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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新冠肺炎疫情逆全球化成因剖析 摘要：经济全球化的理论基础———比较优势理论的隐含假 设与当今经济运行现实的脱节、WTO 未能发挥维护全球多边经 贸秩序的作用是“逆全球化”愈演愈烈的重要原因，而本次疫情 恶化了全球产业链合作，加速了全球经济体系中脆弱环节的瓦解， 重创正在退潮的全球化。作为经济全球化最大受益国之一，中国 应在协作全球抗疫、增进理解互信的基础上，提出中国智慧，贡 献中国力量，弥合分歧，确保全球产业链的稳定，推动 WTO 改 革，支持多边贸易体制发展，实现效率与公平并重,推动经济全 球化朝着公平、互利、共赢、普惠的方向发展。 关键词：逆全球化；比较优势理论；多边贸易体制；全球产 业链 “逆全球化”是指与经济全球化相背、国际合作和相互依赖 逐渐消减的全球性发展趋势[1]。在 2008 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之后, 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有明显抬头并呈愈演愈烈之势[2]。伴随 2016 年美国总统选举和英国“脱欧公投”，全球民粹政治力量崛起， 全球化共识遭受破坏，“逆全球化”云谲波诡。受新冠肺炎疫情 影响，世界各国普遍都在收紧防控措施，“逆全球化”更是甚嚣 尘上。究其原因，有学者认为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全球化,在给跨 国公司带来巨额财富的同时,并没有惠及普通百姓,反而降低了西 方国家的社会治理能力,进而加剧了西方国家的社会矛盾[3]。有 的学者将“逆全球化”的成因归结为资本主义内在危机的全球蔓 延。也有学者将“逆全球化”问题的成因概括为国家治理危机、 个别大国的霸权任性与责任缺失、国家间发展的不平衡加深、自 由主义国际秩序陷入危机、世界经济长期低迷、技术进步迟缓、 收入不平等加剧、全球经济增长缺乏包容性等[4]。自由贸易是经 济全球化发展过程中最核心、最本质的内在要求。一定程度上可 以说，自由贸易是经济全球化的同义语，否定了自由贸易也就否 定了经济全球化[5]。因此，笔者认为，经济全球化的理论基础— ——比较优势理论隐含的假设与当今经济运行现实的脱节、世界 贸易组织（WTO）未能发挥维护全球多边贸易秩序以促进自由贸 易发展，是导致“逆全球化”愈演愈烈的重要原因，而疫情加剧 了这一进程。 一、比较优势理论隐含假设与现实脱节 经济全球化的前提是国际贸易，国际贸易的基础是国际分工, 正如马克思所说:“分工是构成一切商品生产的一般基础[6]。”根 据比较优势理论，各国资源禀赋优势不同，决定了通过国际贸易 和全球产业的分工协作，各国出口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具 有比较劣势的产品，会大幅降低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比较优势 理论是国际贸易的理论基石，但比较优势理论隐含的假设与当前 工业化大生产和国际贸易的现实相脱节，是导致民粹主义泛滥、 贸易摩擦加剧，以及全球化减速的重要原因。（一）不同群体利 益分配失衡。比较优势理论将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各国生产具有 比较优势的产品，然后进行跨国贸易，增进国民整体福利，隐含 的假设是要素完全自由流动，劳动者转行没有成本，生产不同产 品的劳动是同质的，其他行业的劳动者都可以进入比较优势的产 业[7]。然而随着劳动复杂性的不断增加，这一前提与实际愈发脱 节。现实的情况是，对于一国而言，国际贸易增加的国民整体福 利都被生产比较优势产品的劳动者独占了，不从事比较优势产品 生产的群体实际利益却会受损。对于发达国家而言，由于用工成 本高，跨国企业将制造业产业链分隔、转移至低成本发展中国家 的行为，造成了发达国家制造业“空心化”和中产阶层萎缩，而 发达国家具有比较优势的设计、营销、管理、金融等生产者服务 业，占据“微笑曲线”两端,攫取高额利润。从 1973 年至 2017 年全球化加速的 40 多年中，跨国企业高管、银行家等全球财富 占比前 1%的精英阶层的财富急剧增加。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 在美国生产率提高了 77%的同时，工薪阶层工资仅有 12.4%的增 长[8]；美国住户收入基尼系数从 1995 年的 0.45 扩大到 2018 年 的 0.49[9]。曾一度发达的美国汽车、钢铁等制造业中心———匹 兹堡、底特律、克利夫兰沦为失业率、破产率和犯罪率居高不下 的“铁锈地带”。那些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被遗弃的工薪阶层， 则愈来愈抗拒经济全球化，这造成了欧美民粹主义的崛起，特朗 普在 2016 年大选得以胜选的关键因素是其“逆全球化”的主张 使其拿下几乎所有“铁锈地带”的“摇摆州”。比较优势理论没 有考虑到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利益分配，经济全球化的收益不能 在各国乃至各阶层进行平等的分享，全球最富有的 1%人口拥有 的财富量超过其余 99%人口财富的总和,收入分配不平等、发展 空间不平衡令人担忧[10]。（二）大规模专业化生产导致产能过剩。 比较优势理论的另外一个假设是随着生产规模扩大，边际成本不 变，没有规模经济。在现代化工业大生产中，生产规模越大，单 位成本越低，存在明显的规模经济。每个国家根据比较优势理论 进行分工和贸易，只选择若干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进行大规模专 业化生产，由于规模经济的存在会促进该行业生产效率的提高， 导致这些行业的产量持续大幅增加，如果产量在一定时间之后超 过国际市场容量，就会造成严重的产能过剩。由此可见，比较优 势理论只是从供给的方面分析贸易能使双方获利。然而，在市场 经济中，供给和需求相互依存，由于专业化分工带来的规模经济， 供给的扩张与需求的有限性发生冲突，全球性的产能过剩必然发 生，而产能过剩往往伴随着贸易摩擦和贸易保护主义泛滥。以拥 有全产业链的中国为例，2016 年上半年中国出口产品共遭遇来 自 17 个国家（地区）发起的 65 起贸易救济调查案件，同比上升 66.67%，涉案金额为 85.44 亿美元，同比上升 156%。其中，反 倾销案件 46 起，反补贴案件 13 起，保障措施案件 6 起[11]。 二、WTO 作用日渐式微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美国主导下，建立了 GATT(WTO 的前身)，其宗旨就是促进全球贸易自由化发展。经过 70 余年的 发展，世界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WTO 在减少贸易障碍、 减少多国协调的交易成本或达成关于优先议程的共识等问题上 愈加显得力不从心。更严重的是，面对史无前例的贸易摩擦， WTO 未能阻止也无法解决，面对甚嚣尘上的单边主义、保护主 义狂潮，WTO 难以进行有效的制约[12]。（一）美国架空 WTO。 当其他国家崛起在一定程度上对美国经济霸权地位形成挑战,美 国试图推翻 WTO 规则而使用国内法来处理与美国有关的国际贸 易和投资事务[13]。美国国会在《1984 年贸易与关税法》中对 301 条款进行了修订，还通过了《1988 年综合贸易与竞争法》，该法 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作了专门规定，对 301 条款作了最重大的修改， 由此产生了 301 条款的两个衍生条款超级 301 和特别 301。特朗 普上台后，美国以单边主义对中国的技术转让、知识产权和自主 创新进行“301”调查[14]，绕开 WTO，利用国内法打响了中美 贸易前哨战。近来，美国借“改革”之名，行“另起炉灶”之实， 企图联手日欧架空以致推翻现有世界贸易组织（WTO）规则体系 [15]。WTO 最为权威且有效运作的部分就是争端解决机制，争端 解决机制下的上诉机构有“世界贸易最高法院”之称。但由于美 国在上诉机构启动对法官选任以及连任程序方面的蓄意阻挠， WTO 争端解决机制陷入瘫痪。来自美国的 WTO 副总干事沃尔夫 指出，美国对上诉机构成员选任的阻挠使 WTO 成员间的每起贸 易争议均可能演化成“小型贸易战”。疫情暴发之后，美国藐视 WTO 规则。WTO《补贴与反补贴协议》明确反对一成员国政府 或任何公共机构对企业的财政资助，或其他任何形式的收入或价 格支持措施。政府补贴产品的成本低于正常价格成本，一旦出口 将对进口国的国内市场造成冲击，这事实上是一种不公平的竞争。 疫情开始后美国政府启动“战时级别”的救市，补贴美国大型制 造企业，大规模支持中小企业，同时打击竞争对手。美国此次的 大规模刺激包含向小企业提供 3500 亿美元贷款，用于支付薪酬、 工资和福利，相当于雇主每月工资的 250%，最高贷款额为 1000 万美元。除此以外，还建立 5000 亿美元的纳税人资金池，用于 向受危机影响的企业、州和市发放贷款、提供贷款担保或进行投 资。仅这两项就占去了 2 万亿美元救助资金的 42.5%。美国 2018 年全年全部创业企业所融到的资金也仅略超 1000 亿美元，这次 以 1%的利率直接向小企业提供 3500 亿美元的贷款，补贴力度之 大可见一斑[16]。由此，美国实体企业通过不正常补贴，降低经 营成本，提升了效率，获得了不公平的竞争优势。此外，美国政 府已经成立工作小组，准备采用全补贴的方式鼓励美国企业撤出 中国，人为割裂全球产业链。面对这种不公平的竞争手段和逆全 球化举措，WTO 噤若寒蝉，无能为力。(二）部分成员国对 WTO 信心下降。WTO 现行机制的冗长、低效，使得国与国之间贸易 摩擦乃至贸易战愈演愈烈，已显示出 WTO 无力成为多边贸易规 则制定者。WTO 通过“磋商一致”求得共识，所谓“磋商一致” 是指各成员国不论大小，都有“一票否决权”，只要任何一个成 员对任何一个条款不满，协议就无法通过。但“磋商一致”导致 久拖不决，WTO《贸易便利化协议》因个别发展中国家阻挠而搁 浅、“多哈回合”久拖不决，发达经济体成员数千亿美元的农业 补贴没有任何的削减、电子商务等新兴业态在全球市场上风生水 起，WTO 却未能提供任何国际规范，这让很多国家心灰意冷地 转入双边或者区域贸易的谈判。作为理性的国际主体，每个国家 在国际贸易中都追求自身的利益最大化。在全球经济陷入困境之 后，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既采取贸易保护，又主张贸易自由[17]。 许多国家虽声称要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实际上却更多地倾向 于让自己最大可能地获取全球化红利，并通过以邻为壑的手段规 避全球化风险，经济全球化不可避免地遭遇挫折。以 WTO 发展 中国家地位为例，WTO 规则允许发展中国家在一定程度上保护 国内市场，发展中国家可以借助研发补贴、生产补贴或出口补贴 等政策手段，保护国内市场，扶植本国战略性产业的成长，实现 规模经济。因此一些国家千方百计地获得发展中国家地位的认可，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 3 万美元、科技实力雄厚的韩国，居然也拥 有发展中国家地位，直到 2019 年 10 月才自愿放弃。特朗普当选 之后，公然声称美国也是发展中国家。显而易见，发展中国家在 规则的保护下转型升级的成功意味着发达国家比较优势的失去， 因此，发达国家必然通过贸易摩擦来逼迫发展中国家开放市场、 减少贸易壁垒和财政补贴，这才符合发达国家的利益诉求。根据 全球贸易预警(GlobalTradeAlert,GTA)2012 年发布的报告，2009 年， 20 国集团国家实施的保护主义措施占全球国家实施的保护主义 措施占全球的比例为 60%，2011 年上升至 75%，到 2012 年上半 年这一比例已超过 80%，可见 20 国集团国家成为了全球贸易保 护主义措施的主要实施者[18]。（三）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 WTO 协调作用缺失。疫情发生后，WTO 部分国家成员国争抢战略物 质，暂停粮食及部分重要医药用品出口，甚至扣留防护物资，严 重干扰了全球抗疫合作。据世界贸易组织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 2020 年 4 月 23 日，已有 80 个国家和关税地区实行了出口禁令 或限制，主要涉及医疗用品，如口罩、药品、呼吸机和其他医疗 设备。其中一些措施已将控制范围扩大到食品和卫生纸等其它产 品。令人惊讶的是，只有 13 个 WTO 成员国按照规定通知了 WTO。 从各国的举动来看，这一轮贸易战的规模、方式均与常见的贸易 战不同，其目的是为了减小出口，为自己留住更多防疫物资和战 略储备物资，本质上也是贸易保护主义在作祟。在这严峻时刻， WTO 仅仅呼吁各国不要限制出口，没有实施任何重大协调应对 措施，促进全球贸易自由化、便利化作用更是无从谈起。多年来， WTO 一直在十分艰难地证明其作为全球贸易磋商机构的价值， 对美国发起新一轮全球贸易战的束手无策使其信誉再次受到致 命冲击[19]。全球加权平均关税水平一路上升，已升到 1945 年“二 战”结束后 WTO 的前身“关贸总协定”签署前的水平。近些年 来，经济全球化步履维艰，用全球进口额与 GDP 之比来测评经 济全球化程度，2008 年达到历史最高点 26.3%，此后不断回落， 2018 年该比例为 23.1%，回到了 2004 年的水平[20]。 三、构建合作共赢的经济全球化新模式 在全球政治、经济和公共卫生等领域面临多重不确定的背景 下，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政策的连续性与稳定性正展现出独有的优 势。我国亟待由过去按照发达国家固有路径融入经济全球化，转 变为与发达国家一起推动经济全球化[21]。在讲求效率的同时注 重公平，让不同国家、不同阶层、不同人群共享经济全球化的好 处，从而铲除保护主义的土壤，形成推动经济全球化向前发展的 良好环境[22]。（一）协作抗疫，增进理解互信。全球化不是抽象 的口号，也不是简单的利益关系，全球化建立在人们的理解和信 任上[23]。过去 40 多年，中国通过改革开放、深度融入全球化而 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体系中的重要作用逐 步凸现。欧美等国的民粹主义以及反全球化浪潮的始作俑者不断 煽动对中国的仇视情绪和脱钩行动。疫情发生后，西方一些政客 为掩饰自身应对措施不力，对疫情“政治化”“标签化”的做法 进一步加大了各国间的互相猜疑，乃至敌视的情绪，严重恶化了 合作互信的基础。面对疫情，我们要秉持人类是一个紧密相连的 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坚守人本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立场，用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价值观去引导抗击疫情，为人类摆脱这场重大危机而 倾尽全力。中国在控制疫情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也藉此培养 了大批的有经验的医疗人员，我们可以帮助疫情严重的国家去战 胜病毒，向疫情严重的友好国家派遣医疗队联合抗疫，积极地向 国际社会提供口罩、防护服、呼吸机等抗疫物资，这既是提升中 国软实力的必要举措，也是稳定供应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同时要与 WHO 等国际组织紧密合作，通过必要的物资与资金支 持，帮助贫困的国家应对疫情，提供全球公共产品应对疫情的威 胁，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针对西方一些政客抹黑中国的企图， 要广泛宣传我国抗疫成功的先进经验，塑造科学、理性的共识， 与西方某些舆论的情绪先行、证据事实在后的非理性宣传做坚决 的斗争。（二）全力以赴，维护全球产业链稳定。各国为应对疫 情工厂多数处于停摆状态，造成的全球供应链、物流链的中断， 严重恶化了全球产业链合作，重创正在退潮的经济全球化。疫情 中医疗防护、器械等重要物资的短缺，让发达国家民众更加感受 到经济全球化下制造业空心化的弊端，这将使得疫情之后全球产 业链的恢复更加困难。此次疫情恰逢我国经济处于趋势性下滑的 过程[24]。近年来，我国经济结构转型虽初见成效，但 2018 年外 贸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仍高达 27.5%[25]。我们依然面对的是 人口多、人均自然资源匮乏、产能过剩的局面，运营好“世界工 厂”，为全球人民生产是我们的最佳选择。因此，必须旗帜鲜明 “顺全球化”，以更高的质量、更优质的服务、更快捷的方式来 确保全球产业链的稳定。疫情造成海外需求的下降和产业链、供 应链的中断，与我国前期为控制疫情所付出的经济“暂停”的代 价相交织，对劳动密集型行业和消费服务业，特别是其中的中小 企业的现金流形成较大的冲击，当务之急是救助、维持受影响的 企业和中低收入居民的现金流，这既是稳定就业，也是稳产业链 的必要举措。我国在不同产业链中所处的供需角色有较大差异， 在“逆全球化”冲击下受到的影响也各有不同，需要进行客观的 政策评估，针对性地加大政策扶持力度，保持产业链的完整，在 深化全球合作的同时，有效通过产业升级提升本国供给能力，适 应全球产业链调整趋势，助力国内产业升级，重构全球产业格局， 加强高端制造产业创新投入，大幅提升制造业研发强度，提高附 加价值比重，将这次危机转化为一次真正的机遇，以更积极的姿 态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三）凝聚共识，推动多边贸易制度改 革。多边贸易制度促成了经济全球化、多极化，助推了全球产业 链的发展，这是多边经济体系沿着其既定目标不断演变的积极成 果，符合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26]。特朗普以“美国优先”为口 号，操弄民粹主义，试图以单边主义代替多边主义。中国是全球 化的最大受益者之一，应当坚定不移地推动以多边贸易为基础的 经济全球化。当前 WTO 虽面临重重困难，但拥有三大不可替代 的优越性:第一，有一个以规则为基础的制度，使全球贸易有规 可循，遏制贸易保护主义，保障了国际营商环境的稳定性和可预 见性;第二，无条件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是公平、公正的基石， 保障所有国家享受公平待遇；第三，有效的争端解决机制保障国 家不分大小强弱都能享受同等待遇，不容许以强凌弱。美国试图 以霸凌主义拖垮或推翻 WTO 多边贸易体制，制定反映“美国优 先”的单边主义规则，我们必须对此作坚决的斗争。在“逆全球 化”的浪潮中要看到依然有许多国家需要全球化的社会大分工提 高生产效率、推动经济发展。一些对全球化持有异议的国家也并 不是要退出当前的全球经济体系，而是希望能够通过规则的改变 为本国发展争取更多利益，缓和前一阶段全球化中积累的矛盾。 中国应团结大多数国家，明确 WTO 改革的目的不是为保护某个 经济体的利益优先，垄断制定国际贸易规则的特权，也不是回归 贸易保护主义、民粹主义的格局，而是弥合分歧，找到最大公约 数，适应国际经济格局的演变,不断走向贸易自由化，从而保障 全球经济可持续的增长，扩大世界经济规模,实现效率与公平并 重，让不同国家、不同阶层、不同人群共享经济全球化的好处。 WTO 要真正发挥作用，所有成员都必须展示最大的善意，严格 履行各自的义务。中国作为多边主义的捍卫者和推动者，要以身 作则，继续实行自主减税、自主开放，以“一带一路”为纽带， 帮助较不发达国家投资建设基础设施；继续办好“进博会”，让 世界各国共享中国市场改革和对外开放的红利；在与一些发达国 家在知识产权保护和研发补贴的争端中,坚持在 WTO 争端解决机 制下协商解决或诉讼解决，以维护 WTO 的权威和规则的严肃性。 当前，我国开放发展面临的国际形势较以往有很大不同，疫情之 后挑战更加严峻，我国要坚持底线思维，做好较长时间应对外部 变化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中国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门类最 全、配套最完备的制造业体系，有最庞大的消费群体以及不断升 级的消费需求，让跨国企业“难以割舍”；中国充足熟练的产业 工人、完善的基础设施和物流服务体系以及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 决定了中国依然是许多跨国企业投资的首选[27]。我们应树立积 极和包容的战略思维，提高开放质量，努力推动国内经济转型， 以和平发展的姿态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公平、互利、共赢、普惠 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