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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4-16 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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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新冠肺炎疫情逆全球化成因剖析
摘要:经济全球化的理论基础———比较优势理论的隐含假
设与当今经济运行现实的脱节、WTO 未能发挥维护全球多边经
贸秩序的作用是“逆全球化”愈演愈烈的重要原因,而本次疫情
恶化了全球产业链合作,加速了全球经济体系中脆弱环节的瓦解,
重创正在退潮的全球化。作为经济全球化最大受益国之一,中国
应在协作全球抗疫、增进理解互信的基础上,提出中国智慧,贡
献中国力量,弥合分歧,确保全球产业链的稳定,推动 WTO 改
革,支持多边贸易体制发展,实现效率与公平并重,推动经济全
球化朝着公平、互利、共赢、普惠的方向发展。
关键词:逆全球化;比较优势理论;多边贸易体制;全球产
业链
“逆全球化”是指与经济全球化相背、国际合作和相互依赖
逐渐消减的全球性发展趋势[1]。在 2008 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之后,
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有明显抬头并呈愈演愈烈之势[2]。伴随 2016
年美国总统选举和英国“脱欧公投”,全球民粹政治力量崛起,
全球化共识遭受破坏,“逆全球化”云谲波诡。受新冠肺炎疫情
影响,世界各国普遍都在收紧防控措施,“逆全球化”更是甚嚣
尘上。究其原因,有学者认为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全球化,在给跨
国公司带来巨额财富的同时,并没有惠及普通百姓,反而降低了西
方国家的社会治理能力,进而加剧了西方国家的社会矛盾[3]。有
的学者将“逆全球化”的成因归结为资本主义内在危机的全球蔓
延。也有学者将“逆全球化”问题的成因概括为国家治理危机、
个别大国的霸权任性与责任缺失、国家间发展的不平衡加深、自
由主义国际秩序陷入危机、世界经济长期低迷、技术进步迟缓、
收入不平等加剧、全球经济增长缺乏包容性等[4]。自由贸易是经
济全球化发展过程中最核心、最本质的内在要求。一定程度上可
以说,自由贸易是经济全球化的同义语,否定了自由贸易也就否
定了经济全球化[5]。因此,笔者认为,经济全球化的理论基础—
——比较优势理论隐含的假设与当今经济运行现实的脱节、世界
贸易组织(WTO)未能发挥维护全球多边贸易秩序以促进自由贸
易发展,是导致“逆全球化”愈演愈烈的重要原因,而疫情加剧
了这一进程。
一、比较优势理论隐含假设与现实脱节
经济全球化的前提是国际贸易,国际贸易的基础是国际分工,
正如马克思所说:“分工是构成一切商品生产的一般基础[6]。”根
据比较优势理论,各国资源禀赋优势不同,决定了通过国际贸易
和全球产业的分工协作,各国出口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具
有比较劣势的产品,会大幅降低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比较优势
理论是国际贸易的理论基石,但比较优势理论隐含的假设与当前
工业化大生产和国际贸易的现实相脱节,是导致民粹主义泛滥、
贸易摩擦加剧,以及全球化减速的重要原因。(一)不同群体利
益分配失衡。比较优势理论将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各国生产具有
比较优势的产品,然后进行跨国贸易,增进国民整体福利,隐含
的假设是要素完全自由流动,劳动者转行没有成本,生产不同产
品的劳动是同质的,其他行业的劳动者都可以进入比较优势的产
业[7]。然而随着劳动复杂性的不断增加,这一前提与实际愈发脱
节。现实的情况是,对于一国而言,国际贸易增加的国民整体福
利都被生产比较优势产品的劳动者独占了,不从事比较优势产品
生产的群体实际利益却会受损。对于发达国家而言,由于用工成
本高,跨国企业将制造业产业链分隔、转移至低成本发展中国家
的行为,造成了发达国家制造业“空心化”和中产阶层萎缩,而
发达国家具有比较优势的设计、营销、管理、金融等生产者服务
业,占据“微笑曲线”两端,攫取高额利润。从 1973 年至 2017
年全球化加速的 40 多年中,跨国企业高管、银行家等全球财富
占比前 1%的精英阶层的财富急剧增加。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
在美国生产率提高了 77%的同时,工薪阶层工资仅有 12.4%的增
长[8];美国住户收入基尼系数从 1995 年的 0.45 扩大到 2018 年
的 0.49[9]。曾一度发达的美国汽车、钢铁等制造业中心———匹
兹堡、底特律、克利夫兰沦为失业率、破产率和犯罪率居高不下
的“铁锈地带”。那些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被遗弃的工薪阶层,
则愈来愈抗拒经济全球化,这造成了欧美民粹主义的崛起,特朗
普在 2016 年大选得以胜选的关键因素是其“逆全球化”的主张
使其拿下几乎所有“铁锈地带”的“摇摆州”。比较优势理论没
有考虑到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利益分配,经济全球化的收益不能
在各国乃至各阶层进行平等的分享,全球最富有的 1%人口拥有
的财富量超过其余 99%人口财富的总和,收入分配不平等、发展
空间不平衡令人担忧[10]。(二)大规模专业化生产导致产能过剩。
比较优势理论的另外一个假设是随着生产规模扩大,边际成本不
变,没有规模经济。在现代化工业大生产中,生产规模越大,单
位成本越低,存在明显的规模经济。每个国家根据比较优势理论
进行分工和贸易,只选择若干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进行大规模专
业化生产,由于规模经济的存在会促进该行业生产效率的提高,
导致这些行业的产量持续大幅增加,如果产量在一定时间之后超
过国际市场容量,就会造成严重的产能过剩。由此可见,比较优
势理论只是从供给的方面分析贸易能使双方获利。然而,在市场
经济中,供给和需求相互依存,由于专业化分工带来的规模经济,
供给的扩张与需求的有限性发生冲突,全球性的产能过剩必然发
生,而产能过剩往往伴随着贸易摩擦和贸易保护主义泛滥。以拥
有全产业链的中国为例,2016 年上半年中国出口产品共遭遇来
自 17 个国家(地区)发起的 65 起贸易救济调查案件,同比上升
66.67%,涉案金额为 85.44 亿美元,同比上升 156%。其中,反
倾销案件 46 起,反补贴案件 13 起,保障措施案件 6 起[11]。
二、WTO 作用日渐式微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美国主导下,建立了 GATT(WTO
的前身),其宗旨就是促进全球贸易自由化发展。经过 70 余年的
发展,世界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WTO 在减少贸易障碍、
减少多国协调的交易成本或达成关于优先议程的共识等问题上
愈加显得力不从心。更严重的是,面对史无前例的贸易摩擦,
WTO 未能阻止也无法解决,面对甚嚣尘上的单边主义、保护主
义狂潮,WTO 难以进行有效的制约[12]。(一)美国架空 WTO。
当其他国家崛起在一定程度上对美国经济霸权地位形成挑战,美
国试图推翻 WTO 规则而使用国内法来处理与美国有关的国际贸
易和投资事务[13]。美国国会在《1984 年贸易与关税法》中对 301
条款进行了修订,还通过了《1988 年综合贸易与竞争法》,该法
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作了专门规定,对 301 条款作了最重大的修改,
由此产生了 301 条款的两个衍生条款超级 301 和特别 301。特朗
普上台后,美国以单边主义对中国的技术转让、知识产权和自主
创新进行“301”调查[14],绕开 WTO,利用国内法打响了中美
贸易前哨战。近来,美国借“改革”之名,行“另起炉灶”之实,
企图联手日欧架空以致推翻现有世界贸易组织(WTO)规则体系
[15]。WTO 最为权威且有效运作的部分就是争端解决机制,争端
解决机制下的上诉机构有“世界贸易最高法院”之称。但由于美
国在上诉机构启动对法官选任以及连任程序方面的蓄意阻挠,
WTO 争端解决机制陷入瘫痪。来自美国的 WTO 副总干事沃尔夫
指出,美国对上诉机构成员选任的阻挠使 WTO 成员间的每起贸
易争议均可能演化成“小型贸易战”。疫情暴发之后,美国藐视
WTO 规则。WTO《补贴与反补贴协议》明确反对一成员国政府
或任何公共机构对企业的财政资助,或其他任何形式的收入或价
格支持措施。政府补贴产品的成本低于正常价格成本,一旦出口
将对进口国的国内市场造成冲击,这事实上是一种不公平的竞争。
疫情开始后美国政府启动“战时级别”的救市,补贴美国大型制
造企业,大规模支持中小企业,同时打击竞争对手。美国此次的
大规模刺激包含向小企业提供 3500 亿美元贷款,用于支付薪酬、
工资和福利,相当于雇主每月工资的 250%,最高贷款额为 1000
万美元。除此以外,还建立 5000 亿美元的纳税人资金池,用于
向受危机影响的企业、州和市发放贷款、提供贷款担保或进行投
资。仅这两项就占去了 2 万亿美元救助资金的 42.5%。美国 2018
年全年全部创业企业所融到的资金也仅略超 1000 亿美元,这次
以 1%的利率直接向小企业提供 3500 亿美元的贷款,补贴力度之
大可见一斑[16]。由此,美国实体企业通过不正常补贴,降低经
营成本,提升了效率,获得了不公平的竞争优势。此外,美国政
府已经成立工作小组,准备采用全补贴的方式鼓励美国企业撤出
中国,人为割裂全球产业链。面对这种不公平的竞争手段和逆全
球化举措,WTO 噤若寒蝉,无能为力。(二)部分成员国对 WTO
信心下降。WTO 现行机制的冗长、低效,使得国与国之间贸易
摩擦乃至贸易战愈演愈烈,已显示出 WTO 无力成为多边贸易规
则制定者。WTO 通过“磋商一致”求得共识,所谓“磋商一致”
是指各成员国不论大小,都有“一票否决权”,只要任何一个成
员对任何一个条款不满,协议就无法通过。但“磋商一致”导致
久拖不决,WTO《贸易便利化协议》因个别发展中国家阻挠而搁
浅、“多哈回合”久拖不决,发达经济体成员数千亿美元的农业
补贴没有任何的削减、电子商务等新兴业态在全球市场上风生水
起,WTO 却未能提供任何国际规范,这让很多国家心灰意冷地
转入双边或者区域贸易的谈判。作为理性的国际主体,每个国家
在国际贸易中都追求自身的利益最大化。在全球经济陷入困境之
后,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既采取贸易保护,又主张贸易自由[17]。
许多国家虽声称要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实际上却更多地倾向
于让自己最大可能地获取全球化红利,并通过以邻为壑的手段规
避全球化风险,经济全球化不可避免地遭遇挫折。以 WTO 发展
中国家地位为例,WTO 规则允许发展中国家在一定程度上保护
国内市场,发展中国家可以借助研发补贴、生产补贴或出口补贴
等政策手段,保护国内市场,扶植本国战略性产业的成长,实现
规模经济。因此一些国家千方百计地获得发展中国家地位的认可,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 3 万美元、科技实力雄厚的韩国,居然也拥
有发展中国家地位,直到 2019 年 10 月才自愿放弃。特朗普当选
之后,公然声称美国也是发展中国家。显而易见,发展中国家在
规则的保护下转型升级的成功意味着发达国家比较优势的失去,
因此,发达国家必然通过贸易摩擦来逼迫发展中国家开放市场、
减少贸易壁垒和财政补贴,这才符合发达国家的利益诉求。根据
全球贸易预警(GlobalTradeAlert,GTA)2012 年发布的报告,2009 年,
20 国集团国家实施的保护主义措施占全球国家实施的保护主义
措施占全球的比例为 60%,2011 年上升至 75%,到 2012 年上半
年这一比例已超过 80%,可见 20 国集团国家成为了全球贸易保
护主义措施的主要实施者[18]。(三)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 WTO
协调作用缺失。疫情发生后,WTO 部分国家成员国争抢战略物
质,暂停粮食及部分重要医药用品出口,甚至扣留防护物资,严
重干扰了全球抗疫合作。据世界贸易组织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
2020 年 4 月 23 日,已有 80 个国家和关税地区实行了出口禁令
或限制,主要涉及医疗用品,如口罩、药品、呼吸机和其他医疗
设备。其中一些措施已将控制范围扩大到食品和卫生纸等其它产
品。令人惊讶的是,只有 13 个 WTO 成员国按照规定通知了 WTO。
从各国的举动来看,这一轮贸易战的规模、方式均与常见的贸易
战不同,其目的是为了减小出口,为自己留住更多防疫物资和战
略储备物资,本质上也是贸易保护主义在作祟。在这严峻时刻,
WTO 仅仅呼吁各国不要限制出口,没有实施任何重大协调应对
措施,促进全球贸易自由化、便利化作用更是无从谈起。多年来,
WTO 一直在十分艰难地证明其作为全球贸易磋商机构的价值,
对美国发起新一轮全球贸易战的束手无策使其信誉再次受到致
命冲击[19]。全球加权平均关税水平一路上升,已升到 1945 年“二
战”结束后 WTO 的前身“关贸总协定”签署前的水平。近些年
来,经济全球化步履维艰,用全球进口额与 GDP 之比来测评经
济全球化程度,2008 年达到历史最高点 26.3%,此后不断回落,
2018 年该比例为 23.1%,回到了 2004 年的水平[20]。
三、构建合作共赢的经济全球化新模式
在全球政治、经济和公共卫生等领域面临多重不确定的背景
下,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政策的连续性与稳定性正展现出独有的优
势。我国亟待由过去按照发达国家固有路径融入经济全球化,转
变为与发达国家一起推动经济全球化[21]。在讲求效率的同时注
重公平,让不同国家、不同阶层、不同人群共享经济全球化的好
处,从而铲除保护主义的土壤,形成推动经济全球化向前发展的
良好环境[22]。(一)协作抗疫,增进理解互信。全球化不是抽象
的口号,也不是简单的利益关系,全球化建立在人们的理解和信
任上[23]。过去 40 多年,中国通过改革开放、深度融入全球化而
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体系中的重要作用逐
步凸现。欧美等国的民粹主义以及反全球化浪潮的始作俑者不断
煽动对中国的仇视情绪和脱钩行动。疫情发生后,西方一些政客
为掩饰自身应对措施不力,对疫情“政治化”“标签化”的做法
进一步加大了各国间的互相猜疑,乃至敌视的情绪,严重恶化了
合作互信的基础。面对疫情,我们要秉持人类是一个紧密相连的
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坚守人本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立场,用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价值观去引导抗击疫情,为人类摆脱这场重大危机而
倾尽全力。中国在控制疫情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也藉此培养
了大批的有经验的医疗人员,我们可以帮助疫情严重的国家去战
胜病毒,向疫情严重的友好国家派遣医疗队联合抗疫,积极地向
国际社会提供口罩、防护服、呼吸机等抗疫物资,这既是提升中
国软实力的必要举措,也是稳定供应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同时要与 WHO 等国际组织紧密合作,通过必要的物资与资金支
持,帮助贫困的国家应对疫情,提供全球公共产品应对疫情的威
胁,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针对西方一些政客抹黑中国的企图,
要广泛宣传我国抗疫成功的先进经验,塑造科学、理性的共识,
与西方某些舆论的情绪先行、证据事实在后的非理性宣传做坚决
的斗争。(二)全力以赴,维护全球产业链稳定。各国为应对疫
情工厂多数处于停摆状态,造成的全球供应链、物流链的中断,
严重恶化了全球产业链合作,重创正在退潮的经济全球化。疫情
中医疗防护、器械等重要物资的短缺,让发达国家民众更加感受
到经济全球化下制造业空心化的弊端,这将使得疫情之后全球产
业链的恢复更加困难。此次疫情恰逢我国经济处于趋势性下滑的
过程[24]。近年来,我国经济结构转型虽初见成效,但 2018 年外
贸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仍高达 27.5%[25]。我们依然面对的是
人口多、人均自然资源匮乏、产能过剩的局面,运营好“世界工
厂”,为全球人民生产是我们的最佳选择。因此,必须旗帜鲜明
“顺全球化”,以更高的质量、更优质的服务、更快捷的方式来
确保全球产业链的稳定。疫情造成海外需求的下降和产业链、供
应链的中断,与我国前期为控制疫情所付出的经济“暂停”的代
价相交织,对劳动密集型行业和消费服务业,特别是其中的中小
企业的现金流形成较大的冲击,当务之急是救助、维持受影响的
企业和中低收入居民的现金流,这既是稳定就业,也是稳产业链
的必要举措。我国在不同产业链中所处的供需角色有较大差异,
在“逆全球化”冲击下受到的影响也各有不同,需要进行客观的
政策评估,针对性地加大政策扶持力度,保持产业链的完整,在
深化全球合作的同时,有效通过产业升级提升本国供给能力,适
应全球产业链调整趋势,助力国内产业升级,重构全球产业格局,
加强高端制造产业创新投入,大幅提升制造业研发强度,提高附
加价值比重,将这次危机转化为一次真正的机遇,以更积极的姿
态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三)凝聚共识,推动多边贸易制度改
革。多边贸易制度促成了经济全球化、多极化,助推了全球产业
链的发展,这是多边经济体系沿着其既定目标不断演变的积极成
果,符合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26]。特朗普以“美国优先”为口
号,操弄民粹主义,试图以单边主义代替多边主义。中国是全球
化的最大受益者之一,应当坚定不移地推动以多边贸易为基础的
经济全球化。当前 WTO 虽面临重重困难,但拥有三大不可替代
的优越性:第一,有一个以规则为基础的制度,使全球贸易有规
可循,遏制贸易保护主义,保障了国际营商环境的稳定性和可预
见性;第二,无条件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是公平、公正的基石,
保障所有国家享受公平待遇;第三,有效的争端解决机制保障国
家不分大小强弱都能享受同等待遇,不容许以强凌弱。美国试图
以霸凌主义拖垮或推翻 WTO 多边贸易体制,制定反映“美国优
先”的单边主义规则,我们必须对此作坚决的斗争。在“逆全球
化”的浪潮中要看到依然有许多国家需要全球化的社会大分工提
高生产效率、推动经济发展。一些对全球化持有异议的国家也并
不是要退出当前的全球经济体系,而是希望能够通过规则的改变
为本国发展争取更多利益,缓和前一阶段全球化中积累的矛盾。
中国应团结大多数国家,明确 WTO 改革的目的不是为保护某个
经济体的利益优先,垄断制定国际贸易规则的特权,也不是回归
贸易保护主义、民粹主义的格局,而是弥合分歧,找到最大公约
数,适应国际经济格局的演变,不断走向贸易自由化,从而保障
全球经济可持续的增长,扩大世界经济规模,实现效率与公平并
重,让不同国家、不同阶层、不同人群共享经济全球化的好处。
WTO 要真正发挥作用,所有成员都必须展示最大的善意,严格
履行各自的义务。中国作为多边主义的捍卫者和推动者,要以身
作则,继续实行自主减税、自主开放,以“一带一路”为纽带,
帮助较不发达国家投资建设基础设施;继续办好“进博会”,让
世界各国共享中国市场改革和对外开放的红利;在与一些发达国
家在知识产权保护和研发补贴的争端中,坚持在 WTO 争端解决机
制下协商解决或诉讼解决,以维护 WTO 的权威和规则的严肃性。
当前,我国开放发展面临的国际形势较以往有很大不同,疫情之
后挑战更加严峻,我国要坚持底线思维,做好较长时间应对外部
变化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中国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门类最
全、配套最完备的制造业体系,有最庞大的消费群体以及不断升
级的消费需求,让跨国企业“难以割舍”;中国充足熟练的产业
工人、完善的基础设施和物流服务体系以及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
决定了中国依然是许多跨国企业投资的首选[27]。我们应树立积
极和包容的战略思维,提高开放质量,努力推动国内经济转型,
以和平发展的姿态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公平、互利、共赢、普惠
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