化解社会、政治风险的需要。无论是就地安置、 回乡安置、迁移第三地安置，都能够增加社会劳动力，也能够强 化对人口的管控。[80]英国曾在对流民的管控中采取了极刑，在 “英王亨利八世就曾下令绞死了七万二千人，”[81]其目的是将劳 动力固定在某一地区、某一领域。（四）通过强化管控力度凸显 政权的主导力及形象。面对疫情中的社会危机，古代国家政权一 方面积极、有效控制社会资源、社会力量，一方面对相关资源进 行“合理化”分配，以凸显政权的主导性、主导能力、主导形象。 其核心目的是消弭不利于政权的社会因素，强化政权的治理能力， 增强政权的社会基础。1.政府的医疗应对及在医疗发展中的主导 作用在疫情的医疗救治中，皇权会特别重视统治阶层，但也会较 为积极地救治贫民，包括边疆地区民众、囚徒等。这一做法体现 了民本思想，也能够增强政府的社会基础、全民政府的社会形象。 政权（国家）对医疗资源有力管控的积极意义在于能够迅疾动员 有效资源以应对疫情。古代中国的政权牢牢控制着医学研究与医 疗资源，在疫情中统一协调全国的医疗资源包括统筹安排医疗机 构实施救治；疫情过后，或者王朝兴替时，政府往往会强化医学 经验的总结。如北宋时政府支持刊印《四时摄生论》《集验方》 等医学书籍并面向民众发布，这对疫情预防和处置的积极影响不 言而喻。培养医学人才、储备大量的疫情防控专业力量，是古代 政权的一项基本政策。古代中国的医学人才大多为政权所控制。 “乡立巫医，具百药以备疾灾。”[82]南朝宋政权开始创办官办医 科学校、北魏也设立了国家性质的医学机构[83]。中世纪黑死病 疫情中，政府推动的城市公共卫生“第一次卫生革命”在人类文 明史中作出了重要贡献。此外，药品及其发展在中国古代也受政 权（国家）的管制。2.引导、管控社会力量参与疫情救助，并避 免社会力量膨胀失控在疫情等灾害防控中发挥巨大作用的义仓， 源自于公元 585 年隋朝时期，自创设之日起，义仓就必须接受官 府领导，“委社司，执帐检校”[84]。之后历代义仓制度都遵循接 受官府领导的基本原则。清代各州、县义仓有统一的规定。[85] 这一原则，意在强化政府主导，避免形成游离于政府之外的重大 社会力量。疫情期间，宗教组织与力量会比较积极地投入疫情防 控，包括医疗救护、隔离及掩埋、增强民众战胜疫情的信心、心 理安抚等。[86]宗教组织与力量在疫情救治的同时也会有效吸引 民众的信任，一些具有野心的宗教力量可能会趁机兴起、谋取重 大政治目标，中国历史上一些起义、暴乱就采取了这种方式。中 世纪疫情中基督教教士将行医与传教结合起来，其势力强大后， 罗马皇帝不得不对其采取怀柔政策。[87]古代中国政权在引导、 管控宗教力量参与疫情救治、防控的政策一般包括：一是禁绝将 医疗活动神秘化、巫术化。如宋代就严厉禁止巫医活动[88]。之 所以如此，就在于巫医会与政权争夺民众，且巫医活动本身也会 引发很多社会问题。二是有序引导宗教力量参与疫情救助，并将 其活动置于政府的领导之下，一般以政府、皇权的名义赋予寺院 相关活动以合法性并加以节制。三是在疫情中、疫情后主导“祈 天”活动，强化皇权的“天意”及合法化。“昨者郡家……为之 举行祈禳之典，民间感激……真仁侯也。”[89]古代皇权通过疫情 的斋戒祈祷，将民间舆论走向掌握在手中，还通过“罪己诏”上 达天听、下达民心[90]。3.以法令权威强化治理疫情发生后，古 代中国政权往往以诏令的形式将各项政策法律化，诏令成为古代 中国疫情防控的重要法律手段。诏令能够体现政权的最高权威性， 最大程度地保障疫情防控中各项举措的推进、特别是紧急状态下 应急举措的落实，虽在实际中有临时性、针对性、具体性的特点， 但应急处置能力比较强。诏令还会将一些政策制度化，如在疫灾 的及时上报、层层上报制度中，规定各级官员需要承担明确的责 任，并设有较为明确的问责条例和相关督察机制。中国古代以法 律形式规范抗击、防控疫病的历史也很久。如《睡虎地秦墓竹简 •法律答问》中有关于传染性疾病预防、疫情报告等规定；据《韩 非子•内储说上》记载，殷商时期曾对向街道倾倒垃圾者施以刑 罚，以免造成疫情传播。在古代中国综合性的法律中，零散地有 一些关于疫情防控的内容。16 世纪英国鼠疫时，政府颁布法令， 规定“没有特许不得放任何…出境，如有违者，立即逮捕，所有 财物一律充公”，[91]以实施严格的疫情隔离措施。这一法令与规 范劳动力不得随意流动、保障劳动力资源的《劳工法令》相结合， [92]旨在维护社会稳定。后来英国的《政令大全》逐步完善，成 为防疫减灾的重要法律基础。[93]六、结语：一般共性中何以产 生差异古代世界疫情衍生的社会危机及路径，古代世界国家政权 的应对重点（环节），都具有一般共性。但是，古代世界的疫情 在不同时段、不同地域导致了差异巨大的后果。如东汉末年、明 朝末年的疫情，都导致了社会秩序的崩溃、国家政权的覆灭；但 其随后出现的局面大有不同，东汉末年出现了长期战乱，而明朝 之后很快出现了统一的王朝。唐朝在太宗、武则天时期都出现过 疫情，明朝初年也有重大疫情，但其对社会的冲击远没有东汉末 年、明朝末年那么严重。明朝末年的疫情及社会危机导致了朝代 更替。英国 16—17 世纪的疫情及社会危机推动了时代变化，而 14 世纪欧洲的疫情则成为文艺复兴的一个推动因素。古代疫情 管控的一般路径中，差异（包括行为、结果）何以形成？其关键 因素是国家政权的活力。面对疫情及社会危机的挑战，由国家政 权活力差异所决定的应对能力差异，会导致疫情的走势及其结局 的巨大差异。历史，不会只发生在过去、不会只发生在他人（者）， [94]疫情是人类历史的一部分，并深刻反映了时代特征、反映了 不同地区不同政权应对疫情及社会危机的能力特征。疫情过后人 类终将实现新的进步，[95]但疫情冲击、挑战着人类的文明，不 仅有疫情中的道德考验[96]以及人情冷漠、社会失范的考验，[97] 更有国家、国际社会、人类整体的应对疫情、推进文明进步能力 的考验。如果人类文明的进步仅仅能够诱发疫情,[98]而非更好地 防范、防控、处置疫情，人类就只能在灾难中打转转。中国古代 在疫情等危机处置中特别强调“控制主体的贤能”[99]，因为这 是国家政权活力的一个核心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