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作文热点素材必备 13页

‎2017高考作文最新热点素材 别让“甩老族”肆意践踏养老责任 戴先任 ‎ 将老人送进养老机构，支付一段时间的费用之后，就不管不问了，这样的子女有一个共同的称呼——“甩老族”。前段时间，各地一些养老机构发生多起“甩老”事件，老人家属无一例外都是欠费玩失踪，养老机构又不能把老人赶出去，只能贴钱照顾。像这样的“甩老族”在郑州也有，而一些民营养老机构本身运营就困难，在遭遇这些违背诚信的“甩老”行为之后，不仅维权困难，经营更是雪上加霜。（5月24日《河南商报》）‎ ‎“甩老族”的出现，让人心寒，尤其是在已经迈入老龄化社会，且老年人口还在剧增的中国，各地频发“甩老”事件，应该对此引起重视。要让老年人老有所养，让老年人能安度晚年，家庭的作用至关重要，尤其是在中国，传统的家庭养老仍是主流，子孝孙贤，是能让老年人安度晚年的重要因素。“甩老”事件频发，则让人担忧老年人的养老处境。‎ 这些“甩老”事件，很多都发生在养老院，子女在把老人送进养老机构后，就不管不问，不再支付费用，而养老院出于人道等各方面考虑，又不可能把这些遭受遗弃而且往往还是病重、羸弱的老人赶出养老院，养老机构为此承担了本应是老人子女承担的费用。而很多养老机构都是民营，这样就给养老院造成了更大的经济和人力负担。‎ 这样的“甩老”事件越来越多，需要养老机构更为重视对老人家庭条件的调查，看老人子女是为了“甩掉包袱”还是真心为了让老人能更好地安享晚年。当然，这样的措施也无法阻挡那些恶意遗弃老人的不孝儿女。这就可以借鉴国外经验，如立法实行老人财产托管制度，让老人入住养老院后，养老机构可申请变更老人的监护权，对老人财产实行托管，用以支付养老费用。同时，也要加大对遗弃老人的不孝子女的追责力度，不能让这些不孝子女遗弃了老人，还能逍遥法外。‎ 其实“甩老族”并不止表现在把老人送到养老机构就不管了，不孝子孙将老人遗弃到养老院，还是有希望养老院替其养老之意，而有些老年人，其子女也不送老人去养老院，也不赡养老人，或对老人实行家暴，比如在生活上，对老人不好，让老人吃得不好，穿得不暖，甚至时时咒骂老人，这些虽然没有驱赶老人出门，却可能让老人生不如死，也是一种“甩老”；有些“甩老族”则会把老人从家中赶出去，也不送养老院，让老人无处安身等等。这些情况，养老院并不知情，更具有隐蔽性，这样的“甩老”事件甚至更为常态而频发。‎ 别让“甩老族”肆意践踏养老责任，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老年人抚养我们长大，我们就要赡养他们终老，敬老爱老，也体现的是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让“甩老族”受到法律与道德的夹击，让“甩老族”没有生存土壤，才能让老年人老有所养，才能让社会变得更文明而有温度。‎ 语文教材修订凸显文化自信 封寿炎 ‎ 据语文出版社近日透露，新修订的中小学语文教材进行了大幅调整，40%原有课文被替换。新版教材大幅增加反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课文比重，相关课文最高占到全部课文的40%，并且增加了古诗文教学内容。语文教材修订，迅速成为广受热议的话题。‎ 语文不仅仅包含工具性的语言知识，而且兼具承载哲学思想、陶冶人心等诸多功能。受此传统影响，今天语文教材课文的遴选仍然广受关注，常被视为时代精神、文化传承、文学艺术乃至情感趣味的风向标。那么，这次大幅调整入选课文体现了什么？‎ 增加古诗文教学、增加优秀传统文化内容所占比重，就是要更加强调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厚重的国家，拥有几千年不间断的历史记录，中华文化在全世界独一无二。同时，我们还拥有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 无论是对于当下，还是对于未来，这些传统文化都具有重要而深刻的价值。然而到了当代，随着年青一代对于传统文化的陌生和疏离，文化名家越发难寻。如何改变这种现象？学校教育大有可为。‎ 要接续传统、传承文化，古诗文教学是一把关键钥匙。历代哲人、诗人、作家扎根于广阔的社会生活，深刻地体验社会和人生，强调人类的基本情感，专注于语言的艺术，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不朽篇章。这些篇章与整个历史文化脉络血肉相连，蕴含着其所处时代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思想文化，承载着极具中国特色、中国风范的文化价值。古诗文教学的意义，是激扬它们承载的文化价值，并使其在现代社会的语境下焕发神彩。因此，对它们的学习不仅是“技能性”的，更体现了我们在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自信。‎ 同时，此次语文教材的修订也有与时俱进的一面。一些原来收入教材的文章此次进行了调整，比如温书林的《南京大屠杀》这次就替换成了从张纯如著作《南京大屠杀》里节选的《死里逃生》。对照着读温书林和张纯如的两篇文章，可谓各有千秋。张纯如的著作，资料更加扎实，细节更加生动，对于人物的刻画也更加层次丰富、性格生动。她在文中除了揭示大屠杀的残酷性之外，也展示了主人公李秀英不畏残暴、勇于抗争的英雄气概，塑造了令人感佩的中国女性形象。‎ 时代在变，语文教材和语文教育也在不断改变。紧扣时代脉搏，跟上时代脚步，在传承中变革，既固本又开新，应该是语文教学一个永恒的课题。‎ ‎ ‎ 纷飞的谣言与我们浮躁焦虑的内心世界 杨朝清 ‎ 近日，一段“樱桃核有毒，5颗毒倒成年人”的视频在微信朋友圈热传。记者向医学、营养学专家求证，专家表示，这一消息为假命题，樱桃核致病的可能性微乎其微。（5月26日《京华时报》）‎ 微信朋友圈作为一个区别于家庭、工作场所的“第三空间”，曾经给老百姓带来了愉悦的用户体验。然而，不论是屡见不鲜的“炫耀性晒娃”，还是不厌其烦的拉票，抑或层出不穷的谣言，微信朋友圈不断上演着“变形记”，早已面目全非，让一些人选择了远离甚至退出。那些缺乏科学依据的谣言，为何能在微信朋友圈上大行其道？‎ 在不确定因素增加的风险社会，“樱桃核有毒”无疑触碰了老百姓关于身体健康、生命安全的敏感神经。在一个“吃货”盛行的时代，有不少爱吃樱桃的消费者；危言耸听的“樱桃核有毒”不仅会影响商家的生意，也会加剧老百姓的心理恐慌——尽管吃5颗樱桃核是一个小概率事件，为了最大限度地自我保护，人们往往采取一种封闭性的社会排斥，对樱桃“望而生畏”。‎ 美国社会学家默顿将谣言看成一种社会情境，它一旦被许多人相信，就会进一步增加相信者的人数，进而对社会功能造成影响，导致人们的认知偏差，激发负面的社会情绪，形成单向度价值判断和同质化思维。在有效信息供应不足的背景下，具有刺激性的谣言对受众的精神需求的满足，谣言内容与受传者预期的吻合以及受传者之间的相互印证，　进一步加剧了谣言“乱花渐欲迷人眼”。‎ 许多谣言并不高明，只要我们多一些独立思考和审慎思维的能力，谣言就会被粉碎。在微信朋友圈，谣言为何成为“打不死的小强”？说到底，急剧的社会变迁，让人们普遍缺乏定力，处于一种浮躁、焦虑的状态；而在一个多元的时代里，多种不良社会心态交织杂糅，让谣言有了乘虚而入的机会。‎ 纷飞的谣言，让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走调、变味。在微信朋友圈，每个人都有那么几个喜欢转发、分享谣言的朋友。你高冷地不屑一顾、义愤填膺地讨伐，他却乐此不疲、信誓旦旦地相信谣言是真的，甚至对你进行“道德捆绑”。思考的惰性和文化的快餐化，让许多人“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原本没有什么生命力的谣言，就又多了一些生存空间。‎ 在社会信任缺失的当下，谣言进一步切割了稀薄的信任存量。“樱桃核有毒”犹如一面镜子，观照出一个时代的病症。只有让真相越早抵达，谣言才会越快攻破。不论是提升制造谣言的违规成本，还是公共部门、科研机构及时以“信”辟谣，抑或提升公众参与、减少谣言的以讹传讹，治理五花八门的谣言，显然需要多方合力。‎ ‎ “喊停已够捐款”不能仅靠道德自觉 龙敏飞 三入火海，救出多名邻居，自己被大面积烧伤，至今命悬一线。近日，38岁的河南男子王锋受到舆论关注。一周之内，社会各界共向其捐款超过221万元。5月26日，面对从各地持续汇来的捐款，王锋的妻子潘品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喊停了捐款：钱已基本够用，拜托大家别再捐了。潘品说，前来捐款的好心人中，有不少人自身经济并不宽裕。“既然我们的治疗费已经差不多了，就不要让大家的爱心浪费了。”（5月27日《新京报》）‎ ‎“钱已基本够用，拜托大家别再捐了”“捐款若有剩余，会捐出去”“我不希望大家的爱心被浪费”“已停掉网上捐款项目，将销银行卡”……这样的话语，出自受助者家人口中，的确令人感动。受助者需要帮助，但并不贪婪，也很有底线与准则，如果受助者都能像这样，愿意献出爱心的人，必然会越来越多，因为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爱心，不是被骗了，也不是被挥霍了，而是实实在在地用在“爱心事业”上。‎ 对于这次受助人的表态，网上也是好评一片。有人表示，这样的道德自觉，值得肯定，也值得更多的人学习与借鉴；也有人表示，呼吁“钱已够别捐了”的说法，也是一种慈善……从网上舆论来审视，对此事好评颇高。但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这样的做法，看起来更像是一种底线之举，只不过由于之前一些受助者的素质不高，才显得如今这受助者的高尚。毕竟，不让“爱心流失”，应该是慈善的应有之义。‎ 审视现实不难发现，在慈善方面，现实的状况的确不容乐观。一些慈善机构的信息不够公开透明，令捐助者“很受伤”。此外，网上一些人利用公众的同情心募捐，也没有得到严厉的惩戒，同样是对慈善的一种“伤害”。当然，还有一些人，没有骗捐，但收到的慈善款远远超过他们的需要，但他们也没有“退还”的意思，甚至用于改善自己的生活，这样的行为，在“捐赠者”看来，同样的不甚合适的，甚至是令人“心寒”的。‎ 通过这些案例足以发现，慈善领域任何的一件小事，一旦处理不当，都可能让“爱心”‎ 受到损伤。而并不是每一次，受助者都能有足够的道德自觉，都能合理地进行善款的管理与分配。这就意味着，对善款的管理，应该有统一性的规范。可以说，无论是通过个人募捐还是机构募捐的善款，都应该保持充分的信息公开与透明，在这方面，政府部门应当好监管者的角色，唯有如此，才能避免“善款”合理地用在刀刃上。‎ 遗憾的是，当前对此的约束，似乎还停留在道德自觉的高度上，但这显然是不够的。希望有关部门的能够及时介入，并当好“守夜人”的角色，为善款的合理利用保驾护航，让“善款”落到实处，维护好慈善行业的良性制度。‎ 问题论文“闯关”打了谁的脸 周继坚 ‎ “只要随便堆砌几万个文字，通过答辩，就能从‘博士生’摇身一变为‘博士’。这样的‘博士’到底价值几何？”日前，南京师范大学教授陈吉德在评审一篇教育部抽检的博士论文后，发博客称该论文差到让他愤怒。他强烈建议教育部有关部门追查论文的相关单位和作者的责任，并作出相应处理。‎ 陈吉德教授的“冲冠一怒”，暴露出当前论文评审的诸多问题。客观来讲，当前我国高校从本科生到硕士到博士的学位论文评审总体上是严格的，而在这几个层级当中，博士论文的答辩应当说最为严格。和本科、硕士教育相对放开不同，我国的博士教育还是精英教育，国家对博士生的培养可以说是严上加严，很多论文不过关的博士生不得不延期毕业。但这篇“问题论文”恰恰出于博士生之手，陈吉德提到的“资料堆砌、语句不通、文不对题”等诸多问题，着实令人惊诧。‎ 学位论文是一个人理论修养、知识水平、研究能力的综合体现，刻苦钻研、诚实守信是一个学者安身立命之本。如果像这样弄虚作假、敷衍了事，用古人的话讲，那就真正是“斯文扫地”。须知，博士生教育的高标准、严要求，既是对学校师生负责，更是对一国学术能力、科研能力的保护。我国推行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目的就是要培养造就一批有真才实学的人才，挑起国家改革发展的大梁，如果都像这样腐蚀学术殿堂，连起码的学术准则都不要，连基本的学术要求都达不到，遑论破解“钱学森之问”。‎ 学术是一面镜子，映照的是社会的生态和人们的心态。当人们都忙于巧夺浮名、急功近利，学术研究就不可能有“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的氛围。当人们都忙于钻营讨巧、敷衍了事，真正的学术尊严就不可能得到尊重。当学术也被人们当作摆设来对待，甚至当作商品来交换，那么一个国家的原创力、创新力就会遭遇“劣币驱逐良币”的困境。每一篇“问题论文”都是国家教育塔基上的一道“裂纹”，“裂纹”多了，学术大厦就会摇摇欲坠。‎ 学术造假、学术腐败层出不穷，最该反思的还是教育部门和高等院校，学生不认真研究、导师不严格把关，根源是制度出了漏洞，或者制度被架空。应当反思制度规定的论文评价体系是否真正发挥了作用，对学术腐败和学术造假的打击是否起到了作用。如果造假作弊的行为得不到惩处，好的论文得不到激励，敷衍塞责的行为得不到约束，最终只能是“劣币驱逐良币”。‎ 惩治学术腐败，毫无疑问须从“把关”入手，以“追责”收尾。导师应当作为学生论文的第一把关人，承担学生学术行为的连带责任，必须建立相应的考核和奖惩机制，使导师不再空当摆设。学校作为学术机构，应当对全校学生的论文质量承担责任，必须深究学校在论文把关方面的主体责任，由教育部门进行监督和考核，对于问题严重的学校要不惜取消其自主评审资格。此外，教育主管部门必须更加积极主动地介入查处学术不端行为，树立良好的学术导向。‎ ‎“扔鞋治陋”的文明之辩更具意义 张 立 一名男子“对不文明说不”，愤然将机场候机的另一名乘客脱下的鞋子扔掉的视频在中国网上窜红。（5月25日参考消息网）‎ 厦门机场候机室，一名乘客脱鞋袜自顾自的睡觉，不仅形象不雅，也给其他候机乘客带来不适。一名乘客对脱鞋袜者“扔鞋治陋”，表明了部分乘客对脱鞋袜者的不容忍和制止，此举也在网络上引发不同声音，有赞有疑，相应的争论，势必进一步深化人们对文明含义的认知。‎ ‎“扔鞋治陋”为什么能发生？在机场方面没有对不文明行为进行劝阻时，公共文明就缺少了公共制度的托底式维护，这时，公民个人挺身而出，对睡觉脱鞋袜不文明行为进行制止，从维护公共场所文明的初衷来看，是值得肯定的。‎ 而对于“扔鞋者”来说，其首先是一个有朴素文明认知的人，有的网友称之为“捍卫文明的侠”。在“扔鞋者”看来，把鞋子扔掉，是对不文明行为的一种惩戒，让脱鞋者知道不文明行为之失、之痛。“扔鞋治陋”，仍然有很大市场。如对别车人进行反别车教训，如对不文明行为人进行人肉搜索，如对小偷游街示众，等等，每一种朴素的捍卫文明，都在以捍卫文明的名义为一些“捍卫文明的侠”所津津乐道。‎ 然而，“扔鞋”与“治陋”，到底能有多紧密的因果作用还不得而知。当脱鞋者醒来时，发现自己的鞋子被扔并且知道扔鞋之人时，会产生怎样的结果？一是脱鞋者自惭形秽，为自己不文明行为后悔不已；二是毫无悔意，且要与扔鞋者理论甚至还有可能大动干戈。两种情况都有可能发生。‎ 从和谐社会的建设上，每一个公民，都有对不文明行为制止的道德义务，但受限于主观和客观各种原因，对不文明行为的制止，有时还有不同理解，有的甚至走入歧途。因此，“扔鞋治陋”的出现，和由此引发的争论，能够更加引起人们对文明和维护文明的再思考，这才是此事件最应该关注的焦点。‎ 对不文明行为的制止，不能突破不文明行为的烈度和不文明行为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即制止不文明的行为与不文明行为的烈度相匹配。“扔鞋治陋”显然也应如此。扔了他人的鞋，不管这双鞋价值多少，已经侵犯了他人的财产权，越过了应有的界线，难以为文明价值所包容。‎ 作为当事人，“扔鞋者”可以敦促机场对睡觉者进行劝阻，或者也可以叫醒睡觉者要注意个人不当行为，做一个“捍卫文明的绅士”。这两种措施，都要比“扔鞋治陋”要缓和的多，也比“扔鞋治陋”可能带来的负面作用要小的多。‎ ‎“捍卫文明的侠”，与“捍卫文明的绅士”，两者都是捍卫文明的自觉实践者。而其所带来的效果，显然，“绅士”要比“侠”更符合现代文明的精神追求。而机场等文明的托底者，显然要率先为公共文明的建构兜好底，支持“捍卫文明的绅士”。‎ 对于“悬崖村庄”舆论该有包容心态 舒圣祥 一则题为《悬崖上的村庄》的报道，让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昭觉县支尔莫乡阿土勒尔村，通向外界需要顺着悬崖断续攀爬17条藤梯一事，引起广泛关注。当晚，凉山彝族自治州州委书记林书成表示：先施工一条钢筋结构梯道，解决群众出行安全问题，接下来马上组织论证彻底解决方案。县领导已经连夜带领工作组，攀爬天梯进入村子开展工作。（5月25日《新京报》）‎ 作为媒体记者，发现这样一个悬崖上的村庄，拍下那么有视觉冲击力的照片，引来那么多的关注，无疑是一次很成功的报道。而作为地方官员，发现自己的辖区出了这样的“负面新闻”，在此扶贫攻坚特殊时刻，闹出这么大的动静，难免心慌慌兮夜不能寐，于是连夜动作，该表态的表态，该行动的行动。按照应对舆情的标准范式打分，这样的表态和行动，大概可以得个不错的分数。但是网友不认账，因为“之前做什么去了”。‎ 是啊，之前做什么去了，媒体一报道就连夜行动，之前行动了么？这样的质疑向来是无往而不胜的。扶贫攻坚的行动是当下地方工作的重点，这样一个“悬崖上的村庄”，如果都没入定点扶贫的范围，肯定是说不过去的。公众的质疑不能说没有道理，只不过，这样的责骂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悬崖村庄”缺的可能根本不是把藤梯换成钢梯，如果因为媒体报道在山上专设一所学校，那可能是浪费，而如果花费巨资修路上山，更可能是对纳税人的不公。‎ 像这种“悬崖上的村庄”，大山深处其实还有很多，交通不便的孤立村庄，有的是被山阻，有的是被水隔。最好也最省事的办法，当然是整体搬迁。事实上，对不具生存条件的地方进行整体搬迁，也是国家扶贫的要求，“一方面不把扶贫资金投到那些该搬迁的村，避免浪费；另一方面也可使搬迁的群众享受城里人一样的公共服务。”其中，避免浪费是很重要的，像新闻中的“悬崖村庄”，修一条路至少五六千万，全国那么多孤立村庄，都要如法炮制吗？‎ 按照“不把扶贫资金投到那些该搬迁的村，避免浪费”的要求，我不知道领导随意拍板把藤梯换钢梯，是不是涉嫌浪费；如果进一步的“彻底解决方案”是修路上山，那就更是在烧纳税人的钱了。现在的问题是，“悬崖村庄”不愿整体搬迁——山上能够自给自足，山下却没有自己的土地——这也是孤立村庄扶贫过程中的普遍问题。如果强行整体搬迁，显然不够和谐；如果尊重村民意愿，一旦被媒体曝光，你又必须回应“之前做什么去了”的舆论质疑。‎ 责骂解决不了“悬崖村庄”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较为可行的办法，也许是引入市场的手段，在尊重村民意愿的前提下，引入合适的旅游开发。这个意义上讲，媒体报道给“悬崖村庄”带来了名气，肯定是一件好事。如果有民间资本看上这里的旅游资源，愿意投入开发，地方政府应该大力支持。到时候，“悬崖村庄”就不是问题麻烦，而是特色资源了。但这需要时间，需要机遇，不可急躁，不可蛮干。‎ 所以，对于“悬崖村庄”，舆论应该有一种包容的心态，否则，只会促使地方政府基于漂白“负面新闻”的动机，做出两种选择：要么动用强制手段实施整体搬迁，要么为博舆论一笑“烽火烧钞票”。‎ ‎ “昭君牧羊”，权力无文化很可怕 郭文斌 ‎ “因为是学中文的，所以就很敏感，第一眼看到就觉得这四个字不对劲。”日前，在重庆大学中文系读大三的小赵和朋友在沙坪坝三峡广场聚餐，几个人在新世纪超市旁的空地等人时，被一组雕塑吸引，雕塑上“昭君牧羊”四个大字引起了大家的讨论。对此，当地有关部门表示：昭君生活在塞外，应该是有牧羊经历的。（5月22日《　重庆晨报》）‎ 对于“苏武牧羊”、“昭君出塞”，读过历史我们都知道，我们还真不知道“昭君牧羊”，不过，当地有关部门却表示，昭君生活在塞外，应该是有牧羊经历的。于是想当然地就有了“昭君牧羊”的城市雕塑，且存在多年了。期间想必也有大学生提出过质疑，但由于当地有关部门的固执己见，却让“昭君牧羊”，成为了当地人人皆知的“地名”，这实在是悲哀。‎ 城市雕塑是一座城市的名片，不仅仅是增添城市美景，更是一种人文教育，因此，需要追求美感，更要追求科学性、真实性。显然，“昭君牧羊”不符合历史事实，退一步说，历史上真有“昭君牧羊”，也应该是经过考证的，而不是相关部门所说的“应该是有牧羊经历的”，如此猜测而成的“昭君牧羊”等同于儿戏。“万一这些孩子以后只晓得有‘昭君牧羊’，不晓得昭君出塞、苏武牧羊怎么办？”市民的忧虑显然不无道理。‎ 城市雕塑花的是纳税人的钱，本应该谨慎用之。既要有预算，又要相关的审核。不知道“昭君牧羊”‎ 是谁出的注意，又是谁审核的，怎么相关人员就没觉得不妥，这真是不可思议。不过，现在城市雕塑，以怪异来吸引眼球的也不少。由某知名网站发起的“2012年十大丑陋雕塑评选”活动曾引起全国网民的强烈反响，在全国大中城市矗立的许多著名和不著名的雕塑作品引发了全民的共同讨伐和质疑。不过，质疑归质疑，只要权力部门不想拆，仍然会继续矗立于城市街头，老百姓又能奈若何？其实，即便是拆了，浪费的还是纳税人的钱，谁又会受到问责呢？‎ 历史文学允许想象，但将一种文学想象的场景用作一处地名或地标，这是不允许的，因为会造成误解，不利于对孩子的教育。对城市雕塑，应该尊重历史，少些“戏说”。‎ ‎“昭君牧羊”，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权力的一次胡搞，权力无文化很可怕，可以弄出个“昭君牧羊”，下次说不定还会弄出什么名堂。“昭君牧羊”是城市伤疤，或留存或拆掉，都已经抹不去权力的“任性”。城市雕塑如果缺乏“民意程序”，如果不加强对权力的约束，“昭君牧羊”以及所给出的“狡辩”，都会留下无穷的“后遗症”。‎ 救人值不值无需探讨 杨 丽 河南周口的两位小伙子胡浩强、陈庚因舍己救人的壮举感动着社会，书写着青年英勇。但英雄故事却在网络上引得一片争论，只因女子跳湖轻生，便带给了两个家庭无尽的悲痛。网友们一面缅怀两位英雄，一面感叹“想死的人没死成，不想死的却死了”。青年小伙救人到底值不值，该不该，成为争论的焦点。‎ 俗话说“人命关天”，生命是最珍贵的，任何一条鲜活的生命都是值得被挽救的。在危急时刻的舍身救人是出于中华儿女守望相助的本能。在战争年代，一人的牺牲更是为了千万人的幸福。董存瑞、邱少云、黄继光等耳熟能详的英雄先烈已经成为矗立的民族丰碑，更有用鲜血驻守黑龙江的马占山，身受重伤也不愿做亡国奴的黄启东，为救朝鲜少年而牺牲的中国志愿军罗盛教，他们舍生取义，值得被祭奠。战争年代，国难之际，他们牺牲为的或是小家性命，也可以是大国安危。任何的牺牲都叫“舍”，任何的大义都叫“义”，牺牲自己，也是为了挽救他人。‎ 如果说，动荡年代里牺牲不可避免，那现代社会，和平大氛围的氤氲下也隐藏着各种各样的危险。危险在，生命就必须拯救。动乱年代的牺牲精神也必须在今天得到延续，平安时，它作为一种必须坚守的信念潜藏于路人的内心，危急时刻，它化为一种自觉的行动救人于水火。‎ ‎“小悦悦事件”发生之后，不少人感叹世态炎凉，城市社会缺乏爱心与温暖。然而，事实上“舍身取义”在今天并非离我们而去。非典病毒肆虐时，奋战在第一线的白衣天使，用行动演绎着“用生命挽救生命”；天津爆炸中上演最美逆行的消防员战士，用生命挽救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今年4月底，不顾危险跳入粪坑救起幼童的教师杨文利也曾直言：救人是天职。‎ 以生命挽救生命值不值，本就无需讨论。生命无价，任何人遭受威胁时，旁人都有救助的义务。这是人类的本能，更是中华民族的美德，同时也是社会生存发展的基础。这种牺牲与奉献精神在任何时代都不可缺少。‎ 但丁说得好：“人不能像走兽那样活着，应该追求知识和美德。”见义勇为是美德，舍己救人也无比的崇高，这才是我们该称赞的。至于轻生跳湖的女子，我们也应该少些指责，毕竟连累他人或并不是姑娘本意，英雄牺牲也是谁都不愿意看到的结果。‎ 今天，我们追忆舍己救人的青年英雄胡浩强、陈庚。在两位少年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他们在救人于危难时的义无反顾，更看到了当代青年的担当和价值选择。这一代的青年人，也在用行动延续着优秀民族精神，并传递着鼓舞人心的力量，引领着时代的前进。我们呼唤这样的青年担当，只有将生命的平等与崇高扎根在祖国的下一代心中，我们的国家才更有希望，我们的民族才更能辉煌。‎ ‎ ‎ 博物馆里更该教会孩子“文明”‎ 李思辉 上海玻璃博物馆内，一件精美的玻璃翅膀展品被两个孩子用力摇晃折断，而一旁的家长不仅没制止还在拍照，此事引起热议。媒体报道，被破坏的作品已改名“折”，放在馆内永久展示。‎ 博物馆不仅是一个开放的公共休闲场所，更是一个与历史、艺术对话，提升修养的公民课堂。家长带孩子去博物馆，或多或少都有陶冶情操、提升修养的目的。放纵孩子闹腾，破坏博物馆静谧、幽雅的氛围，甚至任凭孩子损坏展品而不加劝阻，这种纵容岂不是与教育孩子的初衷背道而驰吗？‎ 在国家动物博物馆，“熊孩子”走后垃圾遍地、一片狼藉；在武汉东湖等景区，“熊孩子”不听劝阻下水上树……生活中，“熊孩子”在博物馆、餐厅、景区等公共场所随意打闹、影响他人的现象并不鲜见。而这些行为与家长的宽纵不无关系，一些家长总觉得孩子还小，别人应该谅解，殊不知文明需要从小养成。孩子不懂事，家长却应明理。‎ 公共场合遵守公共秩序、保持文明素养是起码的要求。一旦孩子的行为有损文明，对他人造成影响，家长就须及时进行教育和引导，这本身就是一个塑造孩子健全人格的过程。孩子就像树，要成长成栋梁，必须及时剪枝。作为监护人，家长需要承担起这样的责任，及时对孩子进行文明养成教育，使之成为讲文明、有修养的人，这是对孩子负责，也是对社会负责。‎ 每个个体的素质都关乎国家形象。过去，一些人出门不讲文明，随意插队、大声喧哗、多吃多占等，严重损害了中国人在海外的形象，让人慨叹“国民素质低”。提升国民素质，须从今天的青少年开始。如果说，成年人中有些人素质不高有一定的历史原因，一些人养成的旧习难改。可现今物质条件好了，对孩子进行文明教养应该没有什么“硬件”障碍。‎ ‎“子不教父之过。”孩子折断博物馆展品，舆论的板子打在家长身上，展现的是对当下家庭教育的担忧，引出的是文明教养的问题。在孩子成长过程中，家长有责任以身作则，为孩子树立文明的榜样，培养孩子的文明素养、道义担当、爱心、善心和良心。当你发现自己的孩子“淘气”“不乖”的时候，就应及时蹲下来，告诉孩子哪些事情不能做。一味骄纵，不加约束，“熊孩子”就可能变成坏孩子，“淘气”就可能变成“没教养”。‎ 博物馆里，更该教会孩子何为“文明”。请不要把这堂课上“反”了。‎ ‎ ‎ 不能让网址导航把网民“导入歧途”‎ 朱永华 ‎ 针对网址导航网站在网站推荐和内容管理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国家网信办从即日起在全国开展网址导航网站专项治理。国家网信办有关负责人指出，网址导航网站是网民上网的重要入口，是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具有很强的导向作用，亟需加强管理，确保网址导航网站为广大网民推荐权威可信的网站和信息，促使网络空间更加清朗。（据5月19日《中国网信网》）‎ 所有经常上网或拥有个人电脑的网民都有体会，在选择完成浏览器安装之后，都会选取一个网址导航网站作为打开浏览器的“首页”，而由于个人兴趣爱好的不同，几乎所有的网址导航网站都不能让网民完全满意，不是想要进入的网站在导航中找不到，就是不需要的网站导航“一大堆”，更让人烦心的是，由于导航网站之间的竞争关系，有些导航网站不仅跟网民“耍流氓”，不请自来强迫安装，且还难以卸载。某家导航网站提供的新闻导航，居然连新华网都不存在，更有导航网站“暗藏埋伏”，无论点开任何一个链接，首先跳出来的居然是衣着暴露的低俗网页，不但让成年网民感到尴尬烦心，一旦被孩子无意点开，其危害更是显而易见。‎ 说实话，对于很多习惯浏览新闻的网民而言，自然非常关注各大主流媒体网站的导航，而对于网游一族自然也向从导航网站上“一键直入”，客观上来说，导航网站对于广大网民也是“众口难调”。但无论怎么“难调”都不应当为满足自身利益搞“竞价排名”，尤其不能给淫秽、色情、暴力等违法违规有害信息网站设置“入口，导航网站更也应当承担起自觉抵制网络谣言、网络诈骗、网络色情、网络暴力和不给任何非法网站提供导航的社会责任。导航网站企业之间的竞争无法避免，但不管怎样与对手竞争抢夺客户资源，都不能跟用户“耍流氓”，对于将病毒软件捆绑其中强迫用安装使用的违规行为，显然也需要强化治理。‎ 导航网站也是广大网民上网遨游信息海洋的“刚需”，几乎每个网民都在选择使用，国家网信办对这一领域开展专项治理，既是审时度势，显然也是契合广大网民的心愿和网络发展的必须。虽然表面上看网站导航只是给广大网民浏览信息提供链接入口，但对于很多网民而言他依然是一把非常锋利的“双刃剑”，社会责任感强的网站导航，可以为广大网民提供通向主流正能量网站的便捷通道，让用户获得主流信息提供更多有价值的精神食粮，相反，如果导航企业唯利是图，见钱眼开，为大量非主流甚至色情暴力等非法网站大开方便之门，对网民的误导作用和对社会产生的危害也是非同小可。对导航网站进行专项治理，其实也是对非法网站的入口进行把关。对于促使网络空间的清朗无疑也是至关重要。‎ 平心而论，无论是老网民还是初次上网的“菜鸟”，很多人在网络上所看到的各种违法甚至色情暴力信息，并非是刻意寻找。大多数情况下均是由这些非法网站通过导航网页“主动”送上门来。很多人都有体会，这些诱惑的链接一旦点击进去，基本就陷入了非法网站的层层包围圈，不但难以摆脱各种捆绑病毒的“纠缠”，各种不堪入目的网站链接足以让用户的精神和电脑系统一起“崩溃”。因此，国家网信办对于导航网站不仅要开展专项治理，更应当建立和完善常态化的制度监管，确保每一家导航网站条条链接通光明，不能让任何导航网站把网民“导入歧途”。‎ ‎ ‎ 公共建筑取名少些“昭君牧羊”式的自我想像 堂吉伟德 因为是学中文的，所以就很敏感，第一眼看到就觉得这四个字不对劲。”日前，在重庆大学中文系读大三的小赵和朋友在沙坪坝三峡广场聚餐，几个人在新世纪超市旁的空地等人时，被一组雕塑吸引，雕塑上“昭君牧羊”四个大字引起了大家的讨论。对此，三峡广场管委会的相关负责人回应称，“这个雕塑描绘的并不是某个典故，而是对于王昭君在塞外生活的场景的描述。王昭君生活在塞外，应该是有牧羊经历的。”（5月22日《重庆晨报》）‎ 苏武牧羊，昭君出塞，皆是耳熟能详历史典故，虽然不能说是妇孺皆知，不过传承数千年也没有变化。时至当下，却出现了“昭君牧羊”的城市雕塑，固然不是对“昭君出塞”的全盘否定，却是一种臆想化的变更。管理方的“场景的描述”的解释，其实是一种欲盖弥彰的辩解。“应该有牧羊经历”‎ 的说辞，足以表明其心中也没谱。以不确定的猜想，来为城市公共建筑取名，其实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文化歪曲。‎ 昭君固然有出塞的经历，其有没有牧羊的经历，并无历史记载作为依据，那么“昭君牧羊”的想像就难以成立。如果照此逻辑，既有“昭君牧羊”，那么自然就有“苏武出塞”了？其间或有某种逻辑上的联系，然而在没有史料作为依据的情况下，就不宜去相当然的联想。毕竟，文化的记载与传承，不是戏说式“时空穿越”，真实的描绘而不联想，才能让其在传播过程中不走形变样，更不会导致认识上的偏差与错误。‎ 看似轻描淡写的文化想像，然而造成的影响却难以估量。尤其是对长期耳濡目染的小孩来说，此举可能会在心中，留下一生都难以磨灭的印记。当他们在历史课上，以“昭君牧羊”去否定“昭君出塞”，这种场景注定让人尴尬不堪。更重要的是，若是没有人去进行矫正与否定，那么以讹传论之下，恐怕历史的真正面目，将会被自我想像的场景所取代。没有了对文化事实的尊重之感，才是文化传承的真正灾难。‎ 其实，仅有“昭君出塞”的个案尚不足虑，若是这种现象已有普遍之势，那么问题的严重程度，显然已超乎于外界的想像；思想是行为的先导，更重要的是，对文化缺乏敬畏与尊重，才是最大隐患所在。比如方兴未艾的名人故里相争之下，一些地方不惜乱用典故，或者编造虚假的历史事实，最大化进行文化的想像，以便于为自己争取一个名人故里之名；要么就是基于商业利益的考量，将本具有深厚历史底蕴的地名轻易改变，如仁怀改茅台，思茅改普洱，皆因为茅台、普洱红极一时，因一地特产而动用地名，也足以看出文化认知上的肤浅。‎ 当文化标签、历史典故，成为利来利往的道具之后，就难以避免会落个面目全非的结局。西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董小玉表示，“历史文学是可以允许想象的，但是如果要将一种文学想象的场景用作一处地名或地标，这是需要慎重考虑的事情，有可能会让市民造成误解。”若不能区分出历史文学与地名记载之间的关系，若不能具有基本的历史事实敬畏，那么就会犯下难以弥补的错误。‎ 在欧美诸多国家和城市，可以用对建筑和地名的保护，来佐证其对历史事实的敬畏。深厚历史底蕴与厚重文化的注脚，除了保护得极好的建筑，就是对历史事实的尊重。只有真实的文化记载，没有虚幻的文化想像，应是更改地名或者给公共建筑取名过程中，应当坚守的一条底线。否则，我们的历史记载会在想像中变样，而随意想像形成的文化态度，更会成为文化传承与保护的“掘墓者”。‎ ‎ 横店耗资300亿建“圆明新园” ‎ ‎“圆明新园的建设资金全部来自民间，其中绝大部分由企业自筹，少部分来自社会捐赠。不花政府财政的钱，就不存在劳民伤财之说。”东阳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楼守威说，企业遵循的是市场规律，愿意巨资投入，自然对成本收益和承受能力有所考量。‎ 他介绍，在建设初期，圆明新园确实曾因为存在违规立项、用地申报违反国家供地政策、规划用地违反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等问题被国土资源部叫停。在经过整改之后，圆明新园项目重新立项并低调动工。圆明新园投资人徐文荣介绍，圆明新园建设获得有关部门的立项许可，相关土地审批手续已全部完备，所有手续合法。‎ ‎“北京圆明园遗址应该保护，因为它是文物，可以让国人牢记国耻；而在横店建设圆明新园，可以再现当年艺术经典。”徐文荣认为，北京圆明园目前仅是遗址，圆明新园是按照圆明园图纸仿建的全新的园林景观，谈不上侵权。而且，横店圆明新园的名称和项目都是经过国家有关部门批准的，“如果侵权也不可能通过”。‎ 中国圆明园学会副秘书长要砺闵认为，过去曾有人提出过在原址的废墟上重建圆明园，但这是不可能的。国家文物局也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已经将圆明园定位为遗址公园。“争论和比较毫无意义。”要砾闵说，在遗址重建圆明园绝无可能，一些和清代皇家有关的娱乐设施和项目也无法在遗址开展。“研究和保护好现有遗址是北京圆明园最大的任务，而一些想做却做不了的事情，比如古建筑的仿建和修复、场景再现等等，却恰恰可以放在圆明新园。”‎ 圆明新园建设和管理按照国家5A级景区的标准，并力图在整个过程中最大程度地体现完美。已开放的春苑景区拟定门票价格为280元/人次，夜游区域票价280元/人次，冰雕雪雕馆及野生动物馆则另行收费。这一价格制定的依据，来自圆明新园建设所投入的人力、物力以及建筑用料成本。百姓会自己选择，“如果觉得值得，大家仍然会买票游玩；如果觉得物无所值，也就不会来了。”‎ ‎ 在我看来，圆明园无论是一个旅游景点还是娱乐场所，都是一种历史记忆，一种民族记忆，而残败的圆明园更能唤起国民的记忆，因为用伤痕来记住历史，才能记得牢固，记得长久。无论复制多么宏伟壮阔的新圆明园都毫无意义，或许残缺才是最美的，才能从灵魂深处震撼人心。‎ 一方面，横店仿建圆明园确实能够让游客回顾当初万园之园的豪华与宏大，感慨于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顶峰实力。但是另一方面，圆明新园不过是一种对过去的怀念，然而这种“天朝上国”的迷梦是最不可拥有的，圆明新园在细节处肯定也比不上圆明园，那是一个皇室历经多代搜集天下珍宝与能工巧匠而建成的，不相信圆明新园会那么有人性味，相比于残缺不全的圆明园尽管它要更加精准与堂皇。‎ 复制的文化失去了醇厚清冽的馨香，横店圆明园仿照圆明园，虽然显示了其恢弘的规模，华美的艺术品，但是却给人扑面而来的是金钱气息，不像历史上的圆明园，虽经大火灼烧，仅留下焦黑的遗迹，但其经受摧残的沧桑之美震撼人心。‎ 新建圆明园，不仅重现曾经历史文化的辉煌，加强国人的文化自信，更是与现在被英法联军烧毁的圆明园遗址形成鲜明的对比，使国人勿忘国耻，自强不息。至于是不是劳民伤财，我觉得这应该纯粹是自愿的问题，既然有人愿意投资，就说明商家肯定是有了充分的估算的，新建的圆明园会创造新价值的。‎ ‎ 年轻诗人王尧跳楼身亡 ‎2015年5月2日，90后诗人王尧在中国人民大学品园二楼的顶层纵身一跃，结束了年仅21岁的年轻生命。他也成为了继海子、戈麦、顾城之后，又一位我们可能知道名字的自我了断的诗人。——在这份没有年月的历史上，每一页都歪歪斜斜地写满了屈原、王国维、叶赛宁、茨维塔耶娃、马雅可夫斯基弯曲的倒影……如果我们不那么刻板地定义诗人这个称呼的话，这份墓志铭还应当加上本雅明、茨威格、海明威的名字。‎ 王尧死了。王尧不是第一个有历史记载的自杀的诗人，并且也不会是最后一个有历史记载的自杀的诗人。历史，本身就意味着一种谱系的建构与想象。就像我们今天会把海子、戈麦和王尧放在一起，把他们叫做“三个自杀的诗人”，再把这页便签纸贴到叶赛宁、本雅明的长长的花名册里。他们就像霍格沃兹城堡里的魔法画像，看似有声有色、备受尊崇，实则被这样的历史叙事可以任意搬弄。我们今天在这里谈论的一切，事实上也都将迅速地成为一种话语资源、一种事件样态而被收编入某个特定的谱系。最终作为这个贫困时代的见证，或罪证。‎ 海德格尔说：“人只能度过他终有一死的有限生活。”人的全部意义问题的由来，并不是因为我们终有一死，而恰恰是只有我们知道自己终有一死。‎ 在持续发酵的阵阵惋惜声中，“为何诗人纷纷自杀？”也成为了随之而来的一个尖锐问题。王尧生前好友景成认为，在一个诗歌被迅速边缘化或沦为消费品的精神的“贫困时代”中，正是纯粹诗歌本身的个体属性和真诚品质，使得其与现代技术理性支配下的意义世界发生了不可避免的激烈冲撞，而时代精神的贫瘠荒芜和真正诗人作为当代人对其刻骨铭心的痛苦感受，是造成诗人自杀的根本困境。‎ 究竟是诗人出了问题，还是这个世界出了问题？诗人——作为对永恒事物、对至高至美的永恒事物怀有最强烈和最真诚追求的灵魂，难道不应该成为最为忱惜当下、最为珍视光阴、最为渴望在有限的生命中追求无限的意义者吗？然而，当一位位诗人纷纷选择以自杀的方式提前结束造物者所指派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有限的生命无论如何，都与诗人心中的无限的意义世界毫不相关。换句话说，生活是永远不值得过的，无关长短。‎ 有些人说：所有诗人心中都有那么一个美好的、诗意的、天国的彼岸世界，然后再变戏法式地说明所有诗人都身处此岸世界和彼岸世界的巨大冲突当中，从而造成了诗人的悲剧命运……然而，或许正是这种二元对立的庸俗解读，或许恰恰才是对诗人这一身份的莫大亵渎，和对诗人自杀之意义的莫大嘲讽。‎ 诗歌依然栖留在贫困的大地上。‎ 一条年轻的生命离我们而去，我们在感慨之余，更应多一份思考，诗人王尧的纵身一跳，是极其不负责任的体现，他没有想过自己这么轻易了却生命，会给父母带来多大的伤痛，也许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事件已逐渐被公众忘却，然而他父母内心的伤痛不会被时间抚平，这个世界上没有绝望的处境，只有对处境绝望的人，黑暗也不会黑得让人走投无路，诚然诗歌在当代并不受众人欢迎，然而诗歌也不会让人置于走投无路的境地，如果诗歌是王尧所热爱的，那么他就应该不顾虑旁人的目光，不顾世人的言语，坚定不移地做他所喜欢的事情，而不会采取自轻自贱的方式来逃避世俗的压力。‎ 先觉者总是超前的，超前的都是孤独的，他们的世界异于现实世界，不满于现实世界因而陷入理想世界无法自拔，这注定他们的孤独与不被理解，终对生活失去信心，以死解脱。但这种方式似乎过于极端，作为平常人的我们，不宜以这种方式面对生活中的无奈，逃避消极对待是不可取的，世界之美又恰恰在于美丑混杂却真实，我们能做的便是积极对待，迎接每一天的阳光。‎ 又一个诗人的逝去，似乎诗人的结局注定是凄惨的，他们沉浸于自己所构建的理想世界，而现实世界的某些地方与他们心中的构想相违背，所以选择自杀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我们都在感叹这个时代诗意的消逝，物质利益充塞世人的心，导致一个又一个的灵魂离我们而去。我们无权对他们的行为加以评判，但或许我们更应该学习已故诗人汪国真，与病魔抗争，心怀美好，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 生命诚可贵，每个人都应珍惜来之不易的红尘之旅，以最热烈的状态迎接生活中的每一种滋味，然而我们在为生命流逝惋惜的同时，也有必要探求其背后所隐藏的一种深层的悲哀，是否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让诗人们失去了对纯朴人性的憧憬？‎ 善待野鸟就是善待我们人类自己 ‎ 时间已过去一周，南充市民吴先生还在惦念：那对在自家客厅筑巢并养育出4个宝宝的小鸟，明年会不会再回来？过去两个月里，他见证了一对“鸟夫妇”在家里筑巢、下蛋、孵蛋、养小鸟的全过程，为避免惊扰它们，他甚至不开客厅的灯，不在家里做饭……（5月19日成都商报）‎ 吴先生的家在南充城区某小区5楼，旁边是植被茂密的气象公园，客厅阳台上还种植有兰花、绿萝等植物。3月中旬的一天，吴先生突然发现，有两只不知名的野鸟，时不时叼着草根、苔藓从阳台窗户飞到客厅，原来，这两个家伙正在客厅的吊顶上筑巢。‎ 这则“人鸟共栖”的故事，读来倍感温馨。两只野鸟的粪便弄脏了吴先生家的地板，吴先生非但不气不恼，反而觉得“鸟夫妇”在自家客厅筑巢是件喜事；不仅尽量不去打扰它们，还在客厅窗户处为鸟夫妇留了一道缝隙。“鸟妈妈”孵蛋，吴先生连客厅的灯也不开了，不再在家里做晚餐，而是到附近的父母家“蹭饭”，或在外面吃完后再回家。客厅的电视不能看了，就在书房的电脑上看，没有丝毫的怨言。当鸟巢里孵出4个鸟宝宝之后，吴先生便不再邀朋友到家里做客，直到5月11日鸟夫妇带着4只幼鸟离开。‎ 鸟是人类的朋友，随着野生动物保护工作的加强，人们的爱鸟意识也逐渐增强。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像吴先生这样善待野鸟。疯狂捕杀贩卖野生鸟类的报道时常见诸媒体。就在本月上旬，新华社还报道了黑龙江省东升自然保护区附近，发现200余只珍稀候鸟被毒杀。警方调查发现，三个犯罪团伙在当地毒杀、贩卖候鸟数百只，借此非法获利万余元。‎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确，以捕杀贩卖野鸟谋取不义之财，以吃野鸟大快朵颐，何尝不是某些人眼前的苟且？假如天空没有了飞鸟，生活中没有了鸟语花香，恐怕离我们人类自己的灭亡也为期不远了。从这一意义上说，善待鸟类，就是善待我们人类自己。‎ 善待鸟类，需要从我做起，从点滴做起。南充吴先生遇到的事有点偶然，但是，他的这种爱护鸟类的意识值得我们学习。我们每个人都能做的，就是尽量不要去打扰野生动物的生活，更不要去捕杀贩卖野生动物，不要再吃野味。没有买卖，自然也就没有了对野生动物的杀戮。‎ 当然，保护野生动物，关键还在于有法必依，执法必严。有关方面加大宣传力度的同时，执法部门要加强执法力度，对捕杀贩卖野生动物的个人和单位，加大查处力度，直至追究法律责任。只有当野生动物保护法真正落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才不是美丽的神话。‎ ‎ “文学”与电视娱乐的融合 户外真人秀是目前电视台一拥而上的娱乐热点，情感、游戏、旅游等各种玩法让明星们忙得不亦乐乎。但是，面对荧屏上的“真人秀热”，河南卫视却剑走偏锋，首次将“文学”这个抽象名词与电视娱乐结合在一起，从5月15日起推出一档真人秀节目《文学英雄》，他们将作家蒋方舟、蔡崇达、张晓晗、陈谌等人，与演员张晓龙、吴樾、柯蓝、李乃文等人混搭一处，参与这个节目，让这些作家和演员一起在电视上秀文学，用电视真人秀形式来表现文学写作。‎ 据报道，这档《文学英雄》是由著名出版人路金波策划，与河南卫视《汉字英雄》和《成语英雄》栏目组合作的“英雄”类的第三档节目，节目名字虽然是“英雄”系列，但形式与前两类室内竞技类文化节目颇有不同，是通过户外游戏和真人秀的形式进行“比赛”，即作家们在限定题材、限定时间内创作作品，再由明星们以表演、朗诵等形式诠释出来，最后由现场观众投票决出每一位作家创作作品的名次。‎ 文学写作的根本原因，是人对于自身“存在”处境自觉的程度，以及他出于这种自觉而进行反思，而试图表达，在自觉和表达之间激发出强烈的文学创造力和想像力；在这样一个灵魂探索的过程里，思想的内涵和美学的品位逐渐萌芽、摸索、发展而成型。文学家的创作冲动，是自发地表现自己，只有自由精神的流露才能产生真正的文学。除此之外，所谓的文学“秀”或写作捷径，可以说都是虚幻和欺骗的。‎ 这样的文学写作形式和文学内容的诠释形式，其实是没有多少文化的创新的地方的，而且，不仅如此，它更是违反了文学的创作的基本规律和原则。在《文学英雄》节目中，作家们“在限定题材、限定时间内创作作品”，也就是说，作家写作的时间是限定的，内容是限定的，甚至在此时此刻的心理感受都是被限定的，节目中的这些作家的写作被诸多外在的因素束缚和限制在这样一个有限的条件之中，基本上是失去了为完成作品所需要的自己的活动范围和挥毫余地，这大概是很难从中产生出真正的文学的。谁都知道，作家的写作主要的是个性化的反映，追求精神上的独立自由，这是文学创作的本质。参加这个节目的作家有的就说，这种写作形式“从精神上无法接受”。文学写作是作家创造性精神的自由表达，只有精神、心灵的自由流露，才有可能产生出真正的文学作品。‎ 其实，这样的文学写作的过程和结果，也就基本上定义了这个《文学英雄》的节目性质和内涵。这正像这个节目的策划者路金波所说，电视节目中的文学与大众概念中的文学是不同的，“文学其实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本身就是现场的真实创作，其实是回归了正统”，而这节目本身“就是一个文学游戏，不是严肃的创作，我们也不会一直拿镜头拍摄作家的创作过程，一直在那写也拍不出内容，而是更多拍摄一些讨论和构思过程。”也因此，这个《文学英雄》基本就是一场文学游戏，是作家真人秀，与严谨的、严肃的文学创作无关，而节目里的作家除了露露脸，根本没有拿出任何像样的文学作品。‎ 对这样的节目形式，参加节目的一些“80后”和“90后”的青年作家，也有着清醒的看法，他们没有把在现场的写作视为文学创作，这仅仅是一种现场作文的形式，是一种写作比赛，是一场“文学游戏”，仅仅具有技术性、竞争性，这样浮躁、浮夸的环境氛围中，让作家根本产生不出文学的深刻体验性、精神的深邃探索性。‎ 将文学与娱乐活动结合不失为一种睿智之举，在当今世界，人们有时过分追求于浅薄的快餐文化，而将经典文学束之高阁，通过真人去电视节目融入文学的内涵，于潜移默化中让人们接受中华文化的魅力，进而促成全民学习的高潮。‎ 文化是严肃的、娱乐化的文化是对文化的亵渎，赫胥黎说：“一旦无人想读书，无人想知道真理，一旦文化成为滑稽戏，文化就灭亡了。”虽然以真人秀形式能传播文化，但这里的文化已经丧失纯洁性，只是成为娱乐的附属品。‎ 当文学与电视娱乐相碰撞，文学就向电视娱乐妥协了，河南卫视的英雄系列节目虽以文化之名却只有娱乐之实，我们不排斥用娱乐传播文化，但是要慎重，文化本是神圣庄严之事，却被娱乐化，终有一天，我们的民族失落了，文明只剩下娱乐，便是最大的事实。‎ 敢于创新，使文学与电视娱乐相结合，促进文学的传播，为人们熟知，无形之中提高了公民文化素养，使文学不致于衰弱。更多的娱乐节目应该借鉴这种做法，在娱乐民众的同时，教育民众，传播优秀文化，同时又能提高收视率。 ‎ 到底是什么让“花朵”成了英雄？‎ 陈广江 ‎ 5月13日傍晚，在青岛市市北区延安二路台东公交车站附近，一名女教师下班后等公交，突遭陌生男子生拉硬拽。女子惊恐求救，周围无成年市民出手。其间，四名初中生挺身而出，组成人墙挡在中间，并欲报警，男子见状逃跑。据悉，在事发地附近，两周前发生过类似事件。19日，警方称已展开全面调查。（5月19日中新网）‎ 四名初中生搭人墙救下遇袭女教师，周围二三十个成年人未施援手，这构成了鲜明的对比。人们一边为“祖国花朵”的正义和勇敢点赞，一边向冷漠围观的成年人拍砖。不过，为孩子们鼓掌时，别忘为他们捏把汗；指责路人冷漠时，也别忽视了相关部门的不作为。“花朵”成了英雄，该脸红的不仅仅是围观市民。‎ 初中生涉世未深、不谙世故，尚葆有一颗近乎本能的正义之心，因此能在不法分子面前挺身而出。成年人复杂多了，不仅会斟酌损益、权衡利弊，还会在他人身处危机之时弃基本的道义而不顾，成为冷漠看客，这是对不法分子的纵容。但平心而论，路见不平，“出手”的不该是学生，毕竟存在太多未知的危险。‎ 成年人的冷漠令人不齿，相关部门的“漠视”更不容忽视。报道称，半月内，同一地点附近接连发生两起类似事件，尽管警方没有接到受害人的报案，但在第一起事件发生时，已有人向派出所反映情况。结果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后，当地警方一度没有给出明确回应，令人费解。强行拉拽、纠缠年轻女子的行为已涉嫌寻衅滋事，作为负责维护社会治安的警方不该无动于衷。‎ 在一定程度上说，围观者之所以冷漠，恰恰因为当地警方的不作为。如果连公安部门都持“事不关己”的态度，怎能指望普通市民“拔刀相助”？假如一有类似事件发生警方都能迅速、果断出警，重拳打击不法分子，围观市民也不会冷漠到连110都不拨打的程度。其实，恶性事件接连发生，引起社会和舆论关注，警方已经涉嫌失职。‎ 鼓励市民见义勇为，就要营造见义勇为的氛围，为见义勇为者提供强大的、可信任的后盾。对职能部门来说，这既是分内之事，又是举手之劳，关键看有没有责任心。不法分子看似胆大妄为，其实外强中干，一句“警察来了”都能被吓跑；若警察不来，“山东好汉”也会变得冷漠、怯懦。所以，当“花朵”成了英雄，警方的不作为比路人的冷漠更可怕。‎ 好在，媒体报道后，当地警方已高调介入，展开全面调查。虽然是被媒体牵着鼻子走，但亡羊补牢为时不晚。相信歹徒很快就会被捉拿归案，但反思不能停。‎ ‎ 环保部：十三五期间环保投入每年将达2万亿 在日前举行的2015第十六届中国环博会高峰论坛上，环保部环境规划院副院长吴舜泽表示，环境保护“十三五”规划编制工作已经启动，根据计算，近年来，我国每年的环保投入约为一万亿元，而“大气十条”“水十条”和“土十条”颁布后，预计“十三五”期间环保投入将上升到每年两万亿元左右。‎ 据华夏时报消息，吴舜泽表示，基于小康指标的环保“十三五”规划目标应该是：到2020年，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显著减少，空气和水环境质量得到阶段性改善，土壤环境恶化趋势得到遏制，环境风险得到有效管控，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系统完整，生态文明水平与全面小康社会相适应。‎ 另外，“十三五”期间会继续把总量控制作为约束性指标，再适度增加一些质量控制的约束性因子。‎ 业内人士认为，包括“十三五”规划在内的诸多新政策的出台，给环保产业带来的利好显而易见。‎ 国家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正在积极探索绿色发展新路，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协调融合；而且目前是以改善环境质量为导向，推进环境管理战略转型。生态文明建设是环境保护的重要内容，生态文明建设将与三大行动计划既并行、又统一，将共同满足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新期待。‎ ‎“穹顶之下、环保崛起”行情将继续演绎，环保板块已到最佳投资时点，大气、水、监测等相关标的为最佳品种。2015年，环保相关政策力度已较2014年大有改善，“意见”落地仅仅是开始。‎ 环保“十三五”保底线，既是现实的选择，也更加合理。因为环境问题是几十年快速发展造成的，治理起来也需要“历史的耐心”。‎ 发展才是解决环境问题的根本出路。英国能够克服雾霾不是因为放弃了工业化，而是由于开采到更加清洁的油气田，能源结构发生改善，才使得污染下降。‎ 特别要警惕“环保大跃进”，如果是以牺牲发展换来的，就有可能发生大问题。如果跨越不了“中等收入国家陷阱”，各种“十条”都将是水中月、镜中花。‎ 企业有些过于乐观了：环保产业要想发展，还有一个瓶颈就是“缺钱”，因为环保是要“花钱”的，而地方政府目前普遍负债累累，民众为环境服务买单的意愿也并不高。政府希望通过PPP的模式引入社会资本，解决资金问题，但社会资本目前仍处于观望阶段，积极性不高。如果不解决资金问题，环保产业还是发展不起来。‎ 如果民众都提高了环境意识，在日常生活中注意一些细节，那就可以为国家节省一笔财富，而这些钱可以用于教育、民生等。因此，与其将钱花在环境治理上，不如多多普及环保知识观念，自下而上的让环境更加美好。‎ 在中国环境越来越差的情况下，是否投入的钱越多就越有效果？空有目标而没有细致的规划与严格的惩罚制度，只不过是一纸空文，我们最应该做的是在还没有污染时就有详细的指标来保护环境，而不是在污染之后，再花大力气治理污染。当然，如果现在已经认识到生态的重要性，亡羊补牢，犹未为晚。‎ 国家投入大量的金钱用于治理环境，可见国家对于环境整治的决心和魄力，但是有决心和魄力还不能解决问题，更要有严格的规划和严厉的监督措施，国家再加大百倍、千倍的投入，企业如果不严格执行环境标准，人民不保护环境，那也是徒劳无功，除了“开源”外，节流也很重要。‎ 对环保的重视是可喜之事，但同时也要注重其效率，大量资金投入是否能收到有效的改善？我们还不能得出肯定的结论。环境整治过后，是否能有效的防止二次污染？在大量注入环保资金时，是否也要加大对国民生态意识的培育？‎ 长大未成人：现象型药方未必管用 文 峰 昨日，一段央视的调查视频爆红网络。视频讲述的是：4月23日，山西绛县15岁少年张超凡疑因没钱买饮料，被多名同学殴打长达四小时后，心肺破裂小脑受损死亡，棍子被打成几截。其中一名打人者几天前还和张超凡一起去春游，但下手时却是最狠的。面对记者镜头，张超凡母亲哭诉：“你说你们是孩子，你怎么能忍心把他打死……”‎ 鸡汤文的“毒”该用什么样的药来解 张 剑 近日，记者调查发现，朋友圈的鸡汤文大多由专门的微信公号或者APP等转发平台进行分发，注册人员再通过转发此类附带广告的文章来获取分成，每转发或点击一次1到6分钱，一篇10万+文章，转发平台可获得3万元左右的灰色收入。鸡汤文除了制造垃圾信息，内置的广告还会给网友带来误导，甚至就是一骗局。（5月9日《新京报》）‎ 勿忘更多坐冷板凳的“陈忠实”‎ 刘巽达 ‎ 对民族文化的积累、保存与贡献而言，很多情况下，成就与光环是不成正比的——镁光灯不停闪烁的地方，未必是文化高地；而远离光耀的僻静之处，却屹立着文化高峰。‎ 近期，著名作家陈忠实的逝世引来如潮纪念，这位当代最优秀的小说家代表，配得上各种礼赞。在《白鹿原》的题记里，陈忠实引用巴尔扎克的话“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道出他的文学追求，而他也确实用作品努力攀爬这样的高度。有人形容陈忠实的离世堪比“中国文坛的天空塌了一个角”，此言并不夸张。‎ 只是此时此刻，笔者却不能不想起另一个“史学界的陈忠实”。他的名气远没有陈忠实大，但是他的离去同样令人扼腕，他的成就同样足以载入史册，他就是前不久英年早逝的北大历史系教授刘浦江。‎ 这位1961年生于上海的年轻学者，仅仅活了54岁，在淋巴癌晚期的时刻，他用最后的生命冲刺，带领团队完成了《辽史》的修订。这整整一百一十六卷的《辽史》，跟《白鹿原》的“文学丰碑”一样，成为一座“史学丰碑”。‎ 支撑这两座丰碑的，是背后令人赞叹不已的那种“坐冷板凳的功夫”。陈忠实写《白鹿原》，从构思到写成，差不多用了近十年时间，其中很长一段时间，他把自己关在农村的陋室里，远离尘嚣，全情投入。写完后的某一天，他忐忑不安地等待评论家李星的评点，得到的是一声惊呼：“哎呀！咋叫咱把事弄成了！”正是这句关中民间最常用的口头语，给陈忠实铸下了永久的记忆。他明白，所有的艰辛有了回报。而后来的回报如此丰厚，他自己也始料未及。陈忠实的“冷板凳”，给他带来了热腾腾的文学春天。‎ 相比之下，刘浦江教授的“冷板凳”，或将是永无止境的。即便“弄成”了卷帙浩繁的皇皇《辽史》，也只算在相关领域“弄出点声音”，无论大众还是媒体，对于它的价值认定，难免存在隔膜和生疏。辽宋夏金元属于多民族竞争时期，这些政权分别由不同的民族所建立。史学界对于辽史的研究，不说是偏门，也至少是冷门，有学者曾经做过一个统计，全部“二十四史”点校本，印数最少的就是《辽史》，可见《辽史》和辽史研究的寂寞。‎ 但再寂寞，也得有人做这件事，相伴而来的，就是长期的“坐冷板凳”。对很多学者而言，这就是一个“终身姿势”，无论你“弄成”什么，可能安慰你的，只是一份“完成心愿”的踏实，而见不到烁烁闪耀的光环。但是对民族文化的积累、保存与贡献而言，很多情况下，成就与光环是不成正比的——镁光灯不停闪烁的地方，未必是文化高地；而远离光耀的僻静之处，却屹立着文化高峰。‎ 我们不要忽视和忘却蛰伏在僻静处的“坐冷板凳者”。他们足够伟岸，但也足够寂寞。文学界的陈忠实轰轰烈烈地走了，史学界的刘浦江冷冷清清地走了。冷清没有关系，甘坐冷板凳的刘浦江教授不会计较身后的哀荣。但是作为我们，面对两种“坐冷板凳”的身形，不妨稍稍“分神”，将目光聚焦一下刘浦江和他的《辽史》，陈忠实勾勒了一个民族的“秘史”，而刘浦江们描绘了一个民族的“正史”，他们都值得人们永久祭奠和纪念。‎ ‎ ‎ 公交让座“道德绑架”论可以休矣 路工 ‎ 近年来，“道德绑架”一词时髦得很，许多人动辄以“道德绑架”论事。近期网上就有一文，题为《“点名让座”更像是一种道德绑架》。‎ 事情是这样的：4月6日，济南市122路公交车驾驶员杨涛按了两次“文明礼让宣传键”，仍旧没有乘客给一位站立的老人让座，便对坐在前排座位的女乘客进行了让座提醒。而这名女乘客在让座之后，把杨涛投诉到了公交车公司，认为公交司机提醒她让座的做法侵犯了自己的权利。“‘点名让座’确实像是一种道德绑架，并不值得提倡。”《“点名让座”更像是一种道德绑架》对此事评论说，“让座不是一种法律责任与义务，而只是一种道德自律行为，所以让还是不让的权利，掌握在当事人自己手里，别人并无权干涉。从这个角度来说，公交车司机即便是出于好心与善意，也不能点名要求某位特定的乘客给另外的乘客让座。”‎ 对网络转载侵权说“不”‎ 李岳 随着第16个世界知识产权日的到来，网络转载侵权再次成为热议焦点。近期，一篇题为《火碱勾兑洗涤剂洗出7天酒店床单》的文章在互联网上广为流传。然而在各大网站的转载页中，标注的文章来源并不是作为原创媒体的《新京报》，而是“N传手”的某某网站，有的甚至标明为“本站整理”。这直接引发了原创作者和媒体控诉帖的“刷屏”。说实话，这种公开控诉不常有，但控诉的对象——网络非法转载侵权却不鲜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