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个人计划总结之学习孔子教育思想研究的心得 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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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孔子的教学对象是“有教无类”。孔子从30多岁起，即开始他的教学生涯，此后从无间断。孔子主张“有教无类”（《卫灵公》），即主张无论社会地位高低贵贱，每个人都应有受教育的机会。他招收学生，学费并不贵，只要学生象征性地送他几斤腊肉就可以。所以，他的学生有很多出自寒门，譬如颜回和原宪就是著名的穷学生。由于孔子很有学问，而且只是象征性收学费，所以有很多人来跟他学习。他的学生多数是鲁国人，但也有不少是从遥远的秦、楚、吴等国来投师问学的。据说，他前后共有学生3000人，其中身通六艺的就有72人。私人讲学，而有这样的规模和成效，是空前绝后的。孔子教学有谋生的考虑，但主要还是为社会培养德才兼备的政治人才。孔子鼓励学生从政，还常常把得意门生派出去做官。孔子讲学的目的，实际是借学生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从而改变社会。由于孔子的门生来自各行各业，每个人的性格才情也各有不同。所以，针对学生的不同情况，孔子在教学中采取了不同的教育方法。《先进》篇有一则著名故事：政事科的两大高才生子路和冉有都问孔子同样的问题：“听到了道理，马上就去做吗？”孔子对子路说：“你有娘老子在呀，怎么能随随便便自己做主呢？”对冉有的答复则是“好的，去干吧！”同样一个问题，对子路和冉有的答复却截然相反。孔子认为主要是因为他们两人个性不同。子路是个冒失鬼，要压压他的冒失劲；冉有却有胆小鬼的嫌疑，要给他打打气，把他的劲头鼓起来。“仁”是孔子教育学生的宗旨和目的，但对于不同的学生，孔子又赋予了“仁”以各不相同的意义。例如：颜渊问“仁”，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仲弓问“仁”，孔子说：“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司马牛问仁，孔子说：“仁者其言也仁。”樊迟问“仁”，孔子说：“爱人。”所有这些，与其说是孔子对“仁”的解释，倒不如说这是孔子根据每个学生的个性，对他们提出的完善自我的具体要求。所以范文澜说：“孔子虽然讲了很多条的仁，一般是讲士的修身法。” 这里的“修身”就是“修己”，它是一个人从事一切社会活动的重要前提。若用儒家的话来说，就是一个人只有“先修其身”，然后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才能实现自己献身事业、献身祖国乃至献身人类的远大理想。 　　二、孔子教育目的是使学生成为德才兼备的君子。《述而》篇说：“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其中文指文献知识，即《诗》《书》《礼》《乐》《易》《春秋》等书本知识；行指礼乐技能，即礼、乐、射、御、书、数等实用技能；忠、信则属道德修养范围。《先进》篇又有所谓的孔子四科之说，即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个门类，也可以说明孔门的教学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个人的修养（德行）；实用的政治技能（言语、政事）；古代文化知识（文学）。而在德、才二者之间，孔子更重视德；在实践与知识二者之间，孔子更重视实践。所以孔门四科中排在最前面的是德行，排在最后的是文学。如孔子说过“行有馀力，则以学文”。这表明孔子虽然鼓励学生努力学习文化知识，但却强调做人比做学问更重要。子夏特别爱念书，针对这个学生的特点，孔子特意提醒他不要念成个书呆子。还如在人格问题上，孔子作了严格分界的，它主要包括士、君子、成人、贤人、仁人、圣人。这实际上也就是四种人，因为这里面层次最高的圣人是没有的。尧、舜、禹都是孔子很崇拜的人物，但孔子却从来没有称他们为圣人，譬如，有一次子贡问他：如果有人“博施于民而能济众”，是不是可以称得上仁人？孔子说：“何止是仁人！那简直是圣人！就是尧舜还没有达到这一步呢！”仁人是孔子理想人格中的第二层次，尽管他评论一般人的学业和言行时，也都是以‘仁’为根据的，可他却从不轻易以此许人。一些国家的贤臣，如楚国的子文，齐国的陈子文，郑国的子产，在孔子面前只是被称为“忠”、“清”和“有君子之道”；而唯独管仲因为辅佐齐桓公“不以兵车”，“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才得到了孔子“如其仁”的称赞。另外，还有一种人也可以称作仁人，这就是个体人格相当完善的人。遗憾的是，孔子还不曾承认有谁的人格达到了这一完美的境界，就是他自己也不敢以仁人自居，他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又如《论语》中有许多篇幅都对德育进行了详细的描绘。例如《学而》篇的第6章对学生进行了伦理道德教育，一共提出了七个要求：孝、悌、恭谨、信、博爱、仁、学文。七者之间是一种递进关系，在家里孝顺父母、尊重兄长是基础，由此类推，才可以做到对大众有爱心。而第8章是教育学生修身之道，提出了五项要求：仪表庄重，努力学习，为人忠信、善于择友，勇于改过。“君子”有特定的社会性含义，是指有一定身份且有较高道德水准的人。第13章主张做人要遵循三个原则：守信用、态度恭敬和依靠亲族。《论语》第14章讲君子的美德，既是夫子自道，也是教育学生养成正确的人生态度：不要贪图物质享受，多做实事，少说空话，要走正道。此外，孔子在教学中也很重视美育、即重视音乐和诗的社会作用。孔子认为音乐和诗最能感染人，能在潜移默化中熏陶和养成个人的道德情操。《泰伯》篇提到过“兴于诗，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迩：近的意思。）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迩之事父，远之事君”，说明学诗的目的是做人。“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说明文艺有普及知识的作用。“可以观”，是说文艺作品反映社会现实；“可以怨”，是说文艺作品能泻导不满情绪，起到社会安全阀的作用。“兴”则是文艺作品中最独特、最本质的作用。“兴”即激发个人的情感，使其努力向上，实际上指文艺作品的感染力与熏陶作用。孔子最重视的就是这个“兴”。孔子提倡“诗教”，把文艺欣赏和政治道德结合起来，把文艺活动当作陶治情操、改革社会的重要手段。这种思想实际上就是现代提倡的美育精神。 　　三、孔子的教育方法灵活多样。孔子很注重教学方法，他的一些教学经验至今仍为后人争相传诵，对今天的教学仍具指导意义。孔子的教学方法，最主要的表现在启发诱导、教学相长和言传身教三个方面。孔子善于进行启发式教学，总能在最恰当的时候点拨学生。《述而》篇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这实际上是要求学生独立思考问题，要求学生经过努力思考，弄明白大多数地方，到最后一点疑难的时候，再给以指点。这样，学生的印象才最深刻。孔子还强调做学生要善于触类旁通，“举一反三”。其目的在于调动学生在学习上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孔子采取启发诱导的教育方法最生动的体现在教学中经常大量使用比喻手法。如《子罕》篇记子贡和孔子之间的一段回答。子贡问孔子：“有一块价值连城的宝玉，是把它藏起来呢？还是卖掉？”孔子说：“卖呀！卖呀！有大价钱我就卖。”而从各情况看，子贡实际上是要试探老师是否要出来做官，但他问得很巧妙，也很含蓄。师生双方都是在用隐语，设喻问答，心照不宣，委婉而又风趣。教学相长即理论联系实际，是孔子教学的又一特点。孔子在给学生讲授六经时经常结合当时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展开讨论。在讨论过程中，学生对六经的思想精神领会得较深，孔子也从学生的发言中得到启发。学生一旦有精彩意见，孔子总是不忘及时给以表扬，并且说自己也从中受益。孔子教学生，不但进行言教，也进行身教。孔子本身就是儒家伦理的楷模，他有高度的原则性，百折不挠的精神毅力，丰富的古文献知识，多种多样的实用技能，达观的生活态度，谦虚和善的待人之道，并且热爱教育事业，从内心深处爱护学生。孔子在和学生的交往中，还充分体现了自己幽默、亲切的一面。《阳货》篇记载，子游在一个叫武城的小地方做官，把那个地方建成了一个礼乐文明样板小区，孔子一看就乐了，笑着说：“杀鸡焉用牛刀？”意思是说就这么一个小地方，也犯得着这样的力气？子游听了就反驳孔子，说：“人民受礼乐熏陶，就容易管理呀。老师您平时不是这样教育我们的么？”孔子马上不笑了，一本正经地说：“子游说得对！我刚才是在玩笑。你们别当真！”还有一次，孔子说自己不想再说什么话了，子贡就说：“您老人家不说话了，那我们跟谁学习人生的道理呢？”孔子说：“你看见天说话么？天不说话，地球不也一样地转么？万物不也一样地生长么？天说过话么？”这简直是小孩和人斗嘴时的口气！《阳货》篇还有两个故事也说明孔子性格中幽默天真的一面。一是阳货想见孔子，孔子不愿意见阳货。阳货让人给孔子送了一只烤乳猪，孔子不好不上门答谢，但又实在不愿意见到阳货，就让学生事先打探明白，专门挑阳货出门的时候，上门到阳货家还礼。谁知活该倒霉，在回来的路上和阳货狭路相逢，阳货狠狠损了孔子一回，孔子只好吃瘪。孔子挨训的神情，和一个偷糖果吃被大人当场捉住的小孩也没什么两样。还有一个故事，说有一个叫孺悲的倒霉蛋去看孔子，孔子不愿意见他，便让学生回话，说自己身体不舒服，不方便见客。可就在学生转告孺悲的时候，孔子又是弹琴又是唱歌。这分明是想活活气死孺悲。可见，孔子有时候也任性而为。综上所述，孔子的这种丰富自然的感情和他的人格力量对学生的影响，远远超过知识的传授。所以，学生们才对他的道德、学问无比崇拜、景仰，死心塌地追随他，努力去实践他的主张和理想。孔子死后，学生将他比作天上的太阳和月亮，并且集体在他墓旁服丧三年。这都是孔子言传、身教并重的结果。 　　孔子是我国古代最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和政治活动家。在孔子之前，中国教育主要是“学在官府”，由官府办学， 教授贵族子弟。从孔子聚徒讲学开始，才有私人办学，这在中国教育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孔子招收学生的宗旨是“有教无类”。孔子先后共有学生三千人，其中最优秀的七十二人。孔子教育思想的核心是德才兼备、因材施教。孔子教育内容分文、行、忠、信四科，以《诗》、《书》、《礼》、《乐》为教材，教以礼、乐、射、御、书、数等本领。孔子的教育思想对我国教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教育思想有的至今仍被我国教育界沿用。综观孔子教育思想，我们可以发现具有以下特征： 　　一、孔子的教学对象是“有教无类”。孔子从30多岁起，即开始他的教学生涯，此后从无间断。孔子主张“有教无类”（《卫灵公》），即主张无论社会地位高低贵贱，每个人都应有受教育的机会。他招收学生，学费并不贵，只要学生象征性地送他几斤腊肉就可以。所以，他的学生有很多出自寒门，譬如颜回和原宪就是著名的穷学生。由于孔子很有学问，而且只是象征性收学费，所以有很多人来跟他学习。他的学生多数是鲁国人，但也有不少是从遥远的秦、楚、吴等国来投师问学的。据说，他前后共有学生3000人，其中身通六艺的就有72人。私人讲学，而有这样的规模和成效，是空前绝后的。孔子教学有谋生的考虑，但主要还是为社会培养德才兼备的政治人才。孔子鼓励学生从政，还常常把得意门生派出去做官。孔子讲学的目的，实际是借学生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从而改变社会。由于孔子的门生来自各行各业，每个人的性格才情也各有不同。所以，针对学生的不同情况，孔子在教学中采取了不同的教育方法。《先进》篇有一则著名故事：政事科的两大高才生子路和冉有都问孔子同样的问题：“听到了道理，马上就去做吗？”孔子对子路说：“你有娘老子在呀，怎么能随随便便自己做主呢？”对冉有的答复则是“好的，去干吧！”同样一个问题，对子路和冉有的答复却截然相反。孔子认为主要是因为他们两人个性不同。子路是个冒失鬼，要压压他的冒失劲；冉有却有胆小鬼的嫌疑，要给他打打气，把他的劲头鼓起来。“仁”是孔子教育学生的宗旨和目的，但对于不同的学生，孔子又赋予了“仁”以各不相同的意义。例如：颜渊问“仁”，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仲弓问“仁”，孔子说：“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司马牛问仁，孔子说：“仁者其言也仁。”樊迟问“仁”，孔子说：“爱人。”所有这些，与其说是孔子对“仁”的解释，倒不如说这是孔子根据每个学生的个性，对他们提出的完善自我的具体要求。所以范文澜说：“孔子虽然讲了很多条的仁，一般是讲士的修身法。” 这里的“修身”就是“修己”，它是一个人从事一切社会活动的重要前提。若用儒家的话来说，就是一个人只有“先修其身”，然后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才能实现自己献身事业、献身祖国乃至献身人类的远大理想。 　　二、孔子教育目的是使学生成为德才兼备的君子。《述而》篇说：“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其中文指文献知识，即《诗》《书》《礼》《乐》《易》《春秋》等书本知识；行指礼乐技能，即礼、乐、射、御、书、数等实用技能；忠、信则属道德修养范围。《先进》篇又有所谓的孔子四科之说，即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个门类，也可以说明孔门的教学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个人的修养（德行）；实用的政治技能（言语、政事）；古代文化知识（文学）。而在德、才二者之间，孔子更重视德；在实践与知识二者之间，孔子更重视实践。所以孔门四科中排在最前面的是德行，排在最后的是文学。如孔子说过“行有馀力，则以学文”。这表明孔子虽然鼓励学生努力学习文化知识，但却强调做人比做学问更重要。子夏特别爱念书，针对这个学生的特点，孔子特意提醒他不要念成个书呆子。还如在人格问题上，孔子作了严格分界的，它主要包括士、君子、成人、贤人、仁人、圣人。这实际上也就是四种人，因为这里面层次最高的圣人是没有的。尧、舜、禹都是孔子很崇拜的人物，但孔子却从来没有称他们为圣人，譬如，有一次子贡问他：如果有人“博施于民而能济众”，是不是可以称得上仁人？孔子说：“何止是仁人！那简直是圣人！就是尧舜还没有达到这一步呢！”仁人是孔子理想人格中的第二层次，尽管他评论一般人的学业和言行时，也都是以‘仁’‎ 为根据的，可他却从不轻易以此许人。一些国家的贤臣，如楚国的子文，齐国的陈子文，郑国的子产，在孔子面前只是被称为“忠”、“清”和“有君子之道”；而唯独管仲因为辅佐齐桓公“不以兵车”，“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才得到了孔子“如其仁”的称赞。另外，还有一种人也可以称作仁人，这就是个体人格相当完善的人。遗憾的是，孔子还不曾承认有谁的人格达到了这一完美的境界，就是他自己也不敢以仁人自居，他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又如《论语》中有许多篇幅都对德育进行了详细的描绘。例如《学而》篇的第6章对学生进行了伦理道德教育，一共提出了七个要求：孝、悌、恭谨、信、博爱、仁、学文。七者之间是一种递进关系，在家里孝顺父母、尊重兄长是基础，由此类推，才可以做到对大众有爱心。而第8章是教育学生修身之道，提出了五项要求：仪表庄重，努力学习，为人忠信、善于择友，勇于改过。“君子”有特定的社会性含义，是指有一定身份且有较高道德水准的人。第13章主张做人要遵循三个原则：守信用、态度恭敬和依靠亲族。《论语》第14章讲君子的美德，既是夫子自道，也是教育学生养成正确的人生态度：不要贪图物质享受，多做实事，少说空话，要走正道。此外，孔子在教学中也很重视美育、即重视音乐和诗的社会作用。孔子认为音乐和诗最能感染人，能在潜移默化中熏陶和养成个人的道德情操。《泰伯》篇提到过“兴于诗，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迩：近的意思。）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迩之事父，远之事君”，说明学诗的目的是做人。“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说明文艺有普及知识的作用。“可以观”，是说文艺作品反映社会现实；“可以怨”，是说文艺作品能泻导不满情绪，起到社会安全阀的作用。“兴”则是文艺作品中最独特、最本质的作用。“兴”即激发个人的情感，使其努力向上，实际上指文艺作品的感染力与熏陶作用。孔子最重视的就是这个“兴”。孔子提倡“诗教”，把文艺欣赏和政治道德结合起来，把文艺活动当作陶治情操、改革社会的重要手段。这种思想实际上就是现代提倡的美育精神。 　　三、孔子的教育方法灵活多样。孔子很注重教学方法，他的一些教学经验至今仍为后人争相传诵，对今天的教学仍具指导意义。孔子的教学方法，最主要的表现在启发诱导、教学相长和言传身教三个方面。孔子善于进行启发式教学，总能在最恰当的时候点拨学生。《述而》篇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这实际上是要求学生独立思考问题，要求学生经过努力思考，弄明白大多数地方，到最后一点疑难的时候，再给以指点。这样，学生的印象才最深刻。孔子还强调做学生要善于触类旁通，“举一反三”。其目的在于调动学生在学习上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孔子采取启发诱导的教育方法最生动的体现在教学中经常大量使用比喻手法。如《子罕》篇记子贡和孔子之间的一段回答。子贡问孔子：“有一块价值连城的宝玉，是把它藏起来呢？还是卖掉？”孔子说：“卖呀！卖呀！有大价钱我就卖。”而从各情况看，子贡实际上是要试探老师是否要出来做官，但他问得很巧妙，也很含蓄。师生双方都是在用隐语，设喻问答，心照不宣，委婉而又风趣。教学相长即理论联系实际，是孔子教学的又一特点。孔子在给学生讲授六经时经常结合当时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展开讨论。在讨论过程中，学生对六经的思想精神领会得较深，孔子也从学生的发言中得到启发。学生一旦有精彩意见，孔子总是不忘及时给以表扬，并且说自己也从中受益。孔子教学生，不但进行言教，也进行身教。孔子本身就是儒家伦理的楷模，他有高度的原则性，百折不挠的精神毅力，丰富的古文献知识，多种多样的实用技能，达观的生活态度，谦虚和善的待人之道，并且热爱教育事业，从内心深处爱护学生。孔子在和学生的交往中，还充分体现了自己幽默、亲切的一面。《阳货》篇记载，子游在一个叫武城的小地方做官，把那个地方建成了一个礼乐文明样板小区，孔子一看就乐了，笑着说：“杀鸡焉用牛刀？”意思是说就这么一个小地方，也犯得着这样的力气？子游听了就反驳孔子，说：“人民受礼乐熏陶，就容易管理呀。老师您平时不是这样教育我们的么？”孔子马上不笑了，一本正经地说：“子游说得对！我刚才是在玩笑。你们别当真！”还有一次，孔子说自己不想再说什么话了，子贡就说：“您老人家不说话了，那我们跟谁学习人生的道理呢？”孔子说：“你看见天说话么？天不说话，地球不也一样地转么？万物不也一样地生长么？天说过话么？”这简直是小孩和人斗嘴时的口气！《阳货》篇还有两个故事也说明孔子性格中幽默天真的一面。一是阳货想见孔子，孔子不愿意见阳货。阳货让人给孔子送了一只烤乳猪，孔子不好不上门答谢，但又实在不愿意见到阳货，就让学生事先打探明白，专门挑阳货出门的时候，上门到阳货家还礼。谁知活该倒霉，在回来的路上和阳货狭路相逢，阳货狠狠损了孔子一回，孔子只好吃瘪。孔子挨训的神情，和一个偷糖果吃被大人当场捉住的小孩也没什么两样。还有一个故事，说有一个叫孺悲的倒霉蛋去看孔子，孔子不愿意见他，便让学生回话，说自己身体不舒服，不方便见客。可就在学生转告孺悲的时候，孔子又是弹琴又是唱歌。这分明是想活活气死孺悲。可见，孔子有时候也任性而为。综上所述，孔子的这种丰富自然的感情和他的人格力量对学生的影响，远远超过知识的传授。所以，学生们才对他的道德、学问无比崇拜、景仰，死心塌地追随他，努力去实践他的主张和理想。孔子死后，学生将他比作天上的太阳和月亮，并且集体在他墓旁服丧三年。这都是孔子言传、身教并重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