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历史考前精读 15页

‎1 从“焚书坑儒”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 与战国时期诸侯纷争相适应的是百家争鸣的文化局面，而与秦汉时期君主专制主义集权政治相适应的则是大一统的学术格局。尽管主流思想存在变化，有时是法家学说，有时是黄老之学，有时是儒家经学，但就其学术呈现大一统的局面而言则是一致的。从上古三代到战国再到秦汉，随着社会政治格局的变化，中国传统学术也呈现出一个螺旋递进的状态，即从官学到私学，再从私学到新官学。‎ ‎ 秦王朝的建立实现了国家的统一，这就需要统一的学术形态，秦王朝虽短暂，但也在构建统一的学术体系上作出了艰辛的探索。秦朝建立后，在学术上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如何建立一种新官学，统治集团原本希望在博采先秦诸子百家之长的基础上来建构新官学体系，博士官制度就体现了这种意图。然而，这种愿望却与现实的政治决策产生了冲突，本应代表官方学术、体现统治者意图的博士们对秦王朝的现实政策提出尖锐批评，引起了统治阶层学术政策的重大变化，博采众长的新官学一转而成为先秦法家一家学说的极端化发展。‎ ‎ 秦王朝建立之初，丞相李斯指出，博士淳于越以古非今、以私学非议政府决策，不利于君尊臣卑的现实政治秩序，于是采取了“焚书坑儒”。这种粗暴的文化政策标志着先秦诸子学术兼收并蓄的学术局面基本结束，秦王朝从政策上限定了学术范畴，春秋末期以来那种蓬勃发展的自由思索遭受了致命的打击。“焚书坑儒”事件的影响是极为消极的，表明秦王朝在文化领域由博采先秦诸子学术向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文化专制转型，新官学的内容也由综合宽容转向了专制。‎ ‎ 汉初君臣从秦王朝的灭亡中吸取教训，奉行“黄老”的无为而治，实行较为宽松的统治政策，与民休息，稳定社会秩序，在汉武帝时达到了鼎盛时期。然而，从政治思想方面巩固、加强统一的中央集权成为统治者面临的重大问题，主张无为的黄老之学显然已经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在此背景下，儒家学者董仲舒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以期达到统一思想的目的。此后，儒家学说代替黄老之学成为统治思想。这时的儒家学说并不是简单地重复先秦儒学的内容，而是在吸收先秦儒、道、墨、名、法、阴阳各家学说的基础上的再创造。作为一种官学，它不同于普通的学术流派，而是摆脱了学派的樊篱，兼容并包各种学说，为现实社会服务，具有“杂家”的色彩。‎ ‎ 秦代焚书禁学与汉代独尊儒术的目的均是为了统一思想，但采用的手段却大相径庭。秦代重在“禁”，采用简单粗暴的行政手段强制解决意识形态问题，激起了强烈的反抗。汉代重在“尊”，将儒家经术作为国家培养和选拔人才的基本内容，将其贯穿于学校教育和入仕途径之中，从而确立了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 ‎ 独尊儒术的政策使得士人专注于学习、钻研儒家经义，促进了汉代经学的兴盛，推动了当时学术的发展。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只是提高儒学的地位，将其奉为官方统治思想而已，并非禁绝其他思想学派。事实上，儒家之外各家学术的传习者仍不乏其人，他们不仅可以公开教授、治学，而且不少可以进入宫廷为官。这样，既确保了思想的统一，又为不同思想留下了适度的发展空间。‎ ‎2 三省六部制 三省制是三省首长制、三省并重制和三省分权制三个内涵因素构成的一种施政机构宰相制。魏晋南北朝是其酝酿时期，中经隋代，至唐正式建立。唐初三省长官集体议政于政事堂，三省首长制成熟；三省借设在门下省的政事堂平衡地位，内轻外重各有优势，三省并重制成熟；三省分掌出令、封驳、执行之职，三省分权制成熟。三省地位的平衡是这一制度得以存在的基础。从唐睿宗起，三省长官相权旁落，表现为低级官员入相，难以驾驭朝政，三省长官不专机务，动摇了三省机构的互相制约关系；三省六部职能废弛，各种使职大量产生，干扰和削弱了尚书六部的行政权。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节度使出将入相打破了三省分权的政治平衡；专使的设置削弱了六部的行政职能；翰林学士草拟诏敕代行了中书省部分决策权；宦官专权瓦解了三省制的组织原则。‎ ‎3 繁荣的宋代文化 宋代文化繁荣的主要原因不在于经济繁荣或重文轻武的国策，而在于宋朝政府所采取的开明的文化政策和对文人的优待。近代中国的变迁，一方面是受了西方的影响，吸纳了大量新事物，另一方面又是对宋明文化进行解构和改造基础上的再发展。宋代所发生的变化可以概括为商品经济的繁荣和发展；君主独裁形式的文官政治代替了权力与血统相结合的贵族政治；平民文化兴起；理学学说的出现，既是社会变化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映，又体现儒释道融合的特点；在以上基础上形成的新的国家管理方式和宗法家族文化。‎ 宋代文化与前代的不同，从封建生产关系的变化看，宋代是从庄园农奴制向封建租佃制的重大转折时期；从经济观念的演变看，宋代是商品经济观念发生转折的时期；从学术思想的变化看，宋代是从传注之学向义理之学的转变时期；从政治体制演变看，宋代是从“皇权-吏员”体制向“皇权-士大夫”体制转型的时期。‎ 宋学体现的时代特色，宋学是两宋时期社会经济关系、政治关系在思想文化上的反映，是对这一历史时期现实问题的积极回答，其出现适应了当时社会现实的需要。宋学中体现的变易精神、求理精神、道德精神和求实精神，成功地回应了当时社会各个方面的挑战，化解了各层面的冲突，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质。‎ ‎ 宋代文化发展的内外环境。一方面辽、金、元等游牧文化对中原农耕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主要体现为改农为牧及采用奴隶制，使中原生产力遭到破坏，经济发生阶段性的倒退；另一方面中原农耕文化也对游牧民族产生了重要影响，宋元时期农耕与游牧的碰撞与交流未尝不是中华文化弃旧图新、广纳博采的有益过程。尽管在这一过程的某些阶段，不同文化、民族间的敌视、抵触也使中华文化的发展陷入停滞或倒退。如元朝的四等人制即以种姓制取代宋朝的阶级开放，践踏了文化的尊严，种族、民族与职业的分等制使文化风尚发生了改变，促进了元曲的勃兴。元曲在精神上的两大主调，即倾吐整体性的郁闷愤怒及讴歌非正统的美好追求，正是元代士子失意心态的反映。‎ ‎ 宋朝的重文轻武政策、宽松的政治环境，历来被视为宋代文化发展的有利因素。北宋统治者并未在文化上实行专制主义，在科场考试中，命题多杂出老庄之书，且在思想、学术、文学及艺术上都采取兼容并包的态度，这是宋学得以昌盛的重要原因之一，而扩大科举名额及刻印书籍等右文政策，不过是因势利导而已，作用要小得多。宋王朝为解除武人干政的威胁，采取右文轻武的基本国策，宋初在强调儒、佛、道融合的同时，儒家处于首要地位，而佛、道两教的地位也有轻重之分，北宋时期佛教的发展也远胜道教，这种政策导向直接推动和影响了宋学的形成。‎ 宋文化的特点。唐文化与宋文化属于两个不同的类型：唐文化以接受外来文化为主，其文化精神及动态是复杂而进取的；宋文化因各派思想主流日趋融合，渐成一统之局，其文化精神及动态亦趋单纯与收敛。宋文化有内向收敛及注重人文涵养的倾向。宋代社会的基础是文官政治，内在精神是注重品性涵养，外在表现是书卷风流，他们三位一体，构成富有人文气息的氛围，其审美情趣也从外在的羁旅漫游、征戍迁谪，逐渐转向丰富多彩的心智活动，构成宋代文学及文学思想中博大精深的人文气象。‎ ‎4 文官政治的形成 ‎ 两宋时期，文臣群体的政治地位不断提高，以科举出身为主体的文官队伍成为政治的中坚力量，独具特色的文臣士大夫政治体制得以确立。‎ ‎ 这种政治体制的确立是唐五代以来社会结构变化和经济文化发展的产物，同时也与宋代的科举制度、崇文抑武国策等因素密切相关。宋代处于中国古代社会承上启下的转型时期，从唐代开始的社会经济结构和阶层结构的变化，在宋代得以最终完成。在经济结构上，传统的封建土地国有制崩溃，封建土地私有制得以迅速发展，土地转移和流通的频率加快，租佃契约关系得以确立。这种变化诱发社会结构随之发生变化，传统的门阀士族势力退出历史舞台，庶族地主取而代之，平民社会的因素开始显现，社会流动性空前加强，为宋代士大夫阶层登上政治舞台准备了条件。 唐末五代时期，武人专横跋扈，操纵了由上至下的政权，恣意妄为，其时朝代更替多由武人倚仗军权而实现。宋朝建立后，吸取前代武人拥兵自重而皇权式微的教训，宋太祖确定了以文治国的方针和“右文”、“重文”的价值取向，制定了“兴文教，抑武事”的国策，为后继者以“祖宗家法”的形式继承下来。宋朝统治者对文人采取了比较宽容的态度，宋太祖定下了“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的家法，以后的历代皇帝也都秉承这一精神，坚持“与士大夫治天下”，以至“终宋之世，文臣无欧刀之辟”。这种“以儒立国”的政治格局，结束了唐末五代以来重武轻文的风尚，为宋代士大夫政治的确立提供了保障。‎ ‎ 两宋时期，科举制度得到了较大发展，削弱了门第血统在科举中的作用，增加了寒门士人仕进的机会，使科举考试向整个社会敞开了大门。科举已经成为国家取士的主要途径，通过科举考试，各个阶层的士人得以入仕参政，成为各级官吏的基本来源。科举制度的蓬勃发展和完善，使大批知识分子进入官僚机构，促使官僚集团的结构由贵族士族型向文人学士型转变，以科举起家的官僚取代士家大族成为社会新贵，把文人政治推向了极致。‎ ‎ 此外，宋代教育事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官学、私学的数量和规模都超过了前代，这既提高了社会整体文化水平，也为文官政治的确立奠定了基础。宋代文官政治的确立，改变了自汉代以来官僚集团的结构，进而改变了代表士族门阀利益的政权性质，扩大了统治基础，提高了官僚集团的整体素质，酝酿出独树一帜的政治文化，培育出“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使宋代官僚政治展现出区别于各代的特色。‎ ‎5 宋明理学 ‎ 两宋时期是中国传统儒学的复兴时期，实现了学术思想的又一次繁荣，以后的元、明、清三代学术基本上都可看做是宋代学术的继续发展。此一时期，儒、释、道三教汇合，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哲学形态——理学。理学虽然以复兴儒学的形式出现，但实际上受到了佛、道思想的深刻影响，是以儒家礼法、伦理思想为内核，吸纳佛、道思辨哲学、宇宙生成、万物化生等理论及精神修养方法，而最终形成的一种既有精巧的思辨形态，又有极为现实的纲常伦理内容的哲学体系，突出地表现为重视本体论之建构和心性哲学中心地位之确立。理学形成以后，被统治阶级奉为官方哲学，成为六七百年间（宋、元、明时期）居于正统地位的社会思潮，从某种程度上主导着经济、政治及文化思想的发展。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哲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理学的发展分两个时期，宋元时期和明清时期。宋元时期又可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北宋，这是理学的形成及初步发展阶段。著名理学家周敦颐、张载、程灏、程颐也生活在这个时期，重要的理学范畴、命题这时都已经提出。第二阶段是南宋，是理学进一步发展及朱学统治地位逐步确立的阶段。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建立了完整的理学思想体系。第三阶段是元朝，是朱学北传阶段。元朝建立了统一国家，南宋时期在南方发展的理学得到了北传的机会，进而扩大了理学影响的范围。更重要的是，程朱之学演变为科举考试的程式，开始成为正统的官学。‎ 明清时期也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明初，是朱学统治阶段。程朱之学被统治者定为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但学术成就并不突出。第二阶段是明中期，是王学崛起及传播阶段。王阳明的心学达到主观唯心主义的高峰，“知行合一”学说达到了历史上知行观发展的新水平。第三阶段是明后期及清前期，是对理学的总结批判阶段。明末清初出现总结理学的著作，黄宗羲、全祖望的《宋元学案》、《明儒学案》是这方面的巨著。与此同时，也开始了对理学的批判，早期启蒙思想的出现表明理学已走向没落。‎ 理学是宋明时期的统治思想，是当时思想的主流。宋明理学有其独特的范畴、命题，如性、心、气、理等，所有这些虽是从古老的经典中抽出来的，但却注入了与其时代相适应的内容与含义。理学家们充分阐发这些范畴、命题的微言大义，其解说精深、缜密，他们所提出的范畴、命题及探索的广度和深度都是前所未有的，这都表明宋明理学达到了思想发展史上的新水平。‎ ‎6 乾嘉学派 明清之际的实学思潮发展到康熙中期之后，逐渐失去了批判的锋芒和启蒙精神的色彩，由“说经皆主实证”的乾嘉汉学占据了学术界的主导地位。乾嘉汉学亦称“专门汉学”，“取汉代经师治经重家法而贵专门之义”。其治经“主实证”，专事文字训诂、名物考证，与注重义理的宋学形成鲜明对比，因此也称考据学或朴学。由于它在乾隆、嘉庆时期达到鼎盛，又被人称为乾嘉汉学或乾嘉学派。乾嘉汉学是继清初的批判、总结理学思潮之后兴盛起来的，旨在恢复汉代古文经学家的治经传统，其实是一场经学复兴运动。‎ ‎ 乾嘉汉学的兴起与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有着密切联系。首先，随着全国的统一和政局的稳定，清王朝的统治进一步稳固和加强。在这种情况下，旨在匡世的经世致用之学不再成为学者关注的焦点，重“经世”的探求转向了贵“专门”的研究。‎ ‎ 其次，清政府实行严厉的文化专制政策，屡兴文字狱残害士人，窒息了整个学术界。学者们为了避祸，不得不摒弃经世之学而务专门之学，躲进脱离现实生活的故纸堆中。‎ ‎ 第三，就思想渊源来看，乾嘉汉学与实学思想有着直接关系，主要表现在继承和发扬了清初学者的尊经复古思想及主实证、重考据的治经传统。正因为乾嘉学术这种轻经世、贵专门的特点，有利于清廷在知识界推行思想文化专制政策，因而为其所利用和提倡。‎ ‎ 自清初顾炎武提出“经学即理学”、“舍经学无理学”‎ 的口号以复兴古文经学，在治学方法上开辟了博稽经史的学术途径。其后，经历以阎若璩、胡渭、毛奇龄等为代表的汉学先驱阶段，发展到乾隆、嘉庆之际，考据之学大兴，汉学达到了鼎盛时期。‎ ‎ 通过训诂、校勘、辑佚、注释和辨伪等方法，乾嘉学派对中国流传下来的传统古籍进行了大规模的整理总结，在经学、小学、历史、地理、金石、考古以及工具书、丛书、类书的编辑方面都留下了可资借鉴的宝贵遗产，很多领域的研究成果都达到了中国历史上的最高水平。乾嘉学派中有许多严肃的学者，在治学态度和治学方法上严谨扎实，一丝不苟，开近代实证学风之先河。他们的研究方法初步出现了近代学术研究的气息，这也说明，学术能够反映历史转折时期的时代特点，那种所谓乾嘉汉学把“中国学术进到近代之路阻隔了”的说法并不符合历史实际。‎ 乾嘉学派取得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在中国学术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和影响，但也应该看到，该学派也存在着一定的弊端和局限性。在研究方法上，乾嘉学派观察和思考问题的角度是向后看而不是向前看，而论证的过程和方法也过于机械和烦琐。此外，乾嘉学派内部存在着壁垒森严的门户之见，这是它的另一个弊端。‎ ‎7 士商相混 ‎ 中国传统社会以等级森严著称，“士农工商”不仅是等级的基本构成，还是中国传统社会人们身份状况的一个最直接的表述。它成为千百年来统治阶级维护其统治权威的一个社会阶级基础。史书中明确规定，“凡民曰四，一曰士，二曰农，三曰工，四曰商”。其中，“以士为尊，农工商卑”、“以农为本，工商为末”。长期以来，“士”被尊为四民之首，享有各种特权，而“商”则居于四民之末，多为世人所轻。‎ ‎ 然而，到明清之际，受“重商主义”思潮的影响，在经济发生转向的江南地区，出现了“士商相混”的现象。正所谓“天下之士多出于商”，“豪杰有智略之人”也多致力于经商。嘉道时期，士商相混的趋势愈演愈甚。在当时的许多历史文献中，“绅商”一词使用的频率已经很高。‎ ‎ 一些地区出现了“儒商”。读书人加入商人队伍，将儒家思想运用于商业经营中，经商不再被视为不体面的事，反而成为致富的好途径。儒商的出现实际上说明了商人的地位明显提高。中国十大商帮——山东、陕西、山西、福建、徽州、宁波、龙游、洞庭、广东、江西等商帮在嘉道时期都获得了一定的发展。在商人经济地位提升的同时，他们把培养后代入仕作为从商的最终目的，借此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他们经商赚钱之后，让后代接受良好的儒家教育，考取功名，光宗耀祖。除此之外，晚清时期捐输买官也成了无缘科举及第的商人们跻身于绅士群体的主要途径。甲午战争以后，绅士转化成商人的现象更为明显，“弃士经商”蔚然成风。‎ ‎ 士商相混，其结果是在中国“士农工商”的缝隙中，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群体——绅商群体，他们拥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又有相当的经济实力，逐渐取代了传统的绅士阶层，成为大、中城市乃至部分乡镇之中最有权势的在野阶层，在晚清政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们的存在，导致了四民社会的最终解体。‎ ‎8 天朝朝贡体系的变化 ‎ 马噶尔尼和阿美士德的“傲慢”行为，“触犯”的不仅是皇帝的面子和个人尊严，而且是中国数千年以来一贯的文化传统。清政府的“固执”也不仅是傲慢与自大的体现，它们与根深蒂固的“朝贡体系”密切关联。中国近代外交的诸多现象多可以从这一体系中得到“合理”的解释。‎ ‎ 朝贡体系是从公元前3世纪一直到19世纪末存在于东南亚和中亚地区的、以中华帝国为核心的等级政治秩序体系。它与条约体系、殖民体系并称，是世界上的主要国际关系模式之一。它既是一种国际关系，又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政治秩序。‎ 在朝贡体系的长期影响之下，东亚地区逐渐形成了一个以书写汉字、尊奉儒家、信仰佛教为核心的东亚文化圈。‎ 以经济实力为支撑的朝贡制度明显会随着国力的衰落而衰落。顺治、康熙、乾隆朝的“恩威并施”、“怀德为上”的方针到嘉道时期演变为“羁縻防范”、“不开边衅”和“不失国体”，经济上的炫耀所剩无几。此时，朝贡关系已经不再是经济关系，而转化为政治举措，是一种强调“华夷之辨”的中外关系。这其间的变化，一方面与中国国力趋于衰落相关，一方面也与西方国家早期殖民活动密切相连。清廷将西洋国家从朝贡范围内逐渐剔除，转而对这些国家采取严加防范的政策，如禁止其在中国传播天主教、限制其在中国的贸易活动等。至于中国境内的周边民族，则以内附的形式退出了朝贡行列。“西洋国家的退出”大致说明：一方面，根据传统的观念，清朝统治者摆脱不了“天朝上国”、皇帝是“天下共主”的观念，尽管“远洋小国”不服朝贡体系的管理，但清王朝决不能放下这个架子，“剔除”较为清静。另一方面，根据外商来华的表现，清朝统治者感到，西方人来华似乎只是为了“通商”，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朝贡。而“通商”这一层次是不需要用“天朝”的官员直接管理的，因此改由广州十三行商代为管理，在等级上就降了一格。‎ ‎ 对清王朝来说，国家之间的条约制度是不可接受的，其思想还沉浸在“朝贡体系”的自我满足中。1793年马噶尔尼来华的态度与所提出的要求无疑会被看做是不可理喻的。这种外交体制在造成盲目塞听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后来西洋国家用武力强行打开中国大门提供了借口。‎ ‎ 1842年，中国在鸦片战争中战败，签署了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此后，经历资本主义国家一系列的条约冲击，朝贡体系逐渐瓦解，至中日甲午战争失败，清政府宣布放弃对朝鲜的保护，这一体系最终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 ‎9 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 ‎ 对于近代中国人而言，民族主义是个典型的西方舶来品。它产生于18世纪末叶的法国大革命，在19世纪中叶德、意民族统一过程中发展壮大。民族主义是以民族权益和民族感情为核心内容的一种政治观念、政治目标和政治追求。‎ ‎ 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既是我国传统民族主义思想在近代的转型，又是西方近代的民族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引进，是二者结合的产物。就中国传统的民族主义思想而言，它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华夏中心观，二是华尊夷卑观，三是建立在华尊夷卑观基础上的“华夷之辨”的观念。促使这种传统民族主义向近代民族主义思想转变的原因，是西方的入侵引起的中国人思想观念的变化。在具有高度文化的“西夷”面前，中国人不得不放弃古代的华夷观念，认识到中国只是世界各国中的一国；同时，在“西夷”的侵略面前，为谋自救而迅速激活了民族意识。此民族意识已逐渐摆脱古代的华夷观念，而导向建立独立的近代民族国家的目标。建立近代民族国家，是近代民族主义的核心内容。‎ ‎ 西方的民族主义思想表现为两种，其一是法国的民族主义，其二是德、意的民族主义。前者指的是一个民族的“自决权”‎ ‎，后者强调的是民族特征。梁启超是中国揭示和宣传近代民族主义的第一人。他宣传、介绍和接受的是德、意的民族主义。中国人之所以接受的是德、意的民族主义，而不是法国的民族主义，是因为法国的民族主义是政治民族主义，德、意的民族主义是文化民族主义，而后者与中国传统的民族主义更接近。相比而言，德、意的民族主义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更接近于中国，更容易为中国人所接受。‎ ‎ 中国传统民族主义在近代的转型，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产生提供了可能性；而西方近代民族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引进，则使这种可能性变成了现实。就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产生而言，二者缺一不可，对任何一方面作用的片面强调都是不恰当的。‎ ‎ 在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前的一百多年里，中国近代的民族主义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清末民初，这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形成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表现为，近代民族主义与传统的民族主义相杂糅，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争取国内各民族的平等的斗争相交织，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相结合。这一时期推动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形成的主要有两种力量，即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和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立宪派。第二，五四时期，这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发展阶段。这一时期，在反帝与反封建的同时，人们开始从思想认识上寻找中华民族落后的原因，认识到中国文化的落后是近代以来中国屡遭列强侵略和政治变革失败的重要原因。于是，从文化上入手，谋求文化上的解决。此外，民族主义开始与各种政治运动和思想运动相结合，呈现出多元的倾向。第三，九一八事变以后到抗日战争结束，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高涨阶段。面对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人们在思想文化方面，从原来的反省、批判传统文化转变为对传统文化的发掘和弘扬。国内各阶级、各党派、各种政治势力逐渐集合在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之下，形成全民族共同抗战的局面。‎ ‎ 近代民族主义是在中国不断沦为半殖民地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发展的。它与中华民族反抗西方列强侵略的斗争紧密相连，这种特殊的发展环境和过程使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形成了一系列与时代主题相适应的鲜明特点：其一，它与近代救亡运动紧密相连。其二，主权思想占有主要地位。其三，存在着内在的矛盾。近代思想家在探索自强的过程中往往遇到民族自强与文化保守如何统一的问题。‎ ‎ 对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评价：首先，它促进了爱国精神的觉醒。再次，它促进了革命精神的觉醒。最后，它促进了启蒙精神的觉醒。近代中国备受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压迫和掠夺，因此，反抗帝国主义的斗争一直是民族主义的中心内容之一。在长期斗争中，民族主义有过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产生过各种不同的结果，其中经验与教训不一而足；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作用，是由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内容决定的。而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内容是由近代中国所面临的主要任务决定的。中国近代所面临的主要任务，一是民族独立，一是社会进步，实现现代化。所以，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最主要内容是实现民族独立，建立近代的民族国家，实现社会进步，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10 传统价值观的变异和扬弃 ‎ 戊戌维新在提倡科学与民主新文化主导精神、新型知识分子队伍的最初集结和推动近代新文化建设几方面具有历史功绩。戊戌维新对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推动中国传统民族意识的觉醒，夷夏模式的转换，文化理性主义的取向以及民族平等观念的萌发等。维新派兴办西学，从理论和实践上把西学作为价值观、方法论来对待，开始冲破“中体西用”的知识框架，提出了全新的以“中西汇通”为特征的近代知识体系，实现了中国文化内在结构的更新。总起来说，清末的一些学习西方的有识之士，用儒学中的心性之学与心学的思想资料为变法维新服务，形成了一种植根于时代需要、围绕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心学思潮。‎ ‎ 中国传统价值观的表现是“重道德生活，轻物质生活”，“重道德，轻才干”，“重道德，轻法律”，但其在现代化过程中却经历了“经济转向”、“科技转向”和“民主、法制转向”三种变化。‎ ‎ 中国传统价值体系在近代解体的原因有：社会基础的变动，普遍王权的崩溃，圣贤的退隐，经典的没落，科举的废除，伦理纲常的批判等。传统价值体系的解体使“一些中国人丧失了支撑其生命活动的价值资源与意义归属，从而陷入了深刻的精神迷惘和“意义危机”。中国传统知识阶层对此的消极反应，从一个侧面解释了为何近代中国在向西方学习过程中会遇到强大的阻力，以人文关怀代替了非理性的批判。‎ ‎ 中国传统价值观在近代产生转化是由于社会发展、顺应全球化发展进程以及中国传统文化自身发展的需要；其转化有义利统一，人与物、情与理的统一，群与己的统一，现实性与超越性的统一。‎ ‎11 传统风俗的变异和扬弃 ‎ 民国处于中国风俗从古代到现代转化的过渡时期。国外的生活习惯和观念大量涌入，和中国本土（主要是都市）的风俗互相碰撞、交融，形成富有现代意味的风俗事象。这些风俗事象又与乡村的风俗形成对照，并且也在互相影响，从而使民国时期的风俗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洋”化倾向、崇尚奢华、重商拜金、不平衡性。‎ ‎ 近代民俗变迁涉及社会礼仪、消费、服饰、饮食、居住、出行、节日 婚丧等各方面，民俗变迁的主要原风乃是由于洋货输入、传教灌输、租界展示、出洋考察等因素的影响；近代民俗变迁在主流上呈现出一个特点：移植性、变异性与传承性；近代民俗象征符号既具有多样性、开放性及进步性，又具有强烈的民族性，体现了民族文化传统的顽强延续性。‎ ‎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中国人对西方文明的认识早已不像过去那样发昏和狂热，其情绪逐渐稳定在理性关注的层面上。同时，随着中国国际影响的不断扩大，随着民族自信力的不断增强，人们对儒学和传统文化的重新认识以及深层次解读，引发了学术界对传统的研究兴趣不断升温。‎ ‎12 慈禧新政 为了寻求继续维持统治的应急措施，慈禧于1901年1月借光绪帝之名发布了征求变法的第一道上谕，表示在“万古不易之常经”外，没有“一成不变之治法”，这标志着慈禧新政的开始。清末十年，清政府先后在比光绪新政更广泛的领域里推行了三十余项改革措施，以除旧布新。‎ ‎ 政治上，改革官制，裁减冗员；仿西方资本主义各国法律，改《大清律例》为《大清新刑律》，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现代意义上的刑律。清政府设立督办政务处后，拉开了行政改革的帷幕。‎ ‎ 军事上，裁汰旧的经制兵，在各省编练新军；中央设练兵处，专门负责编练新军事宜。‎ ‎ 经济上，设立了商部，颁布商律，试办户部银行；在各省设立商会。这些标志着“推动实业发展”的政策得到实质性落实。‎ ‎ ‎ ‎ 教育上，设立学部，令各省广设新学堂；选派留学生，留学生归国一律赏给举人、进士出身；更重要的是于1905年宣布废除科举制度，这是中国教育发展历史上具有革命性的变革。‎ ‎ 慈禧新政与光绪新政前后衔接，在变更“祖制”上走得更远。可以说光绪新政是一个开始，慈禧新政是其继续与推进。它们是清政府濒临灭亡之时的自救运动，尽管没有触动封建制度的根本，也没有产生显著的效果，但却是晚清以来中国进步人士探求救国救民之策在政治上的落实，也是当政者设法挽救统治危机所进行的积极行动，对时局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 新政否定了传统的重农抑商观念，使资本主义经济得到发展；传统的教育制度和伦理观念都朝着积极的方向演变；新军的编练无疑壮大了军事力量，留学生的派遣与新式学堂的建立培养了更多的现代化人才。‎ ‎ 但统治者始料未及的是，由于各项新政策的落实需要大量资金，其中尤以编练新军所需要的费用最为巨大，致使新政时期清政府苛捐杂税越来越多，导致民众与政府的矛盾进一步加剧。在这个意义上，清末新政的实施为辛亥革命的爆发作了重要铺垫。‎ ‎13 清末宪政的尝试 ‎ 清末新政开展到后期，政治改革开始向纵深发展。在前期建立的一些新机构的基础之上，重新厘定了中央与地方的官制，使清政府内部机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预备仿行宪政”是上述改革的集中体现。‎ ‎ 清政府最终决定“预备立宪”是资产阶级立宪派长期斗争的结果。‎ ‎ 1905年，清政府在各方面的压力下终于派遣五大臣赴欧美、日本考察宪政。归国后，他们认定宪政会给中国带来好处，于是积极呈请仿行宪政，其样本是日本的君主立宪政体。以慈禧为首的最高统治者为了维护统治集团的最高利益，为了消解革命，为了笼络立宪派士人和实力派官员，接受了这些主张，宣布预备立宪。‎ ‎ 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后，政治体制改革被纳入到宪政的轨道。清政府决定“先行厘定官制”，随后成立“编制局”，作为编纂官制的专门机构，在编制馆“厘定中央各衙门官制”的奏折中，要求按照立宪国制，以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并峙为原则，改革以军机处为政务中枢的部院制，在中央设立资政院，司立法之责；裁汰军机处与旧内阁，设立十一部，掌管行政之事；而司法之权则专属于法部，以大理院任审判，以法部督之。改组了中央各部，组成度支部、礼部、陆军部、法部、农工商部、邮传部、理藩部、民政部、外交部、吏部、学部十一部，各部设尚书一员，侍郎二员，不分“满汉”，还设立了“资政院”以博采群言，设“审计院”以复查经费。‎ ‎ 在厘定中央官制之后，清政府致力于改革地方官制，批准了编制馆上奏的《修订各直省官制情形折》。该折以司法独立和地方自治为原则对地方官制进行厘定。‎ ‎ 除此之外，清政府还颁布了一系列预备立宪的措施。1907年设立资政院，接着命令各省尽快设立咨议局和预筹各州县的“议事会”。1908年8月，清政府颁布了具有君主立宪国家宪法性质的文件——《钦定宪法大纲》，包括附件在内总共有40条。尽管《钦定宪法大纲》的核心是强调君主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但却不能不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臣民的权力。此外，还规定了议院、选举方面的内容，确定立宪预备期为9年。无论如何，《钦定宪法大纲》含有资产阶级宪政的性质，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 ‎ 1908年底，光绪、慈禧相继去世。清政府的宪政步伐并未因此而停止。次年，各省咨议局相继成立，其领导权多为立宪派把持。立宪派对清政府的宪政抱有很大信心，觉得只要召开国会，中国的宪政民主就能够顺利推进。接下来，他们发起了三次大规模的国会请愿运动，迫使清政府将立宪预备期由9年改为5年。‎ ‎ 请愿行动惹怒了清政府，在“查拿严办，勿稍纵容”的恐吓之下，立宪派不得不发布《通告各省同志书》，宣告国会请愿代表团解散。此举标志着立宪派“速开国会”请愿运动的结束。国会请愿的失败加速了清末革命形势的最终形成。‎ ‎ ‎1911年5月8日，清政府发布上谕，宣布内阁总理、协理及各部大臣组成首届内阁。在全部13位阁员中，满族占9人，其中又有7人为皇族，所以人们把历史上的这届内阁称作“皇族内阁”。“皇族内阁”的成立，标志着预备立宪的破产。‎ ‎ 预备立宪表明了清政府想“变”的决心，并非“骗局”一句话所能概括。但是，这样的努力为什么得不到人民的认可呢？为什么不能成功呢？事实上，慈禧死后上台执掌政权的满族少壮派亲贵既不谙时局，又要揽权，还想按自己的步调行事。而清末时局已经没有再给他们从容改革、从容步调的历史余地。不过，清政府的官制改革引进了诸多新因素，其颁布的许多章程，如《各省咨议局章程》、《咨议局议员选举章程》、《资政院院章》以及《钦定宪法大纲》等都一定程度体现了宪政的推进；促成了政治体制的现代化。同时，宪政的开展壮大了中国资产阶级的力量。 宪政是晚清新政的继续和深入，是近代中国学习西学的一个新高度，是从器物之学上升到制度之学的具体体现。‎ ‎14 社会生活的中西合璧 ‎ 有识之士不断融合中西文化，但一直未创造出真正适合中国现代化实践发展需要的新文化体系。按梁漱溟的说法，是“旧辙已破，新轨未立”。中国传统文化已经支离破碎，但现代西方文明对中国影响又有限，导致民国文化呈现出流于表面的“多元化”特征。‎ ‎ 民国时期，各种西方文化在中国有着不同命运—精致文化融入难，世俗文化融入易。民主、共和、宪政、自由、平等、博爱、人权仍然未能在中国真正施行；而中国人的衣、食、住、行等风俗则部分西化，呈现出明显的中西合璧特色。‎ ‎15 梁启超与五四运动 梁启超倡导“新民”学说和“文界革命”，介绍西方资产阶级学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先驱，对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以积极的姿态参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对新文化运动所追求的个性独立、民主自由、科学精神、道德革命表示赞许，他是新文化运动的辩护者而非敌对者。‎ ‎ 游欧前梁启超的文化取向与新文化运动是一致的。游欧归来后，梁启超增加了反省现代性的思想支点，其与新文化运动原主持者间的关系是求同存异。他认同新文化运动所彰显的几大原则，但他主张对西方学说也不应盲从，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则反对全盘否定，主张借助西方科学的精神与方法，重新估价和整理国故，以发展新文化。梁启超是新文化运动的骁将，他由反省现代性归趋整理国故，仍不失其独立的地位。‎ ‎ ‎ ‎ 五四时期的梁启超发挥了积极作用。他坚决支持文学革命并身体力行，是陈独秀、胡适在白话文运动中的同道；他一如既往地坚持资产阶级宪政理想，维护民主政体，同时不再仅仅把民主作为政体变革的目标，而是将其作为人与人之间平等关系的新的伦理精神和人们应享有的自由权利的价值理想；他服膺科学精神，反对科学万能，主张科学与人文相协调，体现了对待科学的理性态度；他为引进新知识、传播新文化、促进中西文化交流所做的工作在五四新知识界中无一人能望其项背。梁启超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积极支持者，是五四新文化阵营的重要成员。‎ ‎ 梁启超对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作出了独特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他提出“亦中亦西”的文化观，为东西文化问题的大讨论提供了有重大学术价值的意见；其二，他是陈独秀、胡适、鲁迅、毛泽东等先进知识分子的启蒙导师，其政治思想成了新文化运动勃兴的精神催化剂；其三，他倡导“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文界革命”，组织共学社，编译新书，邀请外国名流来华讲学，又对中国的学术领域作了较为全面的研究。梁启超从多方面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为中国近代学术的演进奠定了基石。‎ ‎16 抗战中的国共关系 ‎ 三民主义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由于两党各自代表的阶级利益不同，从而在抗战中对其实际的践行是不同的。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华民族精神是激励中国人民团结一心、血战到底的坚实思想基础和强大精神支柱。‎ ‎ 抗战时期的国共合作模式为“一国两制”，该模式体现在两个方面：政权同一，法制并存；一党执政，多党协同。特点是政策对于法律的引导作用，表现为政策指引法律，法律服务政策。这是在当时政治和战争形势严峻的情况下出现的独有现象。‎ ‎ 国共合作的因素有几个方面：第一，全国各界人民坚决要求和大力推动是国共合作实现和坚持的直接动力。第二，国共两党合作是双方共同的政治要求和共同的政治利益的体现。第三，国共两党的互相信任和互相让步是合作的必要条件。第四，两个战场在共同抗日旗帜下相互配合和支援。第五，国共两党在反对侵略、维护民族独立的前提下，承认两种政治制度的并存并出现两种政治制度之间的竞赛。第六，国共两党都克服各自队伍内部的消极因素，才能实现和坚持合作。第七，共产党审时度势及时制定和修正自己的口号和政策，更配合以适时适度的行动方针。‎ 国共关系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受到日苏可能开战的影响。因蒋介石判断“日苏开战将不能避免”，两党关系在1943年的夏季爆发了一场严重的危机，即第三次反共高潮。最后，仍然是基于苏军的胜利彻底制止了日军的企图，国共关系据以走出这一阴影。整个过程验证了毛泽东的一个基本判断：国共关系要看日苏关系的变化。‎ ‎17 抗战中的对外关系 从战略角度看，欧战对中国有利，但短时期内中国则面临更多困难和风险。苏芬战争爆发及苏联被国联开除后，中苏关系日渐疏远，中美关系则更为国民政府所重视。‎ ‎ 抗战结束前夕，中日双方的军事较量与日本在大局不利时“和平”解决中国问题的企图，以及中国内部国共双方着眼于战后之角力，展现出国共日三方互动关系之错综复杂的图景。国共合作对日，国方重正规军事，但因实力所限未有重大进展，中国共产党重敌后蚕食，因广大空间而如鱼得水。日本对国民党军事压力与政治诱惑并举，同时也不放弃利用国共矛盾以渔利。日本投降后，国民党虽在战后接收中得到了投降日军的合作与支持，但并未能实现其遏制中国共产党扩张之企图；中国共产党有了较之以往更为有利的态势与国民党争夺中国的主导权，并以其正确的战略战术而成为这场战争最大的赢家；最先发动这场战争的日本则成了最大的输家，以其无条件投降结束了多年侵华的历史。‎ ‎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蒋介石向盟国争取“先亚后欧”的外交努力，除了反共的目的外，也有在战后维护中国国家利益的战略考虑。‎ ‎ 从1934年末开始，蒋介石开始了抗战前的政策调整，开始突出“攘外”的内容，并在对日外交态度上逐渐突出维护领土与主权的外交原则，由以前的外交重于军事转向外交与军事并用。‎ ‎ 1933～1934年间的中国对日对苏关系就整体来看，蒋介石在此期间并未单纯偏向于“联苏制日”，而是以“中立”促成日苏两国的相互牵制，实现既“攘日”又“制俄”的双重目标。二者在质量上随各阶段矛盾的变化及对矛盾之认识的变化而各有侧重，在时间上则并行不悖。这一构想带来了蒋、汪两人这一时期在外交方针上的分歧，并埋下了最终导致他们走上相反道路的种子。‎ ‎ 蒋介石根据中国对美关系中角色的变化，制定了相应争取美援的外交政策。抗战初期实行以被侵略者的身份向美国寻求道义上援助的乞援外交，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以抗日同盟国的身份向美争援，最后以美国在华代理人的身份向美国要援。‎ 在全面抗日初期的几年中，美国的援华政策经历了从消极到积极的变化，而苏联却经历了从积极到消极的变化，这些变化出于大国的民族利己主义考虑，影响了中美、中苏关系的发展，推迟了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建立。‎ ‎18 新民主主义实践 ‎ 由于历史的、现实的原因和认识水平的限制，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本身有待完善和成熟，对新民主主义社会性质认识的不确定性、主要任务和主要矛盾认识的二元论、转变时间和条件认识的模糊性及对待民族资本主义和民族资产阶级政策的前后不一致性，致使我国过早放弃了新民主主义建设实践。这是历史环境的局限性和思想认识的局限性造成的，因此是发展的必然过程。‎ ‎ 在当时的国际背景、国内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出现的新矛盾和新问题以及共产党人的思想认识水平具有局限性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解决问题的最好途径可能就是放弃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理论与实践，通过实施过渡时期总路线进入社会主义。‎ ‎ 新民主主义社会已构成相对独立的社会发展阶段，并在实践中体现出与一般社会形态不同的特点，即独创性、短暂性、过渡性、不确定性。正是这种实践的特殊性酿成了“突然”的中断。‎ ‎ 新民主主义社会这一旨在为建立社会主义大厦而奠基的社会形态被过早地终结了，新中国未能充分利用新民主主义社会模式的上佳选择是一个历史的遗憾。对新民主主义的肯定不意味着对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怀疑和否定，社会主义改造是历史的必然，但在具体的程序上存在缺点和偏差。‎ 新中国成立初期，共产党领导人民为构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新秩序，进行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彻底扫除旧社会的遗毒，采取措施稳定社会秩序，净化社会风气，解决失业问题。这些实践巩固了新政权，丰富了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的思想，而且也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创造了充分的社会条件。‎ ‎ 1953年，中国共产党制订并开始实施过渡时期总路线，实际上放弃了使党取得巨大成就的新民主主义路线，而急于向社会主义过渡。“‎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 在总路线的实行过程中，急进的错误并没有避免，没有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仅仅三年左右的时间，社会主义改造就被宣布完成了。中国在政治上确立了中国共产党一党执政、领导各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体制；在经济上废除了商品经济，确立了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公有制。‎ ‎19 城市化的扩展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政府即把依托城市发展工业，再向乡村辐射，最终实现国家工业化，变农业国为工业国作为国策。在其影响之下，一些城市附近的乡村地区成为轻重工业区和家属生活区所在地，并因此很快成为城市的一部分。离城市较远的很多乡村地区也因为采矿、采油、军工、修水库等建设活动而日益繁荣，达到一定规模与程度后成为了新兴城市。与此同时，青壮年农民中有相当一批人被招进工厂当了工人，这其中又有很多人安家于城市，逐渐成为都市居民，物质生活条件得到了改善。从新中国成立到70年代末，上述两种模式是大陆乡村都市化的最主要的模式，他们具有以下特点：（1）依托工业化进程、政府控制严密、计划性强；（2）都市人口增多，但都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增长不大，而且不稳定。‎ 经过新中国成立以后三十年的发展，虽然取得了一定成就，但由于在全国范围内农村人口仍占绝对多数，所以在整体上，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仍很难得到很大提高。传统的乡村都市化的模式也由于问题太多，已不再适应时代发展的潮流而日益趋向衰落。‎ ‎ 一些学者把这一时期大陆的城市化分为两个阶段，认为“第一个阶段，从1949—1960年，是城市化迅速发展的阶段，城镇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从1949年的10．6％提高到19．7％”，城市数量也从138个增加到199个。“第2个阶段是1961—1978年，特点是城市化长期停滞不前，并间歇性发生逆转”，城镇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1978年为17．9％，较之1960年反而下降了1．8个百分点，城市数量也减少到191个。‎ ‎1978年至今，随着各方面的改革，乡村都市化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势头，具有自主性强、变化快、依托商品经济发展等特点。其模式也变得多种多样，主要的有以下两种：‎ ‎ 一是农民不离本土，就近发展乡镇企业，建设“乡村中的都市”，变农村为微小城市或准城市，其趋向则是连成规模，成为正式都市。或者是向城市方向延展，并最终成为某个城市的一部分。目前中国内地具有代表性的这类“乡村都市”，在华北地区有北京的韩村河；中原地区有京华村、南街村；东南地区有华西村等。这里居民生活的条件、方式已与多数城市居民相同，甚至要大大好过后者。其物质消费可以用超前、丰裕来形容。‎ ‎ 二是乡村中的主体，也即农民离开本乡本土，在一些大城市城乡结合部以亲戚、同族、同乡为纽带，以商业活动为中心结合在一起，半自然半有意识地形成一个较为独立的社区。这种被冠以“都市乡村”名称的社区，最有代表性的是北京的“浙江村”。名虽如此，其实质却是连同其中的一些经商居民都成为大都市的一部分，与真正的城市居民在日常生活、物质消费方面并无什么不同。‎ ‎ 改革开放后，中国城市化的飞速扩展对于改变乡村地区的落后面貌、促使其现代化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20 改革开放以来意识形态价值观的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意识形态处于从未有过的快速变化与发展之中，这实际上反映了国家意识形态的转型，即从传统的革命型意识形态向发展型意识形态转变，再向更高层次的具有终极与普世价值的意识形态发展。其背后的深层动因是执政党在努力寻求特定支持与散布性支持的动态平衡，以获得新时期的合法性，减轻政治系统压力，维持政治系统的正常运转与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展经历了三个重要历史时期，产生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战略思想，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价值观的变迁是一种价值观范型的转换，即从以伦理道德及其理想人格为中心的价值观，向以人为本的价值观的转换。这一价值观范型的转换在总体上是一种历史的进步。‎ ‎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价值观发生的变迁具有两个最明显的特征，即社会主流价值观发生了一定变化，一元价值观与多元价值观、整体价值观与个体价值观、理想价值观与世俗价值观、精神价值观与物质价值观各自形成了一种张力关系。这些变化与社会结构的变迁和经济体制的转轨、全球化进程中的文化开放和文化碰撞以及主体意识的觉醒等密切相关。‎ ‎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结构变迁的根本原因在于以市场化改革为基础的全方位改革，主要表现在组织结构、阶级阶层结构和社会主体价值观念结构等方面。社会结构的变迁使社会的“离心”倾向明显，组织形式更加松散和复杂；社会主体利益多元化、差异化的趋势日益明显，利益结构日趋失衡，利益关系日趋紧张；公共道德与信任关系受到冲击，传统的观念认同出现危机。‎ ‎ 改革开放后，中国农村发展取得了显著成就，农村发生了重大变化。主要表现在：市场在农业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农民收入结构和增长来源发生显著变化，农村人口流动性越来越强，农村人口增长出现“三低”，农村老龄化程度严重，农村处于快速社会分化阶段，国家与农民间的“汲取型”关系被打破，国家对农民实现了由“取”向“予”的转折。但中国三农领域仍存在一些突出问题：城乡收入差距和农村内部收入差距逐步扩大，城乡居民在享受公共服务方面存在过大差距，农村社会安全网建设滞后，农民土地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新农村建设的资金投入不足，城乡分隔管理制度改革严重滞后。‎ ‎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带动农村社区精神文化出现了以下变迁：“法治”文化正逐步取代原有的“礼治”文化，成为约束农村社区社会关系的主导秩序准则；积极流动、开放进取的市场意识正逐步取代原有的安土重迁、封闭保守的小农意识而成为广大农民的主流思想意识；“义利并重”甚至“偏利淡义”的价值观正在逐步取代原有“重义轻利”的价值观成为广大农民的主导价值观念；科学、进步、理性的生活方式正逐步取代原有愚昧、落后、感性的生活方式而成为广大农民的主流生活方式。‎ ‎21 现代意识的兴起 ‎ 现代意识的兴起可以视为精神层面的现代化，其历程包括近代早期的四场运动和变革。文艺复兴肯定了人的价值、人的欲望以及对现世幸福的追求；宗教改革建立了人在信仰事务上的自主；在科学革命中，人的理性探索出认识自然规律的行之有效的系统方法，新的思维传统和科学精神由此形成；启蒙运动将人类社会作为理性认识的对象，激发了人类运用理性的勇气和决心。四场运动并非环环紧扣，其精神实质却相通相融，共同推进了人类在精神层面的自立、自主、自觉和自信。‎ ‎22 民族国家的诞生 ‎ 近代初期，西欧的一个重大变化是民族国家的诞生。民族国家是近代的产物，意味着一个国家的所有成员直接被纳入国家，组成国家这个共同体，并且成员具有强烈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忠诚于国家，在外部拥有包括确定的疆界、领土等主权。‎ ‎ 在中世纪的西欧，由于基督教文化共同体的长期存在和封建割据，民众首先认同自己是基督徒，其次是某个地域的人，对国家的认同感淡薄，同时国家也没有明确的主权。14—15世纪的封建混战和教会内部的纷争大大削弱了贵族势力，国王与市民联合共同对抗贵族，王权不断加强，中央集权代替了地方分权。从15世纪末开始，民族国家开始形成，国王成为认同的象征，共同的经济制度、以相同法规为基础的社会生活的形成使民族国家的根基不断巩固。但是，王权日益暴露出专制与狭隘的本性，成为资本主义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障碍，启蒙思想家发出了“专制之下无祖国”的呼声。英国和法国经过革命，消灭了封建制度，建立了民主制，以人民主权取代了君主主权，大大加强了民族认同感。尤其是法国大革命期间反对外来武装干涉，激发了人们的民族意识。一般认为西欧民族主义诞生于法国大革命时期。‎ ‎23 现代国际关系准则和现代国际关系的初步确立 ‎ 现代意义的国际关系发生在具有主权性质的民族国家出现之后。在西欧国际关系上，16—18世纪战争频繁，其中既有宗教战争，也有领土扩张的王朝战争。一些思想家探索消除战争、维持和平的方法。荷兰的格劳秀斯发表了《战争与国际法》一书，寻找国家与国家之间和睦共处的道德基点，开创了国际公法学，确定了今天所谓的国际道德基本准则。‎ ‎ 1618—1648年的三十年战争是欧洲在近代初期爆发的第一次大规模战争。长期的战争使参战国财政困难，兵力疲惫，最后经过谈判议和，交战国签订和约，史称《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该和约重新划定了欧洲大国的疆界；肯定了西欧各国王权的正统性和德意志几百个诸侯国的主权和宗教信仰自由，确立了国家主权的独立性、统一性、不可分割性；强调了国际条约的神圣性，规定对违约国可以实施集体制裁；建立了外交使团制度。表明了以王权为代表的民族国家开始成为国际关系的主体，一个以正式邦交形式和召开国际会议为互动模式的国际关系体系在欧洲初步形成，现代国际关系准则和现代国际关系初步确立。签订条约的外交活动开创了通过国际会议解决国际争端恢复和平的先例。‎ ‎24 现代化史学体系 ‎ 以现代化理论为基础构建世界历史体系的开拓者是罗荣渠先生，他在《现代化新论》中提出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突出以生产力标准代替生产关系标准作为衡量社会发展的客观主导标准，认为人类历史上出现过三种根本不同性质、不同形态的社会生产力：原始生产力、农业（含畜牧业）生产力、工业生产力。自有文字以来的历史时期，文明的演进大约经过四个阶段：原始农业文明、古典农业文明、原始工业文明和发达工业义明。按照罗先生的观点，通常所说的近代历史包括现代化进程中的两次发展浪潮：第一次大浪潮（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中叶），由英国工业革命开端、向西欧扩散的早期工业化过程；第二次大浪潮（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工业化向整个欧洲、北美扩散并取得胜利的过程，同时在非西方世界产生强大的冲浪，拉开非西方世界走向现代化的序幕。‎ ‎ 以现代化为主线，世界近现代史可以划分为五个阶段，这五个阶段首尾相接，组成了完整的世界现代化的过程。该五个阶段分别是：‎ ‎ 第一个阶段是现代化的准备阶段，这个阶段起源于中世纪晚期，距今约六七百年。在此阶段西欧农业文明不断瓦解，产生现代化的社会条件逐渐成熟，资本主义也首先在西欧发生。世界其他地区在中世纪晚期发生的许多重大事件恰恰都巩固了农业文明，其发展方向与西欧正好相反。在历史的这个分界线上，西欧已经潜在地（虽然还不是实质性地）走到了世界的前列。‎ ‎ 第二个阶段是现代化的起动阶段，即现代化过程在西方国家发起。现代化的第一步是在政治领域首先迈出的，从英国革命开始，继之以大量的政治革命、解放战争、政变、战乱……都是为现代化构筑政治与社会空间。18、19世纪，随政治革命在各国逐一进行，工业革命也全面铺开，造出一个新的生产力，引导出一种新的文明。工业革命一旦在某个国家开始，现代化的压力就形成了，迫使与它相邻的所有国家紧紧跟上。现代化正在欧洲国家推进时，殖民扩张把越来越多的非欧洲地区卷进一个“世界体系”，因此从一开始，现代化就是一个世界现象。欧洲国家为争夺殖民地激烈竞争，征服与反征服又在欧洲与非欧洲之间愈演愈烈，世界形成为一个整体，历史“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在此阶段上，整个世界都被拉进了一个新时代，历史的主流逐渐被调整到新的方向上来，一个“现代”世界注定要出现了。‎ ‎ 第三个阶段是现代化在西方国家的成熟与发展阶段。现代化的优势至此充分体现出来，西方显然已领先世界其他地区。世界进入全面的社会转型：经济上的工业化、市场化；政治上的民主化、官僚化；社会方面的世俗化、城市化；文化方面的商业化、大众化……社会表现出更多的阶级色彩：民主化体现为以阶级为依据扩大政治参与权，经济发展体现为不同的阶级获取不同的经济利益，社会生活按阶级组建，社会意识与阶级意识息息相关。所有国家的现代化都是在冲突与整合中完成的，而冲突与整合又表现出强烈的阶级与阶级斗争色彩。经过种种的冲突与整合、调整与变革，“成熟的”现代社会逐渐在西方国家出现了，这个过程经历了大约两百年。‎ ‎ 第四个阶段是现代化的全球扩张。“现代的”生产与生活方式与殖民侵略同时扩张，起到了为现代化做铺垫的作用，殖民主义承担了马克思所说的“双重的使命”，这个过程极其痛苦。西方的侵略激起剧烈的反抗，非西方国家也被迫承认西方的优势，不得不在某些方面学习西方，改造自己，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但在非西方国家现代化过程中很容易出现反方向的“现代化”或称为“反现代化”，即它们出于抗拒西方的动机，自觉或不自觉地扭转现代化的方向，把“现代化”转变成一种维护传统价值和社会结构的手段，而不再是改造传统社会、创建新社会的途径。“反现代化”在西方现代化过程中也有发生，但自19世纪中期以来，却最常在非西方国家中出现。‎ ‎ 第五个阶段是现代社会出现新的转型迹象。这个阶段大致可以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算起。在此阶段，非西方国家仍在为实行现代化而伤透脑筋，西方国家则似乎已出现超越现代化的新动向。其经济结构、政治结构、社会方面都已经出现“现代社会”可能发生质变的迹象。‎ ‎25 文明史史学体系 ‎ 国内学者对文明史的史观和编纂问题做过比较深入的探讨，马克垚先生主编的《世界文明史》是目前具有代表性的文明史体系论著。‎ ‎ 马克垚认为，文明是人类所创造的全部物质和精神成果。从这个意义上说，文明史也就是世界通史。但文明史又不同于世界史，它所研究的单位是各个文明，是不同的文明、不同类型的文明。文明是比较稳定的人类集体，有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在发展过程中表现出阶段性。根据生产力发展变化来划分文明的发展阶段是比较科学合理的办法，世界文明史可以划分为农业文明时代和工业文明时代。农业文明时期各文明的共同点是农业成为文明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人类生产主要使用人力、畜力、风力和水力等可再生能源。人口增长缓慢，农民占人口中的大多数。社会分层采取政治、法律、习俗等手段加以固定，经济上的不平等直接表现为等级分别，统治政权一般采取帝、王个人或者贵族寡头专政的形式，宗教迷信是主导意识。工业文明时代以生产力机器的使用为标志，能源多为不可再生能源，科学技术在生产力中的作用日益重要。工商业成为人类文明发展的主要支柱，人口快速增长，城市在文明的发展中起着火车头的作用。过去的社会分层逐渐消失，政治上的平等渐得实现，民主成为政治的最大诉求，科学和理性日益主宰人类的意识形态和思维方式。‎ ‎ 工业文明时代以18世纪下半期英国工业革命为开端，可分为工业文明的兴起和工业文明在全球的扩张两大阶段。在第一阶段，工业文明时代的到来，有一个长达几个世纪的酝酿时期。工业化从西欧，尤其是从英国开始，有一系列复杂的原因，其中科学革命与科学思想传统的确立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西欧之外的其他文明在迈向工业化的道路上遭遇到重重困难。工业文明在全球的扩张阶段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在此一百多年内，美国文明迅速崛起，俄国兴起苏维埃文明，原来落后的农业文明都在向工业文明过渡。‎ ‎ 文明交流是促进人类文明进步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文明交流并非一帆风顺，而是时常遇到阻碍、挫折和冲突，文明的进程有时受此影响而被延缓。‎ ‎16世纪以来的现代历史进程可以理解为现代文明的形成和演进历程。“现代文明”的表现形式可能有多种，本质特征是科学化、工业化和民主化的三位一体，三个要素缺一不可。现代文明的发展历程可以分为五个阶段：‎ 一、迈向现代文明（1500—1640）：1500年以前世界诸传统文明各具特色，相互隔绝、平等对峙，基督教文明的西欧脱颖而出、悄然成势，以致突破了诸传统文明之间相对平衡的状态。‎ 二、现代文明的诞生与确立（1640-1815）：西欧在科学、工业和政治领域里发生三大革命，新兴的整体世界文明开始萌生、发展；率先开展三大革命的英国，恃其强大的经济政治实力大肆殖民扩张，终于在1815年基本确立了它的世界霸主地位，而俄国与美国也在此时悄悄完成了它们在北亚和北美的大陆扩张，由此大幅度地拓展了世界性的交往关系。‎ 三、现代文明的改良与局部扩散（1815—1914）：“局部扩散”指的是现代文明诸基本原则在欧美、日本的推广以及对殖民地半殖民地世界的初步冲击，其形式不仅表现为欧美工业化的逐步推进和世界广大区域内此起彼伏的战争、起义、革命与改革浪潮，而且还表现为风起云涌于欧美的工人运动与社会主义运动。所有这些事变进程都在有力地促进着现代文明的传播，同时也在有力地推动着现代文明的改良或深化。‎ 四、现代文明的危机与革新（1914—1945）。‎ 五、现代文明的全球扩展（世界文明的产生、谋求新的平衡）（1945-当前）。‎ 在现代文明的形成和早期发展中有两个非常醒目的事实：一是由于现代工业文明明显优越于传统农业文明，因而现代化一开始就形成了不可抗拒的世界潮流；二是现代文明的早期世界扩张是由西方列强的殖民侵略活动推动的，而殖民主义虽然有善恶两重性，但终究还是一种反现代性的前现代因素，是现代文明无法兼容的东西。‎ ‎26 自由主义 ‎ 工业文明的来临推动了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19 世纪是工业化进程的关键时期，也是现代民主政治在深度和广度上高歌猛进的时期。19世纪的历史是在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下展开的，经济革命和政治变革的互动爆发出巨大的历史推动力，形成了三股交错存在的历史潮流：自由主义潮流、社会主义潮流和民族主义潮流，三大潮流以不同的方式推动了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 ‎ 自由主义是近代以来在西方世界影响最大的政治思潮。它还指一种高举自由大旗的社会运动，一种建立自由制度的政策取向，以及一种宽容平和的生活方式。西方学术界的主流派认为：作为一种政治思潮与知识传统，作为一个在理论和实践上与众不同的思想流派，自由主义的出现只是17世纪以后的事。19世纪三四十年代，“自由主义”一词才被英语世界广泛接受。‎ ‎ 自由主义观念包括四个要素：第一，它是个人主义的，主张个人对于任何社会集体的道德优先性；第二，它是平等主义的，它赋予所有人以同等的道德地位，否认人民之间在道德价值上的差异与法律秩序或政治秩序的相关性；第三，它是普遍主义的（universalist），它肯定人类的道德统一性，而仅仅给予特定的历史联合体和文化形式以次要的意义；第四，它是社会向善论的，它认为所有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安排都是可以改造和改善的。该观念为自由主义勾勒出一个统一的形象，并使之确立了一个单一的传统。‎ ‎ 自由主义虽然成型于近代，其思想渊源一直可以上溯到古希腊。自由主义传统的真正开创者是洛克，他的贡献主要集中在两点上：自然权利理论和政府必须基于被统治者的同意。‎ ‎ 19世纪一般被称为自由主义时代，这主要是指自由主义不仅是一种思想，而且成为受到广泛认同的政治实践原则，同时它也成为一种受到追捧的生活方式。‎ ‎27 民族主义 ‎ “民族主义”是一个争议很大的概念，在这一时期的众多“主义”中，其传播最为广泛，也最不定型。作为一种思想主张，它的基本内容包括：承认每个民族都有本民族的语言、历史和文化，承认保持、发扬这些文化传统的权利；主张建立各个民族统一的主权国家。‎ ‎ 卢梭和德国思想家赫尔德都被认为是“近代民族主义之父”。卢梭赞颂古希腊城邦的凝聚力，认为城邦可以体现“公意”。他的主权在民思想成为民族主义的一条基本原则——民族自决。赫尔德的学说体现了民族主义的文化内涵：各个民族的文化源自平民的生活；一种健康的文明必定表现出一种民族性，而每个民族的民族性都是该民族所独具的；各民族的文化都有同等的价值。‎ ‎ 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战争促使民族主义最终成型。这个时期，明确表述民族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是德国哲学家费希特。他在1808年发表的《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说》可以说是标志民族主义诞生的宣言。他认为，民族之所以是一个民族，根本在于民族精神。民族的复兴就其根本来说就是民族文化的复兴。‎ ‎ 1815年以后，民族主义成为遍及欧洲的社会思潮和政治运动。在意大利、德意志、波兰、奥地利和土耳其帝国，各个政治上分裂或处于异族压迫下的民族都举起了民族主义的旗帜。民族主义和民主学说与自由主义交织在一起，民族民主运动此起彼伏。‎ ‎28 殖民主义双重使命学说 ‎（1）马克思的论断具有普遍意义，马克思在分析殖民主义统治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所起的作用前，已经首先研究了殖民主义的产生、发展过程及其在世界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作用。（2）殖民主义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社会结构进行改造是殖民剥削得以实现的条件，它在实现剥削的过程中就不自觉地实行了这种改造。马克思的“双重使命”讲的就是这种改造作用，这种作用包括破坏性的使命和建设性的使命。破坏性使命的含义是：殖民统治把亚洲国家变成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其结果在摧残亚洲国家现有的文明、财富的同时，会瓦解这些国家的农业手工业结合的自然经济的根基，使其桎梏经济发展的旧结构解体；建设性的使命是指当商品经济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发展为资本主义生产创造条件后，殖民主义者会把西方大工业和近代交通设施移植过来，即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创办大工业和近代交通事业。（3）“双重使命”就其社会改造作用而言，是同一个方向的两个步骤，是破和立的关系。破坏性作用是领先的，破而后才有立，即才有实现建设性作用的可能。（4）“双重使命”如何实现。殖民征服，打开关闭国家的大门，是靠暴力实现的。但消灭旧的亚洲式社会、建立新社会的物质基础需要的是经济力。经济力在实现“双重使命”中占首要地位。当靠经济力不能很快达到预期掠夺效果时，殖民主义国家便用政权的力量来帮助。“双重使命”事实上是在国家政权支持下通过经济力和超经济力双管齐下的形式来实现的。‎ ‎29 法西斯主义 ‎ 法西斯主义是对现代化的反动。法西斯运动主要兴起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日本和意大利。德国和意大利的法西斯运动是民间的运动，日本的法西斯运动则分为民间和军部两部分。民间法西斯运动纲领的共同点是：(1)带有强烈的反资本主义色彩，但不是主张消灭私有制，而是要求对大资本和大土地所有制加以限制，保护小私有者；(2)鼓吹对权威的崇拜，寄希望于权威保护自己，这个权威在日本是天皇，在德国是希特勒；(3）鼓吹极端民族主义，主张对外侵略扩张。民间法西斯运动的骨干和成员以中间阶层，特别是旧中间阶层为主。‎ ‎ 法西斯主义在传导型现代化国家中产生并建立起独裁统治，是这些国家现代化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的结果，也是资本主义尚不成熟的表现，资产阶级尚未具备在民主制的范围内调节社会矛盾的能力，也没有能力用经济的方式在世界市场上进行竞争。‎ ‎ 因此，德、日、意法西斯政权也是对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反动。‎ ‎30 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的创立 ‎ 俄国存在着极为复杂的社会矛盾，传统与现代的矛盾、资本主义现代化本身包含的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民族矛盾交织在一起。虽然俄国已经拥有了一定数量的工人阶级，有坚持马克思主义、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但是俄国的资本主义还没有得到充分发展，或者说还不具备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它所面临的任务是如何进一步清除现代化发展的障碍，也就是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所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 第一次世界大战更加深了俄国已有的矛盾，由此爆发了1917年二月革命，沙皇政府被推翻。二月革命后建立的临时政府反对进行土地改革和实行工人群众要求的八小时工作制，坚持进行帝国主义战争。革命没有能够满足俄国人民“和平、土地、面包”的要求，也没有能够完成推进现代化的任务。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列宁提出了“四月提纲”，布尔什维克党确定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路线。虽然列宁认为世界已经进人了“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前夜”，但是他清醒地认识到俄国的落后。他指出，只要绝大多数居民还没有觉悟到必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政党就决不能提出“实行”社会主义的目的。因此，“四月提纲”规划的具体政策中没有直接提出建立公有制等社会主义革命的内容，而是限于土地改革、银行国有化、工人监督企业、退出帝国主义战争等人民群众最关心的问题。也就是说，布尔什维克党向人民群众表明，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实现他们的要求。因此，布尔什维克党能够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 ‎ 十月革命胜利后，苏俄比较谨慎，采取的政策基本上只限于“四月提纲”提出的内容。但是国内战争时期，布尔什维克党改变了十月革命后初期的谨慎做法，企图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结果在内战结束后引起了严重的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事实表明，在俄国还不存在彻底取消资本主义和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条件。苏俄迅速实施了新经济政策，不再盲目追求纯粹的社会主义，而是根据俄国落后的实际情况，允许资本主义的存在，允许农民个体经济的存在，把发展生产力放在首位。新经济政策对苏俄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 从十月革命的全过程和苏俄初期的社会主义建设历程可以看出，俄国十月革命不是马克思主义原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即资本主义已经不能容纳生产力的发展而被社会主义取代的革命，而是在传导型现代化以资本主义模式难以顺利进行的情况下发生的，是要以社会主义方式去清除资本主义模式下没有清除的俄国现代化的阻碍。列宁在实践中也正是这样做的。所以，俄国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就在于它在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之外，创立了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为后发现代化国家开创了一条崭新的现代化道路。‎ ‎ 虽然列宁没有来得及对俄国特殊类型的社会主义做出全面的总结概括，但是他晚年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做了许多积极有益的探索。遗憾的是，列宁逝世后，斯大林逐渐掌握了苏联党政大权，背离了列宁开创的方向，建立起斯大林体制。这一体制从形式上看表现出来的特点是高度集中，实际上，它的关键问题是教条主义地理解、照搬马克思主义，没有认识到苏联社会主义的特殊性，忽视苏联社会发展阶段的落后状态，盲目追求纯粹的社会主义，在经济上超越生产力发展水平，片面追求公有制，政治上忽视民主，才形成了过度集中的现象。在俄国文化水平落后、传统文化没有经过很好扬弃的情况下，这种政治上的集中就带有专制的色彩。斯大林体制在短时间内利用国家政权集中资源，迅速推进工业化，为卫国战争的胜利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但不可能做到可持续发展，最终阻碍了苏联的现代化建设。‎ ‎31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国际关系的调整 ‎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惨遭战祸的世界人民普遍渴望和平，战胜国也希望维持有利于自己的和平的世界秩序，避免再次发生战争带来的动荡。这就促成了国际关系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外交战略的调整。‎ ‎ ‎ ‎ 战后国际关系中第一个重大的调整是国际联盟的成立。国际联盟一方面是战胜国企图控制世界的工具，另一方面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以维持世界和平为宗旨的国际组织，曲折地反映了世界人民的愿望，顺应了整体世界发展的趋势。在国际关系理念上，战争受到谴责和反对。1928年签订的多边的《非战公约》第一次宣布在国际关系中放弃以战争作为实行国家政策的工具，把反对战争提高到国际法的地位。尽管国际联盟存在着诸多问题，没有能够真正起到制止战争、维持和平的作用，但是它在国际关系发展史上的意义是不容忽视的。‎ ‎ 另一个重大调整是殖民政策的调整。在世界经济形成之后，所有落后国家已经被卷入世界市场之中，以往用武力打开落后国家大门的做法已经失去必要。相反，殖民统治引起殖民地人民的反抗，影响到商品和资本的输出，使宗主国的经济利益受到损失，而且独占的排他性的殖民地占领使得殖民大国之间最终只能用战争的方式争夺市场。所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殖民地宗主国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民族自决权原则，中欧和东欧出现了一批独立国家，英国的移民殖民地获得了独立。‎ ‎ 第三个调整是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开始力图用妥协的方法解决矛盾，协调彼此之间的关系。例如，道威斯计划的实施和《洛加诺公约》的签订。‎ ‎ 上述这些调整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整体世界发展的需要，对两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国际关系有很大的影响。但是，这些调整是初步的、极其有限的，不足以起到全面适应现代化新发展的需要。以维持世界和平为宗旨的国际联盟被少数二流大国所操纵，民族自决权的承认只局限在有限地区和国家。特别是维持和平的着眼点只放在世界政治秩序上，完全忽视了维持、制约世界政治秩序的世界经济秩序的稳定。‎ ‎32 推动现代化稳定发展的主要因素 ‎ 罗斯福新政利用国家政权调整生产和消费的关系，扩大民主范围，缓和社会矛盾。同时期在经济学理论上也出现了突破，凯恩斯主义诞生，与罗斯福新政的实践有异曲同工之处。凯恩斯主义一反传统经济学把资本主义看做完美无缺的观点，承认资本主义存在弊端，主张国家进行干预予以纠正，通过刺激需求来调节供给与需求的矛盾。战后，凯恩斯主义普遍被发达国家接受，各国纷纷采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德国和日本在战败后进行了民主改革，不仅清除了封建社会的残余，解决了土地问题，而且按照罗斯福新政和凯恩斯主义确立了新的政治经济体制。通过这些调整，生产关系能够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社会矛盾得到很大的缓解，保证了现代化的顺利进行。‎ ‎ 在国际关系中，反法西斯盟国成立了新的维持世界和平的国际组织——联合国，并吸取了国际联盟的教训，在国联的基础上对联合国的组织机构进行了调整，设立了安理会，确立了五大国一致的原则，使联合国具有了一定的行动能力。除国际政治组织联合国外，为了维持世界经济秩序的稳定，保护世界贸易的正常进行，避免再次发生严重的经济危机导致战争，还建立起“布雷顿森林体系”，相继成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同时，经过反法西斯战争，法西斯肆意践踏各国主权遭到全世界人民的反对，民族自决权成为国际关系中公认的原则。战后国际关系中确立的政治经济秩序是以发达国家主导的。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联合国被美国所操纵。“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了美元的霸主地位，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听命于美国。但是在另一方面，这些组织在维持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稳定方面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符合整体世界发展的需要，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作用越来越大。‎ ‎ 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推动。20世纪初，自然科学研究在理论上取得了重大突破，主要表现为相对论的提出和量子力学的建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理论的突破带动了技术的新发明，电子技术、石油化学技术、原子能技术、航空航天技术等领域有了重大的创新，并迅速地运用于生产。第三次科技革命不仅推动了原子能工业、航空航天工业、电子工业等新兴工业部门的建立和发展，而且对钢铁、汽车等已有的工业部门进行了技术改造，增加了工业部门中的科技含量，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 殖民体系的瓦解。这是20世纪上半期亚、非、拉民族民主运动持续高涨和殖民地宗主国政策调整的延续和结果。进入20世纪后，亚、非、拉地区一些国家的民族资本主义有了较大的发展，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人数增多，建立了政党，制定了纲领，现代民族民主运动的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许多亚、非、拉国家参加了反法西斯战争，民族意识空前觉醒，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战后亚、非、拉地区产生了相互支援、共同反对殖民主义的思想，大大增强了民族民主运动的力量，促进了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和国家的民族民主运动的开展。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和日本放弃了原有的殖民地，英、法等老牌殖民国家的势力也受到很大削弱。面对高涨的民族民主运动，难以以武力继续维持殖民统治，殖民地成为沉重的包袱。它们相继采取了非殖民化政策，同意殖民地的独立，以此保持和这些新兴独立国家的经济联系，维持其经济利益。殖民体系的瓦解是20世纪的重大事件，亚、非、拉国家从此获得了独立，开始走上了现代化道路。‎ ‎33 发展中国家现代化模式的特点 ‎（1）属于传导型现代化。大多数国家现代化的起点较低，内在的现代化因素积累较少，非洲南部的一些国家尚处干部族阶段，是在外部因素刺激下被卷入现代化浪潮的，增加了现代化的难度。‎ ‎（2）带有赶超型现代化的特点。发展中国家大多数长期和外部接触，充分了解现代化国家的先进与发达，意识到自身的落后，急于实现现代化。‎ ‎（3）外部环境复杂。20世纪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中心的世界经济体系已经形成，发展中国家一方面可以吸收发达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经验教训，利用发达国家的资金技术，缩短自身现代化的时间，另一方面又在世界经济中处于不利地位，阻碍本国现代化的进行。‎ ‎（4）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加强。这既有利于动员全民族的力量，有效地利用有限的资源，加快现代化步伐，又容易造成官僚机构庞大、政治民主化进程缓慢、腐败丛生、经济缺乏活力等问题。‎ ‎（5）集中于工业化的推进。现代化是以工业化为核心的全面的社会变革，发展中国家在启动现代化时，几乎要同时解决现代化面临的所有问题，大多数国家选择了首先推进工业化。‎ ‎34 经济全球化 ‎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殖民体系的瓦解、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国际关系的相对稳定推动了整体世界的进一步发展，特别表现在经济全球化方面。‎ ‎ 首先，世界经济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国际贸易增长速度加快，1948—1973年年平均增长率为7.6％，资本流动增加，1973年跨国公司达9471家，1972年资本输出国对外投资总额达3450亿美元。‎ ‎ ‎ ‎ 其次，国际组织迅猛发展。为了适应整体世界发展的需要，战后以联合国的建立为开端，政治、经济、文化、体育等各种类型的国际组织相继成立，在协调国家之间关系、加强国际交流等方面起到积极的作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分别在稳定汇率、推动经济发展和加强世界贸易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这些国际经济组织的建立表明，世界经济走出了自发阶段，向着制度化的方向发展，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必要的保障。‎ ‎ 再次，出现了区域性合作组织。地理位置相邻、发展水平相近的国家由于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为了在经济上充分利用国际分工，发挥合作的优势，加强竞争能力，在政治上消除内部分歧，维持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成立了区域性经济组织。1958年，法国、联邦德国等西欧国家成立了欧洲经济共同体。1968年，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成立了东南亚国家联盟，简称东盟。‎ ‎ 在整体世界的发展中，发达国家凭借强大的政治、经济、军事优势，处于有利的位置，形成了对发达国家有利的不平等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由此产生了战后的南北关系问题。殖民地时期形成的旧的国际分工被保持了下来，发展中国家主要出口原料和初级产品，发达国家出口技术含量高的工业品，使得发展中国家处于国际分工的底层。发展中国家由于缺少经济发展必要的资金，需要从发达国家及其私人资本借贷，形成了沉重的债务负担。发达国家还垄断着先进的科技。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资金、技术往往成为发达国家进行控制、干涉和获取高额利润的手段。‎ ‎ 尽管如此，战后整体世界和全球化的发展主流是积极的。‎ ‎35 经济全球化的历程 经济全球化历程为三次浪潮。‎ 第一波浪潮发生在16世纪，新航路的开辟开拓了海上通道，推进了欧洲、美洲、东亚等地区的贸易。后来，随着这些地区的贸易被荷兰、英国的贸易公司所控制，欧洲国家内部出现了反对声音，国际贸易扩张受挫，全球化发展一度陷入停顿状态。‎ ‎ 第二波浪潮出现在1815—1913年间，国际贸易再次大幅扩张，金融资本和劳动力加速流动，“新技术”成为推动全球化发展的强大动力。轮船、火车、电话、电报的广泛应用，大大降低了运输和通信成本。许多国家开始接受国际贸易不是零和而是双赢的理念。科技发达和资本丰厚的欧洲，特别是英国成为国际贸易和货币体系的中心，拥有丰富自然资源和土地的国家则已成为国际贸易体系的外围。制成品、金融资本及熟练的劳动力从“中心”流向“外围”，自然资源和农产品从“外围”流向“中心”。后来，随着两次世界大战和经济大萧条的相继发生，第二波经济全球化浪潮进入低潮并出现倒退。‎ ‎ 第三波经济全球化浪潮出现在二战后特别是冷战后时期，并持续至今。与以往相比，第三波全球化浪潮的发展具有新的特点。首先，世界贸易迅速增长。其次，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之间的劳动分工和资本流动已突破了“中心”与“外围”的格局。过去，发达国家出口制成品，购买大宗初级产品；现在，新兴市场经济体有能力生产并出口包括高科技产品在内的制成品。国际资本流动也出现重大的变化，当今世界最大经济体的美国出现巨额赤字，并从新兴市场经济体输入大量资金。第三，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的企业生产过程中达到了新水平。第四，国际资本市场流动性加强，全球资本流动总量扩大。第五，劳动力全球一体化水平提高。‎ ‎36 经济全球化的加速 ‎ 20世纪70年代初美苏关系缓和以后，东西方之间开始打破对峙局面，进行交流。随着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因美苏对峙而分裂的世界重又合为一体。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都采取了市场经济体制，便于经济的往来。20世纪70年代末新科技革命兴起，网络信息技术为世界各国的密切联系提供了技术手段。在这些因素的促进下，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大大加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第一，生产、贸易、金融等领域的全球化。20世纪90年代，国际商品贸易的增长率超过了世界经济增长率，至1997年为 7．3％。1996年，全球有跨国公司 7276家，雇佣员工 7000多万人，占世界生产的40％。‎ ‎ 第二 国际组织增多。1994年，取代关税与贸易总协定而成立的世界贸易组织，从制度上为全球市场的竞争与公平提供了一定的保证。1976年，美、英、法等国为了适应全球化的发展，协调经济政策，正式召开了七国首脑会议，此后每年定期召开。1998年，由于俄罗斯的加入，被称为“八国集团”。‎ ‎ 第三，全人类共同利益的形成。在现代化进程中出现了一系列重大问题，如资源问题、环境问题、战争与和平问题。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将威胁到全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世界各国共同协商。‎ ‎ 第四，全球化的发展具有两重性。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实现了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配置，促进了生产要素的全球流动，加强了各国经济的互补和世界范围的竞争机制，有益于经济的发展。世界各国交流的频繁有益于不同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文化上的相互吸收以及全球意识和全球观念的形成。另一方面，全球化的主要推动者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他们给全球化打上了大国主义、霸权主义的印记，力图实现以发达国家为中心的全球化。‎ ‎37 欧洲一体化成功的原因 ‎ 经济区域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历史进程中的新现象，反映了历史发展的趋势，其中以欧洲联盟最具代表性。探讨欧盟成功的原因不能仅仅局限在经济层面，还有以下几个方面。‎ ‎ 第一，区域认同与联合理想。历史上辉煌一时的希腊文明和罗马文明是西欧文明的源头；在中世纪，基督教是欧洲人的共同信仰。历史上的共同文化传统提供了区域认同的宝贵资源。一些思想家由此认定历史上的欧洲曾经是一体的，并且把欧洲的重新统一作为崇高的理想，坚持不懈地进行倡导，设计了各种统一的方案。近代欧洲战乱不已，这些思想家们希望通过欧洲的联合消解战争、实现和平。欧洲联合的思想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推动欧洲一体化的精神力量。‎ ‎ 第二，真正的欧洲一体化能够发轫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起到关键作用的是在处理国际关系问题方面的观念的改变。近代以来，欧洲的民族国家无不追求民族富强，相互之间自然存在着竞争。欧洲大国都竭力抑制别国的发展，削弱别国，导致欧洲战争连绵不绝，其结果是两败俱伤。法国和德国世代为仇，成为欧洲能否实现和平的关键因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德国的观念发生重大转变。在法国看来，建立包括法国、德国参加的欧洲联合组织，有利于将联邦德国纳入共同的利益之中和欧洲的监督之下，而且欧洲联合有利于加强欧洲的世界地位，法国在欧洲联合组织中的主导作用则有助于凸显法国的世界大国地位。在联邦德国看来，加入欧洲合组织，有利于消除各国，特别是法国对曾经发动过两次世界大战的德国的成见和疑虑，取信于国际社会，进而摆脱战败国地位，重新崛起。‎ ‎ 第三，从相对容易入手的共同利益开始，逐渐扩展联合。欧洲联合的设计者们提出寻找利益的共同点，复杂艰难的联合可以首先从某一个具体的部门做起，取得成功后，合作就会扩展到其他相关领域。现实中，这个过程就是从煤钢联营扩大到经济共同体等三个共同体，继而发展为欧洲共同体，然后是欧洲联盟。在这个过程中，欧洲的联合也由经济领域逐渐扩展到政治领域。‎ ‎ 第四，通过妥协、让步缓和与化解矛盾。在走向区域化的过程中，成员国会发生矛盾，阻碍区域化的进展。对此，法、德等国采取的做法是适当地妥协和让步。1954年10月，美、英、法等国决定结束对联邦德国的占领，恢复它的全部主权，允许它参加北约，重新建立国家军队。冷战结束，德国重新统一在德国历史发展中具有重大意义，有利于德国的发展及其国际地位的提升，是德国孜孜以求的重大利益所在。对于法国而言，从自身利益出发显然倾向于维持两个德国的现状，但为了大局，法国对德国重新统一并未过多阻挠。‎ ‎ 第五，主权让渡推进区域一体化。近代以来，主权成为构成民族国家的基本要素，其中包括领土主权、经济主权、政治主权、自卫权等。丧失主权就意味着沦为其他国家的殖民地和附属国。然而，在区域一体化过程中，国家之间建构起超国家的地区合作机制，需要国家将某些主权让渡给超国家的地区机制，否则无法实现真正的一体化。这是区域一体化带来的前所未有的新现象、新趋势。欧洲联合就是这样一个过程。煤钢共同体是在煤钢领域建立了一个超国家的机构，六国把管理煤钢生产、贸易的主权让渡给它，进行统一的管理和调节，从而使西欧在经济一体化道路上迈出了第一步。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欧洲一体化的进程就是成员国将主权不断让渡的过程，从共同市场的建立到统一的货币，无不是主权的让渡。当然，这种让渡是为了国家的整体利益，在自愿的、独立决策的前提下进行的，不意味着主权的丧失，而是各国对主权的分享。尽管至今欧洲联盟的成员国依然是主权国家，但是欧洲一体化过程形成了对传统主权观念的突破，在主权让渡基础上的区域化更加坚实，也加速了人们对区域化的认同。‎ ‎38 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 ‎ 一是资本主义企业组织形式方面的变化。二战后西方国家的股份资本主义迅猛发展，并通过“工资储蓄”、“职工股份制”以及股份制计划等，使所谓“人民资本主义”有了新的进展。在劳资关系上，采取包括允许部分工人参加企业管理等多种形式，改善劳资关系，缓和阶级矛盾。这一趋向遵循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向着社会化的方向发展。‎ ‎ 二是资本主义国家产业结构方面的变化。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西方的产业结构进入了一个大变化和大调整时期，第一产业即农业的比重迅速下降，第二产业即制造业的比重缓慢上升或逐渐缩小，第三产业即服务业迅速扩大，非物质生产部门的比重越来越高。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信息产业渗透到社会各部门和各环节，成为主导性产业。‎ ‎ 三是资本主义国家社会阶层结构方面的变化。二战后西方雇佣劳动阶级的数量和质量都在提高，受教育的水平也有所提高，劳动技能趋于高级化，蓝领工人急剧减少，即使是普通的白领工人也在减少，而掌握高新科技的知识型工人数量迅速增加。随着高级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的涌现，还出现了“金领工人”，使就业层次多元化。还有学者认为，中产阶层的迅速崛起是二战后资本主义发生的一种突出现象，它使资产阶级的统治更为稳定。也有学者认为，根据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原理，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不存在中产阶级化的发展趋势。‎ ‎ 四是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管理体制方面的变化。二战后西方的垄断资本与国家政权相结合，对国民经济进行着全面的干预和调节。也有学者认为，二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对自由放任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规范和限制，也就是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自我调节，或者建立和发展一定比重的国有经济；或者通过财政、货币、收入等经济政策的运用，对市场运行进行干预；或者通过在国家主导下建立和完善防止垄断、促进竞争的制度等方法，对市场制度进行干预；或者对分配进行干预，建立社会福利制度。‎ ‎39 世界多极化问题 ‎ 1．基本概念 ‎ 有学者认为世界多极化主要是指政治多极化，但也有人反对这种观点，认为多极化不能称作政治多极化，离开了经济、军事、科技、文化等要素，也就形不成“极”。如若把多极化归之于政治多极化，那么中国现在就堪称世界上的“一极”，因为中国是一个政治影响十分重大的国家。可是，从我国目前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等条件来衡量，还不能说是“一极”。如若仅从政治角度考虑问题，那么作为经济大国而不是政治大国的日本，在世界多极化格局中就没有它的地位了。如若仅从政治角度来衡量多极化，那么西欧和美国就可以纳入这一政治力量中心的范畴，而事实上，法国、德国等西欧大国与美国在世界多极化问题上存在着矛盾和分歧。再说，世界多极化的前景是多极世界，政治多极化的前景岂不成了多极政治？不能为了与经济全球化提法相对应，便以词害意，将世界多极化改称政治多极化。‎ ‎ 在旧的世界格局被打破、新的世界格局最终定型之间，有一个较长的过渡期。在这个过渡期中，多极化进程有时快速，有时缓慢，带有曲折性。‎ ‎ 2．多极化的历史根源 ‎ 近代以来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物质力量以及与之相伴的一整套观念和价值系统给世界多极化进程注入了崭新内容。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使得世界各地不同的观念和文化前所未有地活跃起来，实际上从来就没有一种观念、一种思想或一种文化能够长期地影响和支配整个世界。不同观念、不同思想和不同文化的交流互补、兼收并蓄始终是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的普遍规律。近代的西方民族国家，包括英国、法国、西班牙、奥地利、德国和美国以及其他国家，在西方文明内构成了一个多极的国际体系。虽然这期间英国一度称霸世界，但很快受到德国、美国等国家的挑战。多极格局一直维持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风起云涌的亚、非、拉地区民族解放运动增加了多极化进程的主体性力量，同时也给单极霸权准备了对抗力量。非殖民化进程一是改变了欧洲中心的文明发展格局，使世界的各种文明有了合法的地位；二是将主权平等的观念扩展至整个世界，建构了现代的国际社会体系。‎ ‎ 从世界格局的历史演变来看，在相对短暂的时期内，可能出现单极格局，但很快有其他国家追赶上来，因此没有绝对的单极世界。相反，多极体系和多极化时期占据了主流。‎ ‎ 3．经济全球化与多极化的关系 ‎ ‎ ‎ 当代世界的整体发展贯穿着两条线索：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区域化，世界格局的多极化。从表面上看，经济全球化与多极化似乎是相矛盾的，经济全球化是将世界整合在一起，多极化似乎是一个分散过程。对此，有学者指出，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区域化有利于推进多极化。因为多极化需要与之相应的经济基础，这个基础就是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物质力量和科学技术。‎ ‎ 首先，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区域经济一体化成为潮流，世界经济呈“三极”发展趋势，这在政治上是有利于多极而不利于单极的。区域经济一体化不仅仅是为了经济合作，而且往往也包含着民族国家为解决共同政治问题以及适应全球化带来的激烈竞争而进行的合作。从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的互动关系来看，多极化进程刺激了区域集团化的发展，反过来区域集团化又增强了区域性力量，为其形成和巩固世界多极中一极的地位提供了物质条件。欧洲联盟是一个典型的事例，欧盟的崛起对美国企图建立和维护单极霸权的努力形成重要的牵制和制约，从而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不断向前发展。‎ ‎ 其次，经济全球化的效应和发展不平衡规律的共同作用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实现跨越式发展。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发展中国家经济的持续增长，特别是东亚和东南亚经济的持续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发展中国家的力量，使国际政治力量对比有可能发生不利于美国单极霸权的根本性逆转。中国作为非西方新兴大国，其和平崛起是世界格局多极化的重要标志。‎ ‎ 迄今为止，国家是国际关系中最主要的行为主体，是经济上的独立体。从长远来看，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必将推动全球经济一体化，带动政治全球化的发展。‎ ‎40 非传统安全问题 ‎ “非传统安全”，又称“新的安全威胁”，指的是人类社会过去没有遇到或很少见过的安全威胁。具体地说，是指近些年逐渐突出的、发生在战场之外的安全威胁。‎ ‎ 这一概念大体上是在20世纪70年代初“罗马俱乐部”报告面世后逐渐萌生、冷战结束后的近十余年得到强化的。当时，欧洲的一批知名学者、工程师和科学家发表了《增长的极限》、《人类处于转折点》等著名报告，率先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概念，预警了人类社会面临的某些非军事性灾难（如生态退化带来的灾变）。两极对抗格局的终结，一方面使国际社会遭受全面军事对抗和整体毁灭的可能性大大下降，另一方面使过去不太引人注目的新安全威胁受到重视。非传统安全问题的突出，还直接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有关。严格地讲，非传统安全中的多数实例并非始于今日，譬如说，恐怖主义古已有之，国际冲突则一直与国际体系相伴，生态污染更直接与近代以来的工业化相关。但是，经济全球化时代的特殊环境和条件，如新的全球性贸易和人员往来、各种信息传播手段的改进、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国际法和国际规范的强化等，使得这些对人类正常活动和国际社会正常交往的威胁变得日益严重，有些看上去甚至逼近失控的边缘。‎ ‎ 非传统安全类型很多，人们比较熟悉的典型事例有：超大型油轮严重泄漏的事件和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等难以挽回的生态污染，亚洲、拉美以及俄罗斯近些年先后爆发的金融危机，少数电脑黑客近几年制造的跨国性网络攻击事件，影响巨大的某些国际恐怖主义袭击（如“9·11”事件和巴厘岛爆炸事件），一些国家内部矛盾诱发的地区冲突和国际干涉以及艾滋病等疾病的传播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有时甚至可以造成比传统的战争破坏更可怕的灾难。‎ ‎ 非传统安全威胁有一些新的特征：首先，它们杀伤力强大且带有突发性，其形态、边界和活动规律往往难以确定，使追踪和应对它们的努力变得相当困难。与传统的国家安全威胁相比，其次，它们发生的形态及蔓延的层次更加复杂多样。这些威胁既可以针对国家和政府，也可能瞄准社会和个人，还可能带来邻国区域的动荡和全球性的不安；为了对付这些威胁，不能不更多借助于多边机制的努力和国际社会的参与，包括多种非政府组织和跨领域、跨学科力量的加入。再次，多半不是发生在国家之间，而更多植根于社会体制、发作于国家内部，有着深刻的体制性、结构性根源，譬如是对南北世界日益悬殊的经济差距的惩罚，是对旧的发展模式和政治安排的惩罚，甚至是对落后的饮食习惯和生活方式的某种惩罚。从国际关系角度观察，某些非传统安全的肆虐，不仅引发社会危机和政府失信，危及民众生命财产和国家间贸易，而且孕育出一些新的冲突源并导致国际关系新的紧张；在某种意义上，一些非传统安全威胁是对现存的不合理、不公正的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的特殊惩罚。‎ ‎ 以往，人们在看待传统安全时，更多考虑的是国家整体的安危，比如保障国家在国际组织中的发言权，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防范外敌入侵，增加国家整体的国内生产总值和贸易比重等；现在，谈论安全问题的趋势是：既要讲整体和全局的国家安全，又不能忽视社会某些局部的安全利益和个人的个体安全；既要对安全利益实行传统的国家式保护，又要对安全利益实行更加广泛的国际关注，以及保证国内社会不同领域不同层面的参与。基于此，非传统安全的动向是，既要站在自身国家利益的立场上，又要适当从国际社会全局考虑，倡导共同安全观的建立和合作安全方式的推进，其中，人的安全是所有安全问题的核心。‎